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院调解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以日本法上的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机制为借鉴

我国的法院调解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曲折发展,时至今日再次受到了司法政策的强调和实践的重视。在法院系统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得以贯彻的过程中,法院调解产生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一水之隔的日本,与我国有着相同的重视调解的传统,日本法上也很早就有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制度,即由于法官的     

从ADR的角度浅谈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改革

本文从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的重要性入手,阐明我国诉讼调解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及基本方向:即向司法ADR转化并尝试将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相衔接,进而提出我国诉讼调解制度改革的建设性意见。旨在于克服现行司法中的弊端,重构一个符合现实需要的低成本、高效率、能以更加灵活的方式解决争议、化解当事人之间矛盾的调解体制。     

从国际诉讼和解动向看我国法院调解改革

当前国际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发展趋势是不断加强法官的职权作用。我国现有的法院调解制度本质而言与诉讼和解是一致的。以诉讼和解代替法院调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尚需认真研究。法院调解的改革方向应是改进和完善．而不是取消。     

论民事司法与调解关系的定位

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及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过程中,民事司法与调解之间的关系问题具有核心的地位。近年来,由于传统和现实两个方面的原因,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存在着诉外调解司法化和公权化、司法替代调解、大量调解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等有违制度基本原理的异化现象。我们应当在明晰司法与调解各自本质属性和功能定位的基础上,遵循解纷方式与纠纷类型相适应的原则,实现司法与调解关系的科学化。     

关于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民事司法改革运动蓬勃兴起,波澜壮阔.由于"正义"(justice)这一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极大的包容性,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含义,许多国家以"接近正义"(Access to Justice)作为其司法改革的主题、口号和旗帜.     

司法理性与司法国情:审判权功能之实证探究——以民事司法政策变迁为视角

关于审判权或司法的功能定位,向来众说纷纭,存在着"纠纷解决说"、"规则之治说"、"程序保障说"以及兼收并蓄的"多元论"等多种主张.[1]尽管如此,当前的研究,绝大多数或是偏重从规范的角度展开论述,或是仅停留于对司法实践和个案的经验描述,而缺乏宏观、整体的实证探究.     

论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

法院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制度,作为我国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由来已久,对调和民事纠纷、促进社会和谐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现行调解制度在实践中也日益显出其一些与现实不相适应的弊端。本文在分析现行法院调解制度存在的缺陷的基础上,提出通过构建调审分离、建立诉讼和解,来实现调解制度的完善。     

日本调解制度

<正>日本受中国法文化和法制度的影响,十分强调民事争议的非讼解决方式。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在日本有着悠久的历史,且深受民众的欢迎,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进行了整体性的司法改革,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发展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2004年12月,日本制定了《诉讼外纠纷解决程序     

浅谈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弊端与完善

调解是目前我国法院运用的最多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结案方式,从性质和效力不同的角度,调解可划分为诉讼调解(又叫法院调解)和非诉讼调解(主要有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法院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具特色的处理民事纠纷的传统方式,被西方国家誉之为"东方之花".它是指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就案件争议的问题进行协商,从而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法院调解有利于钝化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提高办案效率.但笔者在办理一些民事案件中,常常遇到以劝压调,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诱促调,违法送达等问题.这一制度在司法审判中产生诸多不适,需要加以完善和解决,下面笔者谈谈自己对法院调解的几点看法.     

德国民事调解制度的发展与启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兴起,调解作为其中最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各国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做法。德国作为大陆法系的典型代表,不仅拥有一套高效严密的法院审判体系,而且其民事调解制度也独具特色。本文在对德国民事调解制度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探讨调解制度发展演变的规律，对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我国人民调解制度提出建议。     

试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和谐诉讼理念下的法院调解制度

在和谐司法的大环境和和谐诉讼理念的指导下,本文针对法院调解制度本身存在的弊端,提出取消在调解制度中“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原则,建立调、审分离的审判机制,加强调解结果执行力的建议,使法院调解制度能更好地为现今社会服务.     

司法调解制度的创新与完善

司法调解，在纠纷解决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规定过于简单，案件调解结案率低。因此，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司法调解方法，提高案件调解率，切实案结事了成为迫切需求。     

试论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完善措施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民事调解制度因其在实现社会稳定方面的独特功能而得到新的认可,但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民事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势在必行。为此,必须认真总结丰富的调解实践经验,从实行调审适度分离,尊重当事人处分权,建立当事人主义的调解模式,注意与人民调解相衔接等多方面入手,建立顺应当今社会需要的民事调解制度。     

论诉讼调解与公证的介入协助——以诉讼调解制度改革为视角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一度淡化的调解被重新焕发了制度活力。在调解制度中开始建立引入社会力量的新机制．即设置协助调解和委托调解两种新模式。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和完善引入社会力量进行调解的工作机制。”正是在这种诉讼调解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法院之外的各种调解协助力量得到了高度重视和运用。公正作为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的有效法律方式，应积极介入到诉讼调解制度的改革发展当中．逐渐成长成为一种特殊的调解协助力量。     

民事小额诉讼与调解结合的系统思维与整体推进

民事小额诉讼制度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一大亮点,本文即从我国民事诉讼和小额速裁试点的现状出发,阐述了小额诉讼与调解结合的必要性;并且通过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提出了关于小额诉讼与调解结合的具体方式和人员配置方面的想法。     

司法调解与治理变革--以陕甘宁边区基层司法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司法调解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革命根据地调解制度,则是当代中国司法调解的主要渊源。革命根据地的调解,不止是一项司法制度或者新型司法制度中的一个环节,它实质上更是一种治理模式,辅助革命政策的推行。通过荣誉、身份等象征资本重塑调解人,不断将革命伦理、法制融入新型调解规则体系之中,中国共产党借助司法调解,较好地实现了革命根据地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有效消解了革命法制与社会旧俗之间的紧张关系,增进了普通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认同度。革命时期的调解尽管存在制度缺漏、行政导向等缺陷,但它对社会文化、习俗的娴熟运用,对社会组织、地方权威人物的组织吸纳,以及注重消弭社会冲突、维护邻里和睦的价值取向,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理变革在法治中的生动体现,也成为当下司法与社会治理可资取鉴的历史资源。     

诉讼与非诉讼程序衔接的若干问题——以《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切入点

近年来,我国人民法院积极承担了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构和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的使命。2009年,最高法院与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调解、仲裁等实务机构、社会团体和行业协会相互协作,制定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健全诉讼与非诉讼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     

论民事虚假调解案件的防范和规制途径——以一起虚假调解案件为例

民事调解本意在于通过当事人之间的互谅协商，确定彼此权利义务的一种友好解决民事争议和纠纷的方式。但近年来，利用调解的形式。骗取司法裁决，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虚假调解案件日益泛滥，极大亵渎了司法的尊严，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2013年新民事诉讼法明确了诚实信用原则，规定了虚假诉讼侵权将受到法律严惩，设立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对虚假调解案件的惩治迈出了重要步伐。但民事虚假调解案件的有力规制，还需要多角度出发、全方位防范、多渠道惩治。     

香港民事司法改革的启示

香港以其繁荣的经济、清廉的吏治、严明的法治而闻名于世,其民事司法制度在解决民事纠纷、保障民众权利、维护法治秩序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然而,法制是各种价值的权衡与妥协的产物,不仅难以做到面面俱到,而且可能因经济发展、情势变更而不合时宜,甚至引发矛盾,因此,法律制度亦须适应社会变迁而与时俱进,不断修订甚至进行重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