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矛盾”与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

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制约中国发展和稳定的结构性矛盾已经显现,且与体制性问题相比较,社会结构问题更为根本。只有推进由体制性改革走向结构性的改革,才能有效破解中国发展目前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结合当代我国社会治理的实践反思,引入结构的视角,破解"结构性矛盾"已成为我国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和目标方向。通过社会资源的统筹和分配,规则制度的确立,不断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和谐有序。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城乡社会协同治理

城乡一体化既有别于"城镇化",又有别于"新型城镇化",更区别于城市化。基于城乡一体化的城乡社会协同治理,实现城乡社会平等性基础上的差异性治理,客观上要求在治理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进程中,尽可能做到优势互补、协同治理。无论是城市社会还是乡村社会,都要在城乡社会一体化历史进程中,接受政党、国家和政府治理,亦即在"受治理"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城乡社会从"分治"走向"协同"治理,直至未来城乡社会的"相互"治理。在城乡社会"互治"基础上的"受治理",从"分治"走向"协同"治理,并自觉顺应城乡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     

“社会治理社会化”论纲——超越技术逻辑的政治发展战略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中,"社会治理社会化"兼具现实与历史意义。它不但是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变化后治理工具的新选择,而且具备撬动"治理制度转型"与"学术话语转型"的深层意义。"社会治理社会化"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打破社会治理长期被少数部门掌握诠释权的局限,开启"成为引领全局工作话语"的机会窗口。系统勾画"社会治理社会化"的途径,一是推动"政治行为社会化处理",二是推动"行政行为社会化合作",三是推动"社会事务社会化自治"。"社会治理社会化"的支持条件包括:第一,理念革新:基于历史走向与现实发展要有"新时代"的理论认识;第二,顶层设计:基于"底层实践"的需求推进全局性的社会化改革;第三,社会增能:厚植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基础和文化基础;第四,机制优化:基于"社会需求导向"精准推进资源配置方式改革。     

看NGO何以参与社会治理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也同时进入了社会分化时期。社会已经出现广泛的利益分化与阶层多元化,代表各阶层利益的团体组织NGO的出现为社会治理①带来了新局面。一个稳定和优化的政治体制在能够满足人民依法有序的政治参与的同时,还应能够通过制度创新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的需求。同时"有限政府"的理念深入人心,这为NGO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有利环境,并且面对利益多元化,社会冲突不断增长,而很多小矛盾更会演变为群体性事件等一些问题,政府的刚性维稳手段明显不足,这些现实都倒逼社会管理方式的改革。从NGO何以能参与社会管理这一视角分析,得出社会治理多样化,是社会稳定的根本出路。     

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的现实挑战与对策研究——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

以"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型。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市海淀区社会组织工作实践,对社会组织发展建设提出对策如下:树立治理理念;深化管办分开;加快社会组织监管创新;创新工作机制,规范社会组织治理;提高社会组织工作能力;改进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矛盾治理的系统性创新及经验启示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现代化不同阶段的发展战略差异性,导致中国社会矛盾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直面社会矛盾"凸显期",在40年社会矛盾治理中注重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探索相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矛盾治理话语体系、矛盾治理理念、矛盾治理策略和方式、矛盾治理体制机制、矛盾治理目标等方面实现了系统性变革。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矛盾治理经验。     

疫情防控视角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社会治理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冠疫情防控暴露出我国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上的明显短板和不足。深入反思这些短板和不足,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五治融合",促进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优化治理结构,促进社会合作治理;运用大数据技术,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八社联动",打造有温度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或社会的事——来自太仓市“政社互动”先行实践的启示

社会需要治理并决定于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全能政府"时代,社会治理被视为只是政府的事,社会的地位与作用被忽略。随着治理理念的提出和不断深入人心,随着"政社互动"创新实践的先行与推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也不仅仅是社会的事,而是政府与社会共同的事。在"政社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政府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推进"互动",社会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互动",培育社会成长,推进社会自治。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执行关系,调动政府与社会两个积极性,通过社会自治保证有效社会治理是"政社互动"先行实践引出的有益启示。     

社会治理与新疆社会稳定刍议

当前,随着"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的新疆工作总指针的出台,为新时期的新疆工作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出发研究新疆的社会稳定问题,分析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对破解新疆维稳的难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从社会治理与新疆稳定问题入手,结合当前新疆维持社会稳定所面临的问题,建议如下:积极优化社会结构;继续实施民生建设,保护并改善下层民众生存的社会生态环境;保护和扩展社会流动渠道;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发育。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内在逻辑与推进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不仅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提速提供了基础性制度支撑、公共政策导引与内在动力支持,而且其日臻完善和成熟的理论体系,为揭示和诠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重要性与可行性提供了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及其传播体系的内在表达。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厘定、路线图及时间表的确定,为其实施路径提供了全新选择,这就是: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着眼点;以破解"五最"难题为抓手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以"四个精准"对接为效度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以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为动力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点;以治理考评结果运用为基准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加速点。     

新中国70年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的探索与创新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国内国际局势的发展,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研究应深入探讨我国社会稳定风险内容、形式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治理方式、方法和模式的变化。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压力管控型""应急维稳型""评估预警型"等三种类型。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代发展要求,结合我国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经验,为了更好地发扬我国现有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的优点和克服其不足,我国当前的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应从利益共享、政府信任和多方合作等三个方面加以创新,以构建一种"共享—信任—合作"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     

工会参与社会治理的困境与对策探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工会作为职工群体组成的进步群团组织,在社会治理进程中能够发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激发社会治理活力和优化社会治理方式的重要作用。在落实工会职能的具体过程中,工会陆续出现了覆盖面有待拓展、职能需要进一步落实、运转经费紧张等客观问题,应当着手从优化工会履职尽责法治环境、坚持工会改革方向、加强工会组织队伍建设、提升工会经费使用效能和创新工会工作方式等方面探索破解之策,推动工会多方位、高效率地参与社会治理。     

主持人语:基层治理现代化是时代之需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内容。我们都知道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导致不稳定,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基层治理面临着社会流动性增大、社会异质性增强、社会观念转变等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引起我们对基层治理问题的关注和重视。推进城乡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无疑对化解城乡社会融合问题、增强基层组织的领导力、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时代意义。     

地方政府反应性社会治理的逻辑

反应性社会治理,已经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非正式行为。反应性社会治理稳定存在和重复再生是地方政府所处制度环境的产物。制度化利益协调机制的匮乏、压力型体制的激励、政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的张力和信任社会资本的缺失共同促进了反应性社会治理的生成。同时,反应性社会治理有着广泛深厚的体制基础。反应性社会治理很大程度上是地方人大横向监督不力、政府机构条块分割以及"一把手"集权体制所导致的预期结果。频频出现的"维稳"和"闹大"显示出反应性社会治理的制度情境及其弊病,因而有必要提出一种可替代的社会治理模式,即"可持续型"社会治理模式。     

数字化改革视域下社会治理模式系统重构问题思考——基于浙江衢州市“三通一智(治)”的实践探索

以数字化改革推进社会治理是当下社会治理的热点。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道路上,浙江衢州市以数字化改革为动力,通过价值、职能、技术多维度重构,打造“三通一智(治)”平台,实现了行政型治理向服务型治理的转变,推动了社会治理服务供给的改革与创新。衢州市坚持党建引领为数字化社会治理改革的核心要义;创新、融合、赋能为数字化改革推进社会治理模式重构的选择路径;行政主导转向服务优先为数字化改革下社会治理模式提升效能的基本逻辑;社会“智治”回归到社会“自治”为社会治理的内在要义,从而推动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势必带来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变化。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来审视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可以清楚地看到,基层社会治理存在自治能力不足、依法治理理念不够深入、形式主义现象依然存在、行政化特征明显和多元共治机制不畅等问题。要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应该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制下,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的积极作用,发挥法治保障功能和科技支撑作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协同各方治理主体,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商治理模式,构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基于社会资本的地方治理何以可能

地方治理不仅仅要受外在显性因素的影响,还同其社会基础密不可分。因而,作为一种方兴未艾和具有现实生命力的理论和方法,社会资本理论可以成为地方治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但是,对社会资本之于地方治理的研究,不能三步并成两步走。忽略对社会资本对于地方治理重要价值的分析,而直接开出所谓的社会资本培育"药方",未必管用有效。社会资本对于地方治理的重要价值体现在三个层面:它为地方治理培育理性的参与主体、提供基本的运行机制、构建必备的参与网络。不过,在明晰社会资本之于地方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不能被所谓中国式的"社会资本"所误导。对于当前中国的地方治理而言,需要的不是"关系资本",而是需要崇尚信任、尊崇规范和注重公共参与网络的"社会资本"。     

数字技术支撑社会治理的逻辑机理、潜在风险及纾解路径

科技支撑是构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AI)、扩展现实(XR)等关键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为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提供了技术引擎和场景优势,掀起了一场数字化革命。数字技术融入经济社会生活的实践进展和互动关系,隐含着“技术鸿沟”“信息茧房”“信息孤岛”的治理风险,给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新的挑战。进入数字时代,持续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创新,需要在主体层面营造数字治理共同体;在价值层面共创社会公共价值;在制度层面统筹顶层设计改革;在机制层面赋能数字治理创新。     

“清风”亦是江湖事——民间文献《遏淫说》与社会养廉的本土方法论

广西玉林市福绵区《德香堂唐氏家谱》存录一则九百字的《遏淫说》,它仍可作为当代治理"十贪九色"之药石。藉此"戒色"规约,明清移民家族"福绵唐"在获取地方认同的进程中,强调"家族养廉",塑造出御史唐之夔、青田县令唐敬等著名廉官,既为玉林区域社会加注了清风元素,亦彰显出民间治理腐败的组织空间和传统机制。特别是,相较于历代官方打造的"红颜祸水论",《遏淫说》支持和维系了社会养廉的本土方法论。这一方法论的现代启示就是,建构"清廉社会"亟待有效扩大社会参与,而降落基层,考量传统社会组织(如家族等)及其"民间表达",最终实现社会养廉的"制度化",已是国家治理的必然环节。     

风险社会与风险治理——基于全球化视角分析

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最为突出最为重要的社会现象;成为认识当代社会和全球发展的基本语境。而全球化的重大后果之一就是使我们不可避免地进入风险社会。在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存在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在这样一个风险社会中当务之急是培育和建立风险治理的机制体制,形成风险治理的共识与合力,最终实现风险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