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抗虫棉专利技术现状的研究（续）

(接上期) (七)据IPC分类导入外源物质前三位的年度变化情况 从图7中可以看出,据IPC分类转基因抗虫棉的专利件数居于前三位的C12N(微生物或酶,其组合物等),A01H(新植物或获得新植物的方法)和A01N(生物杀虫剂及植物生长调节剂),在1997年以后获得的专利数量比1988年至1997年的十年间所获得的专利数量有大幅度的提高,从1988年到2002年经历了近15年的期间,涉及该三项IPC分类技术的发展过程也经历了10年缓慢发展阶段和5年快速上升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转基因抗虫棉专利技术发展有向这三项IPC分类上集中的趋势.     

美国基因专利权利用尽原则的适用与启示

专利用尽原则是专利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旨在限制专利权人过度干涉专利产品的售后使用。随着转基因种子等具有自体复制功能的技术或产品的出现与应用,专利技术的使用行为与专利产品的制造行为较难分辨,专利权用尽原则在这一领域的适用变得更为复杂。通过梳理专利权用尽原则在美国司法判例中的应用与发展,并就专利权用尽原则在转基因专利种子领域的应用展开讨论,以期对我国相关问题有所启示。     

论转基因技术专利悖论及其霸权与中国应对

无论是国外进口的转基因产品还是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产品,在我国的应用都越来越普遍。在转基因产品的背后,是一场关于专利的博弈和对决,在专利的背后,是各种跨国寡头与人民、政府的博弈。专利既可以促进创新,又可以抑制创新,面对极其特殊的转基因,我国应该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应对,针对转基因技术的特点,建立更加完备的专利体系,从而尽可能保证人民财产安全,平分利益和风险,促进我国科技长远发展。     

中国法律对转基因生物产品安全的管理历程

转基因生物产品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备受关注，关于其安全性的讨论也从未中断。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对转基因产品实行了不同于传统产品的安全管理和贸易模式。中国非常重视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工作，某些转基因技术，例如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抗虫棉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同时，中国也是转基因生物产品的进口大国。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法律对转基因生物产品安全的管理也必然有其自身的特点。本文通过回顾中国法律对转基因生物产品安全的管理历程，分析推动法律完善的动因和面临的挑战。     

专利技术图在企业专利战略中的具体应用

专利技术罔是搜集、整理和利用专利信息的重要工具,与专利管理图共同组成专利地图实现对专利信息的利用。所不同的是,专利管理图旨在了解某技术所处的发展阶段、该技术领域内的重要竞争国家、主要竞争公司的研发实力及该技术的热点申请领域等重要信息,以帮助企业掌握市场竞争状况,寻找商业机会等,其信息要素主要来自专利文献的著录项目。而专利技术图之目的旨在从技术层面了解某专利技术的扩散情况、以确立技术开发的方向、并避开竞争对手的“专利陷阱”等,有助于企业     

转基因植物的专利保护探讨

转基因植物在解决粮食、环境问题等方面起到重大的作用,具有重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意义,一些发达国家认为有必要用专利法来保护转基因植物。本文介绍了欧洲、美国、日本和中国对转基因植物保护的现状,分析了转基因植物的可专利性和用专利保护的可行性。通过分析,本文认为对转基因植物的专利保护从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是为了保护中国的利益,暂时还不应对转基因植物提供专利保护。     

植物品种的专利保护

由于植物是有生命的,传统的生物学方法很难保持重复性,因此,除了美国和日本1等少数国家外,很少有国家对植物提供专利保护.但是,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利用转基因技术创造出自己需要的任何动植物.对转基因植物的保护意义非常重大,但是,是否需要对其进行专利保护则给传统专利法带来了很大的难题.     

我国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法律保护问题研究—从技术视角到法律思维

随着现代基因技术的发展，转基因植物的专利保护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与焦点。转基因植物特殊的技术特征对现代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从转基因植物的技术视角入手，通过对比美国、欧盟和日本以及我国的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实践，具体考量转基因植物保护的利益博弈—新技术发展与社会公共安全、专利技术的垄断性与社会公共利益，进而初步构建转基因植物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法益衡平理念、具体制度设计和利益分享机制。     

数据库技术领域的专利地图研究

当前,对技术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可以从专利文献着手,专利文献包含了此技术领域的巨大的信息,基于数据库技术领域的研究,从专利地图的视角出发,制作出一些专利地图,可以给此行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专利分析与技术预见

专利分析法是指对有关的专利文献进行筛选、统计、分析,使之转化成可利用信息的方法。该方法建立在专利检索基础之上,对检索数据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提炼可利用信息。信息产业部自1999年以来,每年发布一次的《信息技术领域专利态势分析报告》就是采用了专利分析方法。运用专利分析方法,该报告展示了信息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授权以及发展情况,对该领域专利技术发展态势做出预测,并根据专利数据分析,发布预警信息,指引产业发展,对知识产权战略具有重要参考作用。技术预见是对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的远期未来进行系统的探索过程,其目的是选…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