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谈民主视野下的结社自由与社团立法

商谈民主理论认为社会公众通过协商和对话参与决策能达致在公共问题上的共识并实现民主,同时强调社团等＂商谈性配置＂的关键作用。结社自由是＂商谈性配置＂发挥作用的法律基础和保障,其内涵反映了个人与社团实现该自由的具体方式和途径。我国目前在社团立法上存在着合法性与正当性方面的不足,因此,应当从转变立法指导思想、明确结社自由的权利属性、完善社团管理体制等方面加以解决。     

结社自由与社团立法——新中国民间组织立法文献的梳理与分析

本文系统地回顾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民间组织的管理,对有关社团立法及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指出了社团立法方面的成就与不足,对未来社团立法提出了建议。     

欧盟国家的社团立法:一个初步的介绍

欧盟国家的社团立法由宪法的公民结社权 ,民法的主体制度、财产权制度、治理制度 ,行政法的监管制度与税收优惠制度等构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体系。法律维护公民结社权 ,尊重公民在成立组织方面的自主性和选择性 ,保护社团的财产权 ,对社团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提供了一些制度化的机制和途径。由此 ,在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 ,在公民的结社自由和国家对社团的监管之间 ,建立了某种平衡 ,创造了一个相对宽和的社会环境     

问题与变革：宪法学视域中的中国社团立法

中国社团立法对于加强社团的登记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总体来讲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现行的社团立法在指导思想、法律位阶、双重管理体制、社团设立的法律制度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对结社自由限制过于严格。为了更有效地保障宪法的结社自由权利,维护社会秩序,需要对现行的社团立法进行变革,在结社自由的保障与限制之间实现平衡。     

结社自由与非法人社团制度

设立社团的基本权利 ,是结社自由的重要内容。设立社团法人的权利 ,是结社自由的很重要的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 ,社团有保持非法人组织形式的权利 ,无须为取得合法性而登记。有利的法律环境不仅允许非法人 (或不登记 )非营利组织的存在 ,还提供一定程度的法律保护这类组织。 1 989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承认非法人社会团体的合法地位。 1 998年条例禁止非法人社团的存在。本文试图在对 1 989年条例中的非法人社团制度反思、考察德国无权利能力社团和美国非营利非法人社团的法律规则基础上 ,探讨未登记社会团体在转型中国的地位以及建立结社自由理念下的我国非法人社团制度之障碍。     

立法论证与我国的立法民主

立法论证是一种在民主的政治制度中方能发挥其功能的立法活动.然而,我国当前的立法实践普遍将立法民主仅仅理解为民主作风.这种观念不仅与民主政治有着本质区别,更阻碍了对立法论证深刻价值的认识.     

结社自由:现代法治的意义追问

结社自由不仅仅是一项基本人权,而且是现代法治的体现和要求。我国虽然已经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团体的法律文件,但是至今没有一部实质性规范公民结社活动的实体性法律,公民的结社自由权无法得到充分的实现。本文通过分析结社自由的内涵以及实践情况,探求其在我国实现的途径。     

立法滞后原因浅析

纵观近些年来发生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社会管理悲剧事件,如＂孙志刚案＂、＂开胸验肺事件＂、＂酒后驾车交通事故＂等,正是在这些悲剧前赴后继的出现,一批与社会管理紧密相连的新发或者旧法的修订案也相继审议出台,还有一些正在加紧制定和审议中,立法活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但在这些悲剧发生之后如此频繁的立法和修法活动,也从另一面揭示了立法滞后的种种弊端。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便显得特别重要,尤其应引起立法部门的关注与反思。     

市民社会理论在社团立法中的地位

市民社会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在当代中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建设,就必须充分重视和发挥社团的组织和媒介功能.针对目前社团立法严重滞后于其发展的客观现实,本文认为,应该以市民社会理论为指导,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积极完善社团立法,为社团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新时期立法借鉴:成就与展望

积极而不盲目地汲取西方发达国家的立法成果,是改革开放２０ 年来中国法制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的一条重要经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立法借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把借鉴的重点放在公共权力制约和公民权利保障方面的法律上来,同时,必须充分研究我国法制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注重立法借鉴的有效性。     

重新认识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

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来源于苏维埃行政法实践,其属于社会主义法系模式,既不同于大陆法系模式,更不同于英美法系模式。这种立法模式的基本特点在于以国家管理机关为中心安排法律结构和法律位阶等级体系的模糊性。在当代中国,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应该进一步完善。首先,以组织法律来构建我国行政组织法律体系是必要的。其次,以宪法为指导,确立行政组织法律主义这一组织法治原则。再次,在既有法律基础上构建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最后,重视行政组织法与行政管理法或行政作用法的密切联系。     

行政立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及其现实启示

行政立法兼具行政和立法的双重性质,它以效率和民主为基本价值取向。民主和效率在行政立法中是统一的,它们既相互保障又相互促进。审视我国行政立法的理论和实践,应当确定民主价值取向的优先地位,以效益促效率,形成注重效益的效率观。建立并完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应成为其调整和改革的重点方向。     

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理论思考

参与式民主理论和民主行政理论的兴起是行政立法发生的理论背景;公众参与行政立法既直接构建了行政立法的正当性,又通过增强行政立法有效性的方式应验并强化行政立法的正当性;获得“正当性”的行政立法具有扩张性,若没有公民参与权的制约以及立法权、司法权的监督审查,不仅不会促进公民权利的保障,反而会挑战行政立法的合法性原则,侵犯公民权利。     

论行政立法中的沟通与协商

在行政立法中引入沟通与协商机制,既可以在理论层面上夯实行政立法的合法性基础,也可以在现实层面上指导建构行政立法的参与及监督机制。为充分体现行政立法的民主精神,使行政立法中的沟通与协商常态化,须在公开、参与、听证和协商等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自治与法治的协调统一——从长春亚泰案谈行政协会的性质与法律监督

经过二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 ,我国出现了如律协、足协、注册会计师协会等具有自治属性的社会组织 ;这些组织具有全体性、自治性和公权力性 ,承担着原由政府部门行使的管理职能 ,成为公共行政的主体。对这些组织既要予以法治监督 ,又要注意保护其行业自治权 ;在司法审查时 ,需要从设置诉前行政救济程序与合理限定司法审查范围等方面防止司法权过度介入其自治权。     

论技术理性与当代中国科技立法

在现代社会 ,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 ,应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既顺应技术发展潮流 ,吸纳技术发展成果 ,适时对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进行调整 ;同时又高度重视对人的存在价值的关怀 ,关注人的发展的长远利益。应当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科技立法的核心理念。     

我国地方性控烟立法研究

控烟立法被公认为是控制吸烟最有效、最直接的措施。然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全国性的统一控烟立法,已有的地方性控烟立法在内容上与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相比也存在较大的差距。着重研究我国现有的地方性控烟立法的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今后我国的控烟立法进行展望,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论政治文明中的权力制约

政治文明体现了人的自由的实现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人可以自主地对自己的信仰和行为作出自由选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文明集中反映在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制约,以遏制国家的集权专制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干预和对日益要求自主的私人领域的干涉。近现代世界政治文明的主要特征是民主与法治,其基本制度功能就是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制约。民主与法治不仅实现了对国家集权与专制的有效遏制,而且为国家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公正立法与立法公开

公正立法在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立法理念,在追求立法价值公正的同时,也追求立法程序的公正和立法结果的公正。公正的立法是在公正价值的指导下通过公正的程序而实现的。立法公开不仅是程序公正的组成部分,也是走向公正立法的重要途径。     

物权立法中七个疑难问题之我见

我国未来物权法,对于不动产登记簿的开放对象应当有所限制,但对于开放内容不应有所限制;物权人的返还原物请求权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应当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并应区分一般动产、准不动产、未登记不动产而规定不同的成立条件;在动产的转让人为无权处分而受让人为善意的情况下,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合同是否有效不应当以"无权处分"为条件,只有在转让合同无效的情形下,受让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才是依善意取得制度的取得,此时的取得是原始取得;在共同共有的情形下,原则上处分共有物应当经共有人全体一致同意,但应容有若干例外;不应当规定居住权;动产抵押的公示方式问题无法彻底解决,如果规定动产抵押,应当实行登记要件主义,适于烙印、打刻或贴标签的动产,应当采取烙印、打刻或贴标签的方式,其他无法解决公示方式的动产应当禁止抵押;主债权履行期届满后,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原则上不应当有一个时间限制,但抵押人非为债务人时可容有例外;在债务人不偿债时,抵押权人不能直接让抵押人交出抵押物,实现抵押权,但可以持抵押权登记簿副本直接申请法院拍卖抵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