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伦理·精神——对中国古代刑法的价值分析

文章着眼于对中国古代刑事法律制度的价值探析，由古代刑法形成的历史、伦理和精神价值三层次展开论述，在历史价值层面评析了古代刑制具有的社会等级性、宗教性、厌诉性，在伦理价值层面阐述了刑制与道义人情、孝义亲情、宗族法则的融合，在精神价值层面分析了礼法关系变换的三个时期，即礼主法辅、礼辅法主、礼法贯通的三阶段。     

对礼治与德政的历史反思

不少文章将传统的“礼治”、“德治”归结为“人治”论,在批判“人治”的声浪中,否定了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积极因素。其实,德治要求的是“以德政治国”;而“礼治”更涵盖着“礼制”、“礼法”、“礼仪”、“礼貌”、“礼器”、“礼教”等不同层面的丰富内容,其“礼法”一层又包括刑名、法律、条例、禁令等。在这里,礼、法、刑、制等,原是统一的东西,都服务于“治”。论者离开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实际,片面解释德治、礼治问题,实在是一种人为的误解,应予澄清。     

貌离而神合:中国传统"礼治"与西方近代"法治"在法学价值上的契合

“礼治”是自西汉武帝之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基本治国方式,其主要特征是强调“德主刑辅”、“明德慎罚”和“礼法并用”。在一定程度上,“礼治”表现出尊重人的主体性及人的生命的人文主义特征和某种近代刑法原则的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开明君主时期的“礼治”,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法治”。“法治”在中国历史上不仅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减轻民众痛苦、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积极作用,而且因自身治国理政和刑制的独特优势在人类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复仇的法理问题研究——以中华法系为对象

法律中的复仇自简单社会的血族复仇承继、进化而来,随着古代法律的发展而逐步退隐。在中华法系的礼法体系中,复仇取得了"礼"与"律令"的双重存在。由于特殊的家产制社会所具有的血缘制性质、国家所有制的经济制度、家国一体的政体、以孝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特别是礼在中华法系中的"基础规范"性质,以礼为主要载体的复仇在中华法系中获得了顽强的生命力。由于礼的强势支撑,复仇在律令中虽然屡次被禁,但终清之世它一直存在。容纳复仇的礼法体系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高度不确定的工具体系,因此无法走到现代,更无缘法治。现代法律通常不规定本质上是自力救济的复仇,但是复仇的恢复性正义精神未灭,它实际上,也应该是裁判考量的重要情节。     

我国法律文化传统观念对当代依法行政的负面影响

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就是刑,法就是罚","礼法结合,引礼入法","皇权支配法律,行政权决定法律"等观念,应当深入分析、批判继承,特别要摒弃这些传统观念对我国依法行政的负面影响,促使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顺利进行.     

中国古代“慎刑”观与现代政治文明的暗合

"慎刑"观在中国法律史上源远流长,体现了传统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理念,是古代先民博大精深人文情怀在法律生活中的一个生动体现。"慎刑"观与现代社会的政治文明在精神诉求上具有暗合性的一面。梳理、挖掘古代法律中的"慎刑"观对当代法治社会、政治文明社会具有重要历史借鉴意义。     

古代中国法律文化的特点和当代立法思路

纵观中华法系的形成过程及内容来看 ,有以下几个独有的特征 :（一）以礼法结合为根本。中国古代的法最初形成于部族之间的征战 ,主要体现为“刑” ,因而 ,中国传统法律具有刑事性。在传统中 ,国家权力观念十分发达 ,血缘关系极为重要 ,形成了一种家国一体化的宗法体制。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法律调整追求一种和谐的状态 ,平平和和 ,在家族的和谐、和气状态中保持国家的平和稳定。所以 ,法与礼结合了起来 ,“尊尊”、“亲亲”的立法原则强调出来 ,中国法律便走上了一条从氏族到宗教家族再到国家的集团本位道路 ,突出强调的是集团性、家族性…     

从中外几项法律制度分析我国古代人治社会的形成

中国古代是维护宗法等级的工具，规定各种特权；在刑事司法制度上把“礼”规定在“刑”里，行政司法不分，在诉讼制度上轻诉讼，重伦理；在审理依据上兼顾天理、国法、人情多元化。     

中国传统法文化对现代法制的影响及启示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是中华法律文明的成长与跃进过程。传统法文化对现代法制建设的影响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传统法制文化与现代法制存在冲突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是与现代文明相背离的,它对法律现代化进程的制约,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法律受到政治的制约。在中国古代,政治和法律的关系在形式上是为礼和刑的关系,“德主刑辅”、“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礼被认为是核心和基础,法是手段,是辅助性的,法律只是治民的工具。近代中国的法制改革,事实上走上了一条实证主义的…     

孔子教化的法思想价值探析

教化思想是孔子重要的法律思想。孔子通过改造礼法,将仁者＂爱人＂与＂克己复礼＂合为一体,推行德主刑辅,预防为先,宽猛相济,维持和谐等方式达到礼法教化与和谐秩序的统一。文章通过对孔子教化的法思想进行梳理、分析,以期发掘法哲学思想的价值导向。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