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

在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融合研究的理论基础上,根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1990-2011年22年的产业数据和GDP的数据,考察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事实,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自1990年以来,上合组织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一是技术进步,经济生产能力得到改善,不同部门增长速度不同,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二是人均收入上升,引起需求结构变化,也带动了产业结构的演化.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要素禀赋各异,与此相匹配的产业结构有较大的差异.从上合组织成员国三个产业的贡献率及其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其产业结构变化也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体现出“结构红利”的动态关系.     

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20年

上海合作组织是在两个多边协议——"上海五国"成员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信任的协定》(1996年)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1997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是两份对亚洲大陆而言具有完全创新意义的文件。而上合组织本身也成为政治创新的推动者:2007年签署的《上合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成为欧亚地区第一个此类多边法律文件,它标志着基于"上海精神"原则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正在形成新的品质。"上海精神"如今与万隆精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一起,在国际政治语汇体系中稳固地占有一席之地。上合组织不会转变为军事集团,这一点至关重要。上合组织所在地区是经济贸易互利合作的巨大平台,是实施涵盖几乎所有经济部门联合项目的巨大场域。上合组织经受住了新冠病毒的考验——成员国高度团结,积极互助,与其他一些多边组织成员国不同,上合组织各国并没有采取所谓"各尽所能,自己救自己"的做法。总的来说,上合组织几乎在所有领域开展了合作或建立起了联系:科学和技术、贸易和投资、交通、农业、文化和艺术、旅游、健康和体育、青年和妇女交流、展览会、艺术节,等等。上合组织已经成为一个多方位的合作机制,而这是由其宪章即章程确定的。     

上海合作组织建立成员国间冲突调解机制初探

区域性国际组织在地区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它们对本地区冲突管理的贡献上。上海合作组织基于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原则,对域内重大突发事件与成员国间的频繁冲突,均采取不介入姿态。但吸纳印度与巴基斯坦后,成员国间冲突的复杂性和强度显著升高,这将对组织的正常运行造成严重干扰,也对中国在组织内外的战略利益和"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制约,上合组织合理管控成员国间冲突势在必行。本文梳理各大区域性组织积极调解冲突的实践与成果,分析上合组织调解成员国间冲突的内部需求和对中国的战略利好,并总结国内外学界的相关观点,认为上合组织调解冲突是必要且迫切的。通过提炼上合组织调解冲突的五大优势和三重障碍,认为调解具有理论和制度上的可行性。在坚持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前提下,上合组织应创建以预防冲突、控制风险为目标的成员国间冲突调解机制,力争将冲突的频率、烈度及对组织的冲击维持在较低水平,为组织的长远发展保驾护航,中国则应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毒品贸易与上海合作组织:前景与矛盾

从上合组织所在中亚地区的有组织毒品贸易的视角看,全球化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如何日益成为影响上合组织的重要因素。通过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反毒品贸易政策上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的分析,认为反毒品问题是中亚地区第四股恶势力,应成为上合组织发展的优先方向,反之可能对其构成不良后果。为此,上合组织应采取加强边境安全与海关检查、澄清上合组织以及其他与其优先方向类似的地区多边机构关系等措施。     

当代国际局势与上合组织的角色变化——哈萨克斯坦的视角

本文从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定位出发,分析上合组织20年发展历程,就上合组织在协调国际关系和中亚地区关系中的作用提出个人见解。本文分析了上合组织主要成员国的定位和扩容的意义,并就上合组织战略转型方向提出建议。     

国家身份视角下蒙古国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

国家身份构建影响国家对特定国际组织的认同,而且在与国际组织的互动中,国家身份(预期)面临被弱化或强化的趋势,影响国家对国际组织认同的变化,进而影响其与特定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冷战结束以来,蒙古国在个体身份、角色身份和类属身份方面,均致力于重构国家身份。对国家新身份内容与意义稳定性的珍视,影响蒙古国对上合组织认同水平的提高,进而导致蒙古国与上合组织之间的关系长期未取得突破性进展。首先,蒙古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个体身份上的显著差异,制约了其对上合组织的认同水平;其次,相对于邻国和"第三邻国"的角色身份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使蒙古国与上合组织保持适当的距离;再次,蒙古国对自身民主国家类属身份面临弱化的担忧,成为阻碍其对上合组织认同水平提升的深层次原因。上合组织扩员后,蒙古国持"积极参与,缩小距离"的态度,尝试增进与上合组织的关系。     

上海合作组织的新发展：开创地区主义的“上合模式”

在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新时期，上合组织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开创了一种新型发展模式——“上合模式”。明确这种模式的核心特征、发掘该模式生成的内在动力，对整体把握上合组织的新发展、推动该组织行稳致远有所裨益。文章通过结合地区主义及其他相关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上合组织的新发展已成为全球地区主义实践的一个典型案例，开创了地区主义的“上合模式”。“上合模式”的核心特征有三：践行“反霸权、制度化”的“国家主义”理念；遵循“大国引领、中小国平等决定”的“开放外溢”路径；拓展“以中亚为核心区、周边为重要延伸”的“跨地区合作”定位。“上合模式”在理念践行、路径遵循和地区定位方面均表现出超越“欧盟模式”“东盟模式”“北约模式”的新特征。“理念践行”培育集体认同、“中俄引领”构筑新型伙伴关系网络、“对外开放”强化地区代表性，这些蕴含着“上合模式”生成的内在动力，同时也隐含着上合组织的发展动力。     

俄罗斯加入WTO对其与独联体国家及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加入WTO可能对俄罗斯进出口贸易、产业发展和未来的经济走向带来的影响,梳理了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上合组织成员国尤其是中国在经贸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关系,总结了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上合组织成员国发展经贸关系的特点,重点探讨了乌克兰危机对前苏联国家以及中俄区域经济合作关系的影响,明确指出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联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因为中俄两国与中亚都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双方共同发展与中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上合组织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作用与路径选择

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创新区域合作模式,实现中国周边外交转型升级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基于"上海精神"与"丝路精神"的高度契合,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上合组织的良性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作为中国、俄罗斯与中亚国家间最重要的合作平台,上合组织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提供了诸如政治安全保障、区域经济合作平台与人文合作机制等重要公共物品。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所蕴藏的合作潜力有助于扩员后的上合组织整合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利益需求,提升组织的凝聚力与竞争力。但上合组织现有的区域经济合作水平与配套措施还不足以有效地支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持续深入推进。因此,上合组织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组织定位,通过推动成员国之间的战略协调与政策沟通,提升公共物品供给水平与塑造组织认同等路径来实现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有效对接。     

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投资与外交相似度——基于联合国投票的量化分析

海外投资逐渐成为大国提升区域影响力、树立负责任形象的政策工具。在中国成为全球主要的海外投资国之际,本文利用中国海外投资追踪数据库和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海外投资对双边外交相似度的影响。结果显示,伴随中国对各成员国投资额的增长,与相关国家的外交相似度显著提升,中国海外投资有助于成员国之间建立更和谐的政治关系。随后,基于投资主体和行业的异质性检验发现,国企和私企投资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相比之下,国企投资对于双边外交相似度产生了更强的推动力;中国对各成员国所进行的经济溢出效应更大的基础设施投资,更有助于降低双边外交政策的分歧,而资源型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扩展性分析进一步显示,中国国际政治影响力对海外投资与双边外交相似度之间的相关性发挥了调节作用。中国国际政治地位的提升,有助于推动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更加良性的政经互动。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的学理与政治分析

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第十三次峰会的召开,以及俄罗斯就该组织的扩员问题发表官方看法后,上合的扩员问题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文章旨在对上合扩员进行学理和政治分析,前者重在比较上合扩员可能带来的收益与成本;后者则主要讨论上合成员国、尤其是俄罗斯与中国在上合定位以及扩员方面的差异。通过考察发现,上合扩员的成本超出了其收益,而且俄罗斯与中国在扩员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可以预计,上合在近期内不太可能实现扩员。在此背景下,上合需要加强组织内部的机制建设,同时着重处理成员国之间存在的分歧、项目实施存在的资金缺口以及工作人员缺乏相应的工作经验等问题,以保障上合的健康发展。     

服务业成韩国经济短板

韩国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攻城掠地,所向披靡,而服务业则相形见绌。在全球经济体中,韩国算是一个中等发达的经济体。近年,韩国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了1万亿美元,人均GDP突破2万美元大关。作为典型的     

美国与上海合作组织:认知、关系和未来

本文在阅读美国智库研究报告、学者论著及美国政府官方文件的基础上,考察了美国政府对上海合作组织的认知、政策及前景。文章认为,美国对上合组织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从漠视到怀疑、重视的过程,其转折点是2005年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美国对上合组织的政策也随之进行了一定的调整。美国国内主流观点认为,美国必须与上合组织积极接触、对话,防止它成为俄罗斯和中国主导中亚的工具。本文认为,客观上讲,由于美国与上合组织的关系直接影响双方在中亚的利益,因此双方有进行良性互动的必要;而双方在中亚的利益交汇也为良性互动提供了可能性。     

读家

热点A中国2021年中国经济"成绩单"出炉1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初步核算,202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1436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1%,两年平均增长5.1%,人均GDP为1.25万美元,已超过世界人均水平。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2021年我国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印尼利用外资发展石油工业的政策

截至1993年元月1日止,印度尼西亚拥有石油探明储量79,164万吨,天然气探明储量18,222亿立方米。1992年生产原油6,850万吨,天然气约400亿立方米。该国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在亚洲的唯一成员国,所产的液化天然气在世界上占第一位。1992年,该国出口原油约4,530万吨,获取外汇收入57亿美元;出口液化天然气2,200万吨(约264亿立方米),获外汇收入40亿美元。该国所产的未纳斯原油,其质量相当于我国的大庆原油,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尤其在日本石油市场上是抢手货。     

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的理念基础与转型

上海合作组织是欧亚地区重要的多边安全组织，在传统安全威胁并未消失的形势下，上合还要面对全球化进程带来的非传统安全的多重影响。国际社会安全体系出现新的特征，要求上舍组织必须在已有的安全合作精神的基础上，实现合作的理念创新和转型。本文总结上合组织互信机制的基础和安全合作理念的基本因素，强调安全合作转型必须以“上海精神”为重...     

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阶段及前景分析——基于组织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

塔什干峰会后,随着上合组织扩员进程的正式开启,上合组织的发展阶段及前景问题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文章基于组织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认为上合组织的发展会经历创立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蜕变期四个阶段,在此过程中,上合组织的组织职能、机制建设、组织规模和合作内容将不断趋于稳定和深化。在现阶段,上合组织仍处于成长期,虽然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障碍和困境,但总体来说,具有很大的发展机遇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因此,上合组织有必要通过加强组织协调、增强组织认同、提高行为能力、发展对外合作等途径来促进自身的良性持续发展。     

成就巨大,前景灿烂

首先,我想感谢会议的组织者和上合组织首任秘书长张德广先生.能够受邀在上合组织成立10周年的前夜,参与到此次在上合组织的发源地——上海举行的代表论坛中,我感到十分荣幸.     

韩国学研究的佳作──《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介

韩国是与我国隔海相望的近邻，与我国有数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汉文化与韩文化之间相互渗透与影响，已达到血脉相通的程度。“少小离家”到中国留学并高中进士的新罗时期的崔致远，不仅留有传诵千古的汉诗，“老大回”国后，对韩国后世的影响及其受尊崇的地位竟与孔孟比肩。韩国的国土不及我国的江苏省。韩国的人口仅是我国人口的二十七分之一。但韩国经济的发展是惊人的：1954年，韩国的GNP仅为15亿美元，人均GDP不过69美元。到了亚洲金融风波前的1995年，韩国的GNP已高达4517亿美元，同1954年相比，增长了300倍；人均GDP为10076美元…     

欧元区成员国的财政溢出效应分析

在货币政策统一而财政政策分散的欧元区内,成员国面对非对称冲击时往往会通过增加政府支出等措施来刺激经济。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否起到了刺激本国经济的作用?对欧元区内其他成员国有无影响?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使用贸易关联矩阵构建了一个包含11个成员国的欧元区GVAR模型,并基于这些国家1990年一季度至2012年四季度的数据对成员国的财政溢出效应进行检验。通过分析各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对单个成员国以及欧元区整体政府支出冲击的脉冲响应结果,发现部分成员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增加本国产出的同时对其他国家产生了负面影响;若多个成员国同时增加政府支出,将导致各国GDP普遍下降。因此,有必要对成员国的财政政策进行有效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