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与完善:恶意补足年龄制度的本土化适用研究

面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的严峻态势和现有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法律体系的缺陷,《刑法修正案(十一)》因应时代、经验变迁中形成的未成年人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与固有生理年龄标准脱钩的现实境况,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在适用对象、范围、程序上的限制实为与本土现实、制度相协调。应处理好刑事责任年龄改革与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遇措施的关系,双管齐下,共同构筑体系化的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方案。     

浅析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之降低——对“大连女孩被害案”的刑法思考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有低龄化发展的趋向,从孩子到恶魔仅有一步之遥,未成年人实施极端恶性暴力事件让人胆寒,前有“十二岁少年杀母案”,一句“我杀的是我妈,又不是别人”让人惊心,现有“大连女孩被害案”掀起热议。诸多未成年恶性刑事案件频发不断警醒我们现有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漏洞和缺陷,因此需要以优化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为主、引入恶意补足年龄为辅,以此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干预机制。     

论触法未成年人的处遇与管教

目前,触法未成年人恶性案件的多发态势已经成为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的关键问题。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非解决触法未成年人问题的治本之策,应当以多元的视角区别看待触法未成年人。在全面审视现有触法未成年人处遇与管教措施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应当完善现有处遇与管教措施,构建限制人身自由措施单一化、社区性处遇措施多样化的触法未成年人保护处分措施。同时应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搭建二元化的未成年人司法处遇体系,从而破除触法未成年人一元化处遇与管教困境,有效应对触法未成年人恶性案件的多发态势。     

略论“恶意补足年龄”原则的本土化适用

低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一大难题,这表明随着社会发展,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在适用过程中暴露出了问题。英美法系国家恶意补足年龄原则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与可行性,因此,针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可移植该原则作为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补充。2020年底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做出了调整,调整后的制度与恶意补足年龄原则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研究

农村未成年人犯罪日益增长,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和农村"熟人社会"环境决定了它团伙犯罪与流窜作案的特征。与城市未成年人犯罪相比,犯罪的未成年人年龄、文化素质更低。目前侵财型犯罪居多,暴力犯罪与性犯罪日渐增多,犯罪类型逐渐有成年人犯罪的趋势。农村社会控制力弱化导致留守儿童犯罪成为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的重大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民政厅厅长罗宁:握指成拳 共同发力 为留守儿童撑起一片天

正2012年、2015年两件发生在贵州省毕节市的有关留守儿童的事件,使留守儿童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2016年2月4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这是我国第一份以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为切入点、系统性地明确未成年人保护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的国务院文件,是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大制度创     

父母教养、自我控制与未成年人犯罪的关系研究——以H省X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留守儿童为例

自迈克尔·戈特弗里德森与特拉维斯·赫希的自我控制理论提出以来,已有大量研究对此加以证实。然而,很少有人在犯罪学领域探讨父母教养、自我控制与未成年人犯罪三者之间的关系。父母教养以对子女行为的监督、对偏差行为的认知及对偏差行为的惩处为主要方式,影响未成年人的自我控制能力。毋庸置疑,自我控制能力低下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内在因素之一。为了进一步控制农村留守儿童犯罪,我们需要从父母教养入手,落实留守儿童的父母监护职责,改进父母的教养方式,同时通过抑制留守儿童的犯罪动机、增强其意志,来提高未成年人的自我控制能力。     

公安机关实施未成年人犯罪之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面对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增长、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现状,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率、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将刑事和解措施运用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中,对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有着积极作用。刑事和解制度在英美及欧洲大陆国家已广泛适用,其具有刑罚所无法达到的社会效果,我国目前的未成年人犯罪状况决定了我国具有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条件,合理设置和解程序,使刑事和解制度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留守儿童权益的法治保障

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农村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日益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留守儿童权益受侵犯现象不断发生,解决留守儿童权益保障问题迫在眉睫。农村留守儿童的受监护权、受教育权、人身权、发展权等法定权益实现不足,甚至受到侵害,保护现状堪忧。农村留守儿童权益受损或保障不足,既有现行法律规定难以落实的因素,也有城乡二元制度差异造成的影响,还有留守儿童法定监护人监护责任的缺位和社会保护机制的缺失等原因。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权益的法治保障,需要完善相关立法,特别是鼓励各个地方创新立法,加大对农村留守儿童权益的行政保护力度,加强针对留守儿童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司法制裁,增强全社会保护农村留守儿童权益的法治意识,发挥监护制度的约束作用和中小学校管教及保护功能。     

多重创伤经历与绝望感对农村留守与非留守儿童抑郁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江西赣县两所农村初中的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数据,研究了多重创伤经历和绝望感对农村留守与非留守儿童抑郁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抑郁发生率均高于平均水平,但是他们的抑郁发生率统计上并无显著差异。儿童期创伤、同伴欺凌侵害、师生关系伤害和绝望感可以显著预测非留守儿童的抑郁。儿童期创伤、师生关系伤害和绝望感可以显著预测留守儿童的抑郁。在儿童期创伤、同伴欺凌侵害、师生关系伤害和绝望感对抑郁的影响中,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均没有显著差异。因此,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抑郁问题值得同样关注。     

农村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与犯罪——以江西省某县为调查对象

近年来,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率不断攀升,引起了社会的密切关注。为了有效抑制和预防农村留守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找出其犯罪的原因是抑制和预防犯罪的重要前提。本文就农村未成年人犯罪情况对江西省某县进行了调研,根据调查结果发现农村未成年人的法律知识匮乏、法律意识非常淡薄。为预防和遏制农村未成年人犯罪,不仅要重视学校教育,还要重视家庭、社会等方面因素,同时采取各种措施普及农村未成年人的法律知识。     

我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酌定不起诉制度研究

未成年人酌定不起诉制度是矫正未成年人犯罪,使其尽快回归社会的有效制度之一。本文通过对未成年人酌定不起诉制度含义的阐述和对德国、日本和台湾地区有关制度的介绍,进一步提出我国应引入恢复性司法模式,设立不起诉调查程序,建立不起诉听证程序和建立帮教制度等对策建议,以期为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制度不起诉制度提供借鉴。     

社会极化：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根源

社会转型期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率急剧增长,其社会根源在于由于社会制度不公正、社会发展失衡所产生的社会极化。预防和控制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本途径在于改革社会制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城乡和谐。     

陕西省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制度建设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正近年来,陕西省民政部门开展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试点,推进了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同时也遇到了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上的一些问题。本文通过对陕西省未成年人保护试点工作的调查研究,提出完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制度的对策建议。一、陕西省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基本情况陕西省未成年人保护试点工作经过各方面的积极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建立了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体制构架和组织体系。目前,陕西     

关于我省农村留守儿童现状的调查与建议

农村留守儿童的基本状况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打工就业,留守在户籍所在地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年龄在十八周岁以下的农村儿童。据抽样调查,全省农村现有留守儿童135．3万人,约占全省未成年人总人数的8％。其中男性76．2万人,占留守儿童总人数的56．3％,女性59．1万人,占43．7％。     

社会管理创新引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向“整合模式”发展

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应当统筹考虑刑事政策和社会政策,我国长期推行的未成年人犯罪综合治理联动机制面临着社会管理创新的变革机遇,应当在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前提下,逐步引入《儿童发展纲要》所确立的"儿童利益优先原则"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向未成年人社会管理联动机制转变,实现增进权益和预防犯罪的双赢。未成年人犯罪综合治理联动机制向未成年人社会管理联动机制的转变,有利于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注入新理念、新动力和新方法,从而推动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朝着"整合模式"的方向健康发展,并进一步成为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突破口。     

构建涉案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机制的思考——以检察机关的社会调查权为例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是未成年人司法的基本方针,最大限度地降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批捕率、起诉率和监禁率是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具体表现。但涉案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机制的不完善却使得检察机关难以准确评估涉案未成年人的社会危险性,无法深入挖掘未成年人的犯罪根源,这不仅降低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的针对性,而且影响了涉案未成年人社会帮教的实际效果,导致未成年人再犯罪率居高不下。     

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司法保护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它在犯罪的成因与认定、刑罚的适用、诉讼的方式及犯罪的预防等方面都具有与成年人犯罪不同的特点,从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法律制度。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的几大特点来看,现行未成年人犯罪法律制度存在着诸多不尽完善的地方,而且也越来越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因此我们有必要加以重新审视,以进一步提高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水平,完善中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     

农村留守儿童犯罪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留守儿童"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它是新兴的中国社会文化的衍生词。留守儿童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特种群体,间接反映了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发展状况。全世界仅此中国有如此之现象,归根结底离不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体制的转型所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通过对留守儿童犯罪问题成因进行深入的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预防和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犯罪问题的对策建议,对于解决当前我国留守儿童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帮助未成年人“净身”回归——解读重庆市沙坪坝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模式

沙坪坝区检察院创新的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机制,对我国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制、审查逮捕程序正当化、刑事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广价值。在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沙区模式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教授陈瑞华给予如此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