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贫困生的自我解困及其能力分析

经济贫困、心理贫困、社会知识贫困、社会活动能力贫困构成了当前高校贫困生内外交困式的贫困结构。现行资助体系只是解决贫困生贫困的外部力量,自我解困能更深层次解决贫困问题,两种方式结合,才能彻底解决高校贫困生的贫困问题。自我解困能力主要由自我解困意识、自我解困的决策能力、自我解困的行动能力三个因素构成。     

治理高校贫困生"贫困循环"的新视角

高校贫困生因家庭经济困难造成难以获得优质教育资源,丧失发展能力的机会,自救能力差,进而在走入社会后再次陷入贫困的自我循环与代际循环.转变贫困生的贫困状态不仅是经济方面的问题,更需提升贫困生的实际能力.应积极为贫困生提供职业技能学习平台,建构贫困生就业支持网络,增强贫困生的社交能力消减其竞争弱势.     

论高校贫困生资助模式的伦理境界

根据资助主体投入的资助要素和资助客体的受益领域来划分,高校贫困生资助模式可以分为济困型、扶志型、强能型和“济困·扶志·强能”三维立体整合型的四种类型;这四种资助模式分别对应的伦理境界是:慈善、友善、义善和至善。     

初等教育学院贫困生心理健康状况与自我解困方式探讨

目的:了解初等教育学院贫困生的心理贫困现状与自我解困方式的关系。方法: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自编自我解困方式问卷对该群体的94名贫困生(按西部家庭平均月收入300元以下,月消费200元以下)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1)该群体的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精神病性、阳性项目数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尤以人际关系敏感、抑郁两因子分均值显著高于一般大学生;(2)贫困生的心理贫困状况与自我解困方式有密切关系,心理健康者积极的自我解困均值高于心理有问题者,消极应对方式则相反。讨论:寻求工具性与情感性的社会支持与支助是积极的解困方式,而贫困生较少使用这种解困方式,师范院校在大力建立资助贫困生的政策体系的同时,应尽快建立相应的情感性的社会支持系统。     

贫困变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女户主的证据

借助CHNS数据库定量分析女性贫困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女户主贫困家庭的份额逐年增加,并主要集中在农村;第二,非在婚状况、劳动力负担过大和家务劳动时间过多不利于女户主家庭分散贫困风险;第三,贫困状况随教育程度的提高,资产拥有量、补贴、汇款及馈赠品等其他收入的增加而呈现出递减的趋势;第四,女户主贫困家庭主要出现在失业、农民、渔民、猎人以及服务行业的群体中,表明职业的稳定性是女性反贫困的关键;第五,在其他影响女户主家庭贫困的众多因素中,住房和安全用水是重要因素,而健康影响不显著。据此,缓解女性贫困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受助贫困生感恩意识、主观幸福感水平分析及提升途径探索——基于武汉市某高校样本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武汉某高校受助贫困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当前受助贫困大学生的感恩意识和主观幸福感水平两者之间呈相关性。研究发现,受助贫困大学生总体感恩意识是积极正向的,女生的感恩水平显著高于男生,文科生的感恩水平显著高于理工科学生;受助贫困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农村家庭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城镇家庭学生;感恩意识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根据研究结果,可对高校受助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进一步的对策和建议。     

公示贫困生：是不是侵犯隐私

公示贫困生引争议　学校为家庭贫困的学生减免学费,本来是件好事.但前不久,福州二中从“阳光操作”的角度出发,在校内对享受学费减免的学生名单进行公示.这不仅引爆了部分贫困家庭“内战”的火药,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争议.1     

贫困学士先上岗：饮鸩止渴的国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 ,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改革开放 ,也二十来年了。贫困人口 ,在国语中还是一个高频率词 ;温饱问题 ,在国人中还未完全解决。救助贫困人民 ,是人民政府的天职 ,也是实践“三个代表”的表现。然而 ,在这个问题面前 ,有些人似乎有点儿不知所措 ,有病乱投医。近有贫困家庭的大学毕业生优先就业之措出台 ,就是其表现之一。贫困学士先上岗 ,实质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国策。其一 ,它是公平竞争原则的悖反。贫困家庭的大学毕业生优先就业 ,和救助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完成学业 ,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回事 ,有原则上的区别。救助贫困家庭的…     

贫困大学生充分就业的实现途径

高校贫困毕业生是就业的弱势群体,贫困大学生充分就业对于高校的健康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要实现贫困大学生的充分就业,国家应该在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高校在做好贫困生就业指导的基础上重点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从根本上提高贫困生的就业能力;学生个人也应认清就业形势,转变就业观念,确定合理的择业目标,保持良好的就业心态。只有三者共同努力,才能达到贫困生的充分就业。     

单亲贫困家庭救助机制研究

当前,城市贫困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低收入单亲家庭,而且随着单亲家庭的增多,这个比例还可能继续扩大。研究城市贫困问题,已离不开对城市单亲贫困家庭的研究。本课题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分析宁波市城市单亲贫困家庭现状、贫困原因以及现有救助机制的运作情况、实际效果,借鉴港台及发达国家在单亲贫困家庭救助方面的做法,对完善和发展单亲贫困家庭救助机制提出对策和建议,以便更好地发挥社会救助机制的作用,为单亲贫困家庭提供帮助,科学有效地解决城市贫困问题,把“社会安全网”织得更细、更密、更坚实。本课题的主要研究方法有问卷调查法、访谈…     

医疗与教育:城市贫困家庭最沉重的经济负担——来自哈尔滨市256户贫困家庭的调查

调查表明:残疾和疾病,是导致城市居民家庭贫困的第一原因。这种贫困是永久性贫困.这种家庭是脱贫无望的家庭,如果政府不施以救助,他们只能挣扎在越来越恶化的贫困之中。 此次调查以哈尔滨市近10万户贫困家庭为基本抽样框,采用分层随机等距抽样的方法,抽取了256户贫困家庭作为研究样本.并进行了结构性的入户访谈。调查结果不仅能够代表哈尔滨市的城市贫困家庭的生活状况,对于认识东北地区城市贫困问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积极制衡和消极制衡看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制衡主要包括两种方式,积极制衡和消极制衡,积极制衡包括积极军事制衡和积极非军事制衡。消极制衡包括消极军事制衡和消极非军事制衡。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一项综合性制衡战略,其中包括积极制衡和消极制衡两种方式。在中日钓鱼岛争端、南海争端、TPP问题上,美国采取这两种方式制衡中国的意图是明显的。中国对于美国的制衡应该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增强反制衡能力,着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土政策”：基层治理创新中的消极策略？——一项多案例的研究

目前学界对“土政策”的基本类型及生发情境未展开充分探讨,而且多将其解释为政策执行中的负面属性或消极行为。基于基层治理创新的语境范围,可以从“政策模糊性”和“创新绩效吸引力”这两个维度来建立“土政策”属性的分析框架;结合不同案例认识“土政策”,可将其归纳总结为因地制宜型、形式主义型、主动加码型及资源拼凑型四种基本类型。在基层治理创新情境下,探究其中蕴含的内在逻辑和作用机制,发现上级压力、同级竞争及社会环境共同构成了“土政策”的衍生情境。     

贫困大学生勤工助学的路径拓展

勤工助学是贫困大学生获得经济资助、摆脱物质贫困和提升综合素质、消除能力贫困的重要途径,助学加成才已成为高校贫困生勤工助学的本质内涵。只有实现由劳动服务型向智力专业型、自发分散型向团队合作型、校园内在型向社会外向型、福利资助型向市场开发型拓展,贫困大学生勤工助学的路子才会越走越宽。     

大学生贫困：分层与资助——对H大学贫困生资助工作的综合调查

对大学贫困生的资助是体现教育机会均等和社会公正的一项重要教育政策,本文通过对一所高校的调查,得出了目前大学生贫困的分层状况,认为生存型贫困、生活型贫困和发展型贫困应为大学生贫困的基本类型。在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出目前的贫困生资助工作存在申请随意和资源挤占的问题,并针对这一情况,提出目前高校贫困生的资助工作应向“分层资助”的模式转换的建议。     

把握群体性事件的新特点 提高危机处理能力

当前群体性事件的新特点当前,群体性事件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维权抗争引发的冲突,如2005年因环保问题引发的浙江东阳画水事件;二是社会纠纷,如     

提高职工对改革的心理承受力

<正> 胡乔平、阮在勇在《求实与创新》1992年第3期上撰文认为,认真研究分析职工对改革的心理状况,及时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重要的任务。文中认为,目前,企业职工对改革的看法大体有四种类型,即积极支持型、等待观望型、困惑不解型、抵触消极型。针对不同类型,各级领导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策。一、抓好一个关键。当前,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改革的领导,特别要加强干部管     

低收入群体的政治心态类型研究

研究低收入群体的政治心态类型至少涉及六项直接指标和五个背景要素,这些指标和要素又包含了许多不同层面和角度的具体问题。从这一纵横交叉的指标和要素坐标系来衡量低收入群体的政治心态,可以明确划分为积极的、较积极的、消极的和过激的四种类型,各类型也都有其特点和表征,并对社会和谐与政治安定形成不同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应得出几点明确结论。     

劳动力视角下深度贫困的生成逻辑及治理路径

厘清贫困问题生成逻辑是实施有效贫困治理的前提条件。如今在全国脱贫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少数深度贫困地区却因多种常规扶贫措施均无法奏效而陷入久扶不能脱贫的困境。在对陕西省L县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劳动力因素是导致深度贫困地区致(返)贫最普遍原因之一。据此,按劳动力自我发展意识与可行性能力两大根本属性在不同维度的排列组合,将其区分为生存性劳动力、非自愿生存性劳动力、发展性劳动力与潜在发展性劳动力四种基本类型,进而在"发展意识—可行性能力"这一分析框架下深刻剖析贫困问题生成逻辑。研究发现,劳动力因素对于家庭能否脱离贫困至关重要,生存性劳动力对于脱贫作用有限,脱离贫困主要依靠发展性劳动力,缺乏发展性劳动力则容易致(返)贫。基于此,未来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治理路径则应区分劳动力类型,在做好政策兜底的基础上聚焦于培育发展性劳动力,为脱贫攻坚提供根本动力保障。     

论服务型政府的行为限度——以公民基本权利为视角的初步尝试

从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的角度解释服务型政府的行为限度有一定的缺陷,以公民基本权利为视角的法学方法可以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为解决这一难题作出贡献。按传统的权利划分法,公民基本权利可分为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这两类权利为服务型政府的行为限度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政府对公民的消极权利应尽量尊重,行为以实现社会安定和公共利益为限;对公民的积极权利,应根据社会权利的性质和权利主体类型承担某些"即时实现"的义务,在深度上则以保护"人性尊严"为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