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吃黑”交织诈骗行为及主从犯的认定

在电信诈骗类型案件中,赃款转移人是构成诈骗罪共犯,还是单独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核心在于上述人员在帮助取款、转移赃款时是否与诈骗分子事前存在通谋。事前通谋的认定,在于帮助赃款转移人与上游诈骗分子通谋的时间节点是在诈骗既遂前参与通谋才有成立诈骗共犯的余地。至于行为人帮助取款主观上系为了赚取费用还是其他动机,均不影响事前与诈骗分子通谋,按诈骗罪共犯的认定。在赃款转移人存在“黑吃黑”情形中,如果事前通谋系虚构事实,应独立对赃款转移人以诈骗罪认定,此时不属于从犯。     

为电信诈骗犯罪提供银行卡的刑事认定

为电信诈骗犯罪提供银行卡的行为较电信诈骗取款人的刑事责任更为复杂,应从行为人的主观明知、参与时间节点、上游诈骗是否需要达到犯罪程度等分别考量;区分是单纯的提供银行卡,还是兼具转账、套现、取现等分别认定.在法律适用时,基于刑法对信息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单独规定,应优先适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同时构成时则应坚持择一重罪处罚原则;诈骗犯罪既遂后加入且存在掩饰隐瞒行为的,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应为补充性罪名.没有证据证明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而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含套件)的,评价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教义学分析 共犯从属性原则的坚守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系堵截性罪名，其设立并非对传统共犯评价模式的否定，而仅仅是对无法按照总则中共犯规定但又有处罚必要的网络帮助行为所做的类型化的应对。在性质上，本罪属于刑法分则规定的特殊帮助犯，而非共犯行为的正犯化。本罪的成立，仅要求被帮助对象(正犯)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即可(限制从属性说)。依据因果共犯论，在“一对多”型共同犯罪的场合，应对各个正犯的违法的量予以累加，并据此判断是否达到可罚的违法程度。本罪中的“帮助”,不仅指直接的帮助，也包括间接的帮助(帮助的帮助)。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电信诈骗、开设赌场等犯罪而提供帮助的，属于上游网络犯罪的帮助犯与本罪的竞合，应从一重罪处断。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系在他人犯罪既遂之后对其赃物的处置，而非对本犯实施的实行行为进行协力或加功(即非事前或者事中的帮助),与违法结果之间不具有因果性，因而不能与本犯形成共犯关系。     

电信诈骗犯罪取款行为的定性研究

电信诈骗犯罪已成近年高发型犯罪,帮助取款人作为其犯罪链条中最后一步,协助电信诈骗实施者转移与处置赃款。但现行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帮助取款人取款行为的性质,致使司法实践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为准确认定取款行为的性质,从客观要素角度,应当识别取款行为是否与电信诈骗实行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取款人何时参与电信诈骗犯罪以及电信诈骗犯罪何时既遂;从主观要素角度,应当识别帮助取款人是否明知电信诈骗犯罪以及是否与电信诈骗实施者事前通谋。准确识别以上要素后,再结合共谋共同正犯理论与帮助犯理论,认定取款行为的性质。     

帮助转移赃款时截留卡内资金构成诈骗罪

<正>【裁判要旨】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与他人事先通谋,提供本人名下银行卡接收、转移赃款时将卡内部分资金占有己有,该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对行为人帮助接收、转移赃款的行为与截留卡内资金的行为,应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诈骗罪数罪并罚。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疑难问题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理解和适用存在不少争议。对"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明知"认定,可以采用推定明知的方式来认定行为人应当知道的主观心理态度。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成立是否要以被帮助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不要求帮助对象构成犯罪,但须严格达到帮助对象人数众多或帮助行为情节严重的标准。在帮助对象构成犯罪外,对帮助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需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只有在造成严重后果且行为人未在其业务范围内尽相应注意义务,才可定罪。帮助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构成共同犯罪的,应以行为人与被帮助者有无事前通谋为界定标准。若行为人与被帮助者有事先通谋的,应对行为人直接以被帮助者所实施的罪行的共犯进行定罪处罚;而行为人与被帮助者事先没有通谋的,要具体情况具体处理。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再探讨

“共犯的正犯化”以对正犯与共犯采取区分制为前提,帮助行为成立犯罪若不以正犯的存在为前提,则是共犯的正犯化,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因以正犯的存在为前提,故不可能是共犯的正犯化。行为的危害性大、能被独立定罪,以及刑法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规定了独立罪状与法定刑等,都不是共犯正犯化的根据;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也并非共犯正犯化的法律依据。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论处的案件之所以多,主要是因为司法机关误解共犯的成立条件、错误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未运用想象竞合原理,以及为了减轻对正犯的证明责任,导致将大量诈骗等罪的共犯认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只有在抽象的认识错误、正犯的犯罪性质未能查明等场合,才可能对相关帮助行为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论处;在所谓“一对多”的场合,若各被帮助者的行为没有达到罪量要求,则帮助者的行为也不成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从立法论上说,废除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或许是良策。     

帮助取款行为的诈骗共犯归责误区及其匡正

针对电信网络诈骗中帮助取款行为，实践中存在“罪名定性以诈骗罪共犯为主”“电信网络诈骗共犯无需具有犯意联络”“电信网络诈骗共犯都是从犯”三大归责误区。目前亟待匡正此类行为的诈骗共犯归责进路。具体而言，首先，应当确立此类行为的定性逻辑为独立犯罪认定优先，诈骗罪共犯认定居后。其次，在归责标准上，帮助取款人的主观明知是决定其行为定性的关键。应当基于功能性因果关系论，以取款人的犯罪参与规范时点及其身份类型、行为分工，判断其行为时是否认识到自己与他人正在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最后，通过取款人的组织身份及其主观认识，判断其是否为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员，亦或在实现诈骗犯罪中起到了重要或关键作用，以界定其在诈骗共犯中的主从犯地位。     

网络犯罪中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辨析

<正>司法实践中，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案件量大幅上升，但因两者的区分标准不统一，出现了司法适用上的混乱，有必要予以辨析。在办理网络犯罪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因同样作为下游犯罪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提供资金账户、提供支付结算帮助等行为上有相同之处，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认定疑难北大核心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一种"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现象而不仅是量刑规则。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活动者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者有通谋时,仍应按相应共犯论处;在"单方明知"或"双方明知"的情形下,对帮助者均应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罪处罚。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行为人必须"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明知"的含义除包含"确实知道"外,对于"应当知道"应以"大于半数规则"作为限制标准。     

“跑分”洗钱行为的法律规制

“跑分”洗钱为电信网络诈骗、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搭建资金流通平台，社会危害性极大。“跑分”洗钱行为人借助新技术手段，故意规避现行法律规定，致使罪名适用存在诸多分歧，打击治理效果难以保证。对此，应灵活运用当前法律规制确立的各项原则，充分结合“跑分”洗钱行为实际和现实危害结果，在审查定性中，正确适用信息网络犯罪的共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更好实现对“跑分”团伙的有效震慑和打击，努力达成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有机统一。     

帮助取送快递一天就赚300元？这里面有名堂

<正>这样一种取快递、送快递的工作,一天300元包吃住,确实很有诱惑力。尝到了甜头的徐诚志不仅自己运送金条,还邀请了3名好友加入,一起运送金条取个快递也涉嫌犯罪？抱有侥幸心理的“90后”小伙徐诚志一直觉得,帮忙取快递赚点“跑腿费”不犯法,殊不知自己早已成为庞大电信网络诈骗中的一环……2023年2月11日,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检察院分别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诈骗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徐诚志等14人提起公诉。目前,此案尚未开庭。     

共犯行为的正犯化：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视角

共犯行为的正犯化是在正犯与共犯区分的基础上,在立法上将共犯行为规定为正犯,从而限缩共犯范围、扩张正犯范围的一种立法现象。在网络犯罪成为占据较大比重的特定情况下,正犯与共犯的关系从以往的一对一,转变为一对多,因而对传统的共犯对于正犯的从属性关系带来某种冲击。在这种背景下,共犯行为脱离正犯的制约,使之成为独立犯罪的立法例大有增加的趋势。共犯行为正犯化可以分为组织行为的正犯化、教唆行为的正犯化与帮助行为的正犯化等三种类型,其中,在网络犯罪的立法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例如我国刑法第287条之二规定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就是一个典型的立法例。本文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例,对信息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的正犯化进行了深入论述。     

浅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几个实务问题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依附于上游犯罪基础之上的下游罪名。上游犯罪不成立,犯罪、隐瞒犯罪所得罪也不应成立。行为人主观方面,可以法律推定明知,也可以事实推定明知,允许行为人作出合理解释。认定"以其它方式"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行为时,应该综合行为人主观是否"明知"、行为是否具有主动性、是否妨害了司法机关查处犯罪的正常司法活动三方面进行判断。     

共犯最小从属性说之再提倡——兼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性质

限制从属性说以正犯行为同时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作为共犯的成立前提,因而面临无法有效应对新型网络共同犯罪的危机。为解决这一危机,该说中有着眼于帮助对象必须是他人的"犯罪",主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只是"帮助犯的量刑规则"的,也有以刑法分则条文的定罪机能为根据,提出"帮助犯正犯化"说的。但是,共犯的违法性不从属于正犯,正犯合法之时共犯亦可能违法,正犯违法之时共犯亦可能合法,因而应采取最小从属性说。在该说看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属于独立罪名这一意义上,具有正犯性,而在只有为他人"犯罪"提供帮助才能成立犯罪这一意义上,又具有共犯性,因而是一种介于正犯与共犯之间的"混合归责模式"。这种理解虽然看似违反形式逻辑,但其恰恰是对刑法第287条之二的忠实解读,且完全符合司法解释主张原则上应从属于正犯犯罪,但在严格限制的前提下可以仅从属于正犯实行行为的态度。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教义学展开

犯罪参与网络化对共犯理论既提出了严峻挑战也提供了理论革新的契机。针对共犯理论与司法实践在规制网络不法帮助行为方面的乏力与困境，立法者增设了刑法第287条之二。应当承认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独立犯罪属性，网络犯罪帮助在网络犯罪产业链上的参与性不应作为肯认其共犯性的充分理据，避免继续以共犯教义学为指导阐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构成要件极强的涵摄性决定了本罪有两个基本面相，既属于网络刑法中的兜底性罪名，也有作为竞合性罪名的可能。对本罪犯罪构成不宜过分限缩解释，避免其适用面相过窄而出现法益保护乏力。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关联犯罪嫌疑人的退赔责任研究

<正>电诈犯罪,严重威胁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犯罪嫌疑人赔偿被害人损失是其应有的法律责任和义务。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以下简称“电诈”）的关联犯罪罪名很多,在实务中常见的上游犯罪有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非法经营罪等,下游犯罪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以下简称“掩隐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8月1日公布的《涉信息网络犯罪特点和趋势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显示,     

以购买经济适用房为名 小女子疯狂诈骗千万元

日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了一起以帮助购买经济适用房为名进行诈骗的案件。年仅25岁的北京女孩儿梁静因诈骗1240余万元被法院一审以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她的同案刘涛也因向梁静提供帮助而被法院以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梁静的男友王乐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     

收购野生动物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适用困境及立法完善

因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切断非法买卖野生动物交易链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立法解释,对明知是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予以收购的行为指引适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法规定。这属于立法中的法律拟制,客体主要是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制度。在实行"最严制度"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时代背景下,现行收购野生动物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司法解释存在诸多不足,亟待修改完善:一是本罪的成立不应以上游非法狩猎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二是对职业收购人、收购数量巨大、拒不交代上游非法狩猎行为人等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适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第二档法定刑;三是本罪罚金刑的幅度应当高于行政罚款。     

王某构成窝赃罪

本人认为王某应构成窝赃罪，其理由如下：1．非文章中设定的诈骗罪。诈骗罪的共同犯罪，其犯罪的主观方面是各诈骗行为人必须有共同诈骗的故意。而在该案例中，王某并无诈骗的故意，其事先并不知觉，对其行为（输发票）的本身是不可预测“诈骗”的终极结果的。如果仅以王某分得了8千元赃款的客观行为，而无视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是客观归罪。有人会认为是无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本人认为也不妥。因为在本案中，王某对自身的“撕走发票一套”的性质是不能预测到犯罪方面的，依照现行法律，非营利为他人私撕发票只是违法；其次，“撕发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