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对公司的相机治理机制研究

在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今天，建立银行对公司的相机治理机制十分重要。它是一种公司的外部治理机制，能够形成对公司经营管理者的强有力的外在压力，是对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补充和纠正。笔者认为，应确立银行对公司的破产接管制度、银行监事、审计制度和股票代理权控制制度，并完善我国现行的主办行制度。     

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债权约束机制分析

债权以及与债权相伴随的破产机制 (包括清算和重组两种形式 )在企业的治理结构中能够起到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但是 ,由于我国国有企业的债权“软约束”状况 ,使得债权的治理功能并未有效发挥。本文在分析债权约束理论的基础上 ,分析如何强化我国的债权约束功能。一、债权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约束作用债权以及债权所伴随的破产机制 (包括清算和重组两种形式 )在企业的治理结构中能够起到重要而独特的作用。表现在 :(1)债务契约是对企业经营者的“硬约束”。对管理者的外部约束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即产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管理者市场。在我国…     

国有上市公司的控制特点与治理结构的完善

国有企业改制后上市的公司在形式上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 ,但从其控制特点看 ,却存在集团控制问题 ,因此 ,要从调整国有股的持股方式 ,对公司控制制度作出规范调整和改变上市公司的行政管理方式等方面采取措施 ,以建立起真正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     

公司治理结构与财务管理目标

公司治理结构不同,财务管理目标也会有较大的差异。我国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应结合本国国情,充分考虑转轨过程中的特定情况,建立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资本市场特点的公司治理模式,建立“以业务关联的企业法人交叉持股为核心,鼓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者共同持股,国家、其他企业法人、社会公众等参与持股,银行相机控制和机构投资者外部监督”的治理结构,与此相适应的财务管理目标应为相关利益最大化或公司价值最大化。     

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刍议

作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内部措施之一,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已形成一定规模,但还存在与监事会功能重叠、来源匮乏等问题。可以从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场等方面来健全和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使之真正发挥作用。     

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其关系新论

引进独立董事和健全监事会制度是实现上市公司内部权力制衡机制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在独立董事制度逐步推行的今天 ,我们不再需要质疑这一制度 ,而是要针对已经发现的弊端加以健全和完善。而发挥监事会的制衡作用 ,关键是要使监事会和监事的各项职权真正落到实处。在此基础上 ,处理好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关系 ,成为实现公司治理制衡机制的难点所在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我国上市公司很多是通过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而组建的 ,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结构存在着股权结构畸型、内部人控制严重、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缺乏良好的公司治理文化和健全的民事赔偿机制、用脚投票“失灵”等问题。要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的内外部治理结构 ,必须减持国有股 ,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完善规范的独立董事制度 ,建立完善的经营者评价与激励机制 ;健全民事赔偿机制等     

浅谈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

新《公司法》对国有独资公司的特别规定为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原则性的框架。在此框架下,需要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和建立健全其内在的治理机制。本文先概括了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的概况,以及出现的相关问题,然后从出资人组织（股东会）改组、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完善、经理人激励与约束的引导机制建设等方面探讨了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问题。     

商业贿赂的公司治理控制

将公司治理理论作用于反商业贿赂领域是一种全新视角下的防治手段,其价值取向在于充分运用公司组织结构的自身力量治理防范各种在商业活动中极易出现的商业贿赂.以公司治理结构与反商业贿赂行为在主体与整体目标要素的契合,通过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强化公司内部相关主体的诚信义务和问责机制以及建立与运用公司社会责任机制等从公司自身制度层面最大限度地治理商业贿赂.     

会计舞弊治理初探

会计舞弊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会计舞弊实际上就是相关自然人趋利行为的一种结果。要有效地治理会计舞弊:一方面减少舞弊的机会;另一方面减少舞弊的净收益。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加强社会监管,健全发现机制;加大舞弊成本,真正追究舞弊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     

城区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分割及其矫治——以北京市房山区治理创新实践为例

城区是城市基层治理改革的节点。我国城区社会在由管理向治理转型中,面临着治理空间、治理信息、权力体系、利益结构和文化愿景的碎片化困境。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房山区通过组团式发展、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构筑网格化信息管理平台等措施,对空间、权力、利益、文化、信息进行协调整合,逐步建立了具有高灵敏性、快回应性、广参与性的城区社会治理体系。与此同时,要通过有机整合、精准配权、理念创新来规避治理实践中的机械整合、模糊集权和治理内差等诱发的困境。     

替代还是互补：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对公共治理转型的一种回应

以＂整合还是分立＂、＂合作还是竞争＂为参量可以将公共治理分为整体性治理和分散性治理两种类型。整体性治理主张建立较少数量的大部门以强化合作,以此解决政府改革所引发的空心化和碎片化问题。分散性治理则认为只有建立更多较小的部门以强化专业性,才能在日益多样化的政府组织形式下保护公共利益,从而实现＂良好的治理＂。良好的治理需要超越非此即彼的逻辑,实现不同治理模式的整合。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下实现互补。     

基于公共治理理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治道变革研究

治理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兴起对我国的理论界和政府改革实践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政府重要职能之一的社会治安管理,我国提出和实施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在社会转型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也面临着治道变革的内在要求。这种治道变革首先要在人的思想观念和认识层面上把根植于中国计划经济背景下实质为综合"管制"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统一到现代治理理论的框架中来,然后才有可能在辩证否定政府或市场单一中心治理的基础上,实现多中心治理的治道变革。     

中国共产党选择依法执政方式必然性的三重论证

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在党的决议中提出坚持依法执政,这是我们党在转换执政方式上的重大而理性的抉择.依法执政范畴应从执政方式的概念和执政活动的过程进行综合阐释.对中国共产党选择依法执政方式必然性的解说,主要从执政合法性、执政规律经验和治国兴邦方略三个层面切入,然后分析论证选择依法执政方式符合执政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法治演进的核心...     

中小型家族企业对关系治理与契约治理选择的实证分析

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在中小型家族企业治理行为所占的成分有多大,决定了治理模式选择的问题。我们把治理模式分为弱关系弱契约治理、弱关系强契约治理、强关系弱契约治理、强关系强契约治理模式四种,在设定以上变量的基础上,我们以中小型家族企业老板作为调研对象进行了调研,利用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运动式治理的缘起、调适及新趋向探究

运动式治理是观察中国政府与政治独特运作逻辑的一把“金钥匙”,缘起于中国历史上的权威主义文化与帝国动员实践。在革命时代,权威主义文化得以再生延续,改革开放后,该文化也并没有彻底消散,而是以后权威主义文化形态继续存在。运动式治理与政府的过程学习之间一直在互相调适,随着政府的过程学习不断深入,运动式治理未来的发展趋向也呈现两种形态:或者融化在常规治理体系中,成为常规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者成为常规治理体系的凸状顽疾。在国家致力于治理现代化与治理能力提升的时代背景下,运动式治理是国家治理结构与内容中无法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规避运动式治理的诸多弊端,使运动式治理的优势充分彰显,未来实践容纳式治理、聚拢且构筑权威资源(法理型合法性)等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与探索。     

理念转变与党的执政能力提升

执政能力是一种流动的政治资源,其流向从根本上取决于对静态的执政资源的占有和开发。由传统的政治理念向治理理念转变,是现代政治学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并与党的执政能力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执政资源能否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执政理念能否得到真正的践行,关键在于执政党组织系统的开放程度及其制度化的水平。这是实现党的执政能力增量发展以及执政效能质化提升的基本进路。     

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变革:机遇与挑战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日益成为政府治理领域的焦点议题之一。作为一种技术和思维方式,大数据不仅给政府治理变革带来了重构组织结构、再造政府流程以及优化决策机制等诸多机遇,而且还对政府治理思维转变、能力提升以及“大数据适应型”政府的建立提出了更高要求。因而,为了建设大数据适应型政府,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与水平,政府部门必须进行治道变革,将转变治理理念、加强技术运用、完善制度供给以及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等新路径作为变革重心。     

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城中村治理的实践路径——基于武汉市一个城中村的实践调查

城中村在从“村”向“城”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城中村社会转型与治理需求复杂化是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产生的前提与基础。在原有集体土地产权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通过治理结构双轨化、治理策略弹性化与治理资源多样化运作,城中村治理呈现如下格局:集体主导的村治结构与社区治理结构并存;综合性治理与专业化治理互动;正式治理资源与非正式治理资源互补。这种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本质上是城乡两种治理要素、治理思维和治理机制的结合与互动,对于避免基层治理体制僵化、缓解转型期社会矛盾、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应辩证看待城乡二元结构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其在城中村治理中独特的体制资源优势。     

政府治理成本与公民满意:内在联系与成本控制

政府治理成本支出的高效化是政府治理的核心,也是公民满意的必要条件,而公民满意有利于政府治理成本的高效化,二者内在关系紧密。中国政府治理成本控制压力加大,政府治理有效性与公民需求存在一定差距,而广大人民对政府治理效能的期望不断提高,政府必须要树立善治理念,提高政府治理能力,遏制扩大治理成本的原始动机;树立人民至上的服务观念,科学决策和制定政策,遏制制度性成本;树立质量观念,不断提高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质量;树立公平与共享理念,充分发挥公共财政调节机制,健全政府成本会计体系,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提高政府治理成本支出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