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法条适用的时间效力

我国刑法在溯及力上采取"从旧兼从轻"原则。对刑法修正案改变法定刑、改变罪名和法定刑、改变罪名和罪状、增加罪名等情形下的适用效力,均应按照"从旧兼从轻"原则选择适用刑法条文。刑法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依附于刑法,除具有立法性质的以外,其时间效力均应适用于刑法施行期间。对于新刑事诉讼法施行之前尚未办结的案件,一般应适用新刑事诉讼法继续办理,对当事人权利有所约束的除外。     

略论刑法司法解释基本原则

刑法司法解释是我国刑法司法实践的重要环节,是连接刑法立法和司法的桥梁与纽带.在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具有普遍的司法效力,如果解释不当则势必破坏刑法的价值,不利于保障人权.本文从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出发,阐述了我国有权解释机关应当坚持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和明确具体的刑法司法解释原则,确保我国刑法的正确统一实施,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权.     

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权配置体制现状及改革研究

我国刑法司法解释事实上存在着"多元一级"的体制,这造成了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及主体的混乱,有损我国司法适用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应该建立最高人民法院一元一级刑法司法解释体制,但考虑到我国的现实国情,可以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进行.     

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效力

《立法法》既规定我国的法律解释权专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又赋予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司法解释的权力,但没有明确司法解释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效力地位,使得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游离于整个法律体系之外。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这种效力不明确引发了大量问题,不仅无法完全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更是引发了法律规范适用的严重冲突。立法机关应规定最高法院制定司法解释在我国立法体系中的地位,对司法解释的效力加以明确,实现法律解释形式的规范化。     

浅析犯罪的基本特征——什么是犯罪与犯罪是什么

在刑法理论界对于何为犯罪的基本特征存在很大的争论,目前存在着二特征说、三特征说及四特征说。通过对不同学说的考察主体、视角与方法的研究可以揭示几种学说的关系,并且能从另外一个新的角度来考察犯罪的基本特征问题。     

论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刑法司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法治社会普遍接受的基本原则。应该在正确理解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的基础上,厘清罪刑法 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的关系,把握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司法解释的制约。     

成中英与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的“本体”比较研究

成中英先生是中国第三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其本体诠释学以中国的传统哲学中的本体和经传为基础,借鉴和吸收西方的学术理论发展起来。而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将古典诠释学、浪漫主义解释学、精神科学与现象学、本体论融会贯通,构筑起哲学诠释学。两人均是其理论的集大成者",本体"是两人理论构架中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两人关于本体的理论,进行比较,寻找出其理论的异同点。这同时也代表了中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异同。     

刑法公众认同的新倡导:从概念到实践意义

刑法公众认同,是指一国刑法时空效力所及范围内的大多数人即公众对刑法规范及其实践运行的正当性和效力性等的认可与赞同。主体广布性、社会共识性和相对稳定性分别构成了刑法公众认同的主体性特征、价值性特征和存在性特征,而且这些特征相辅相成和相互说明,刑法公众认同之本质即"价值共同"。通过型构对话型刑事话语系统、响应共治型社会管理模式和加强对刑法的信仰,刑法公众认同就会突显其在当下的重要实践意义。     

对我国“无权处分”合同有效性的探讨——评《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

2012年7月《合同法》司法解释三出台后,其第三条针对无权处分合同的规定使得对《合同法》第51条的讨论又显得具有必要性。我国学术界对无权处分的观点,主要有效力待定说、有效合同说两种,对两种观点进行分析,提出支持无权处分合同效力有效的观点。     

民法典中亲子关系的认定——以代孕为视角

《民法典》1073条吸收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2条,第一次在法律层面确定了亲子关系确定请求权,不再强调亲子鉴定在亲子关系认定中的特殊意义,但该规定仍难以解决代孕带来的亲子关系认定问题。我国采取禁止代孕立场,采用"二分法"原理,将代孕协议效力判断与代孕所生子女亲子关系认定相分离的做法值得肯定,但在对代孕所生子女亲子关系的认定存在立法空白。本文以代孕为视角,比较域外代孕相关立法,认为在我国禁止代孕的大背景下,代孕亲子关系确定还是必须要突破传统的"分娩说"和"基因说",加入委托父母在儿童利益判断标准的位置,认定代孕子女为婚生子女。     

涉黑犯罪四条标准的执法差异

我国刑法关于涉黑犯罪的条款,是在1997年刑法修改后新增加的罪名条款——第294条。在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在各地情况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出台了关于我国涉黑犯罪依法量刑的司法解释。其中重点规定了涉黑犯罪的四条标准,即是否称霸一方、是否存在严     

风险社会视角下刑法目的解释的立场定位与位阶选择全文替换

风险社会中,刑事立法的预防性转型与刑法体系的功能性发展,以及司法实践对刑事政策作为解释依据的过度依赖,致使刑法目的解释深陷适用立场混乱、适用位阶不明之困局,而现有解决方案研究视角单一,研究方向宽泛,难以有效处理上述问题。明晰立场和位阶是规范刑法目的解释现实适用、推进刑事立法与司法的体系性协调和前瞻性发展之重点。应当重视风险社会的观察视角,厘定风险社会只能有限推进刑法目的解释功能化发展的背景态势,在此基础上,明确刑法目的解释适用立场应是主观的客观解释论和关联刑法规范目的的实质解释论。同时确立其适用位阶应是在合目的性理念下,文义解释属于解释的起点,其他解释方法依照解释对象具体选择;在刑法规范的可能文义范畴内,需要适用目的解释且满足合宪性要领时,其具备效力决定性。     

新公共管理范式转换的哲学视角

从哲学视角透视新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历经了从封闭的本体论范式到方法论范式的转换,从非人格化到人格化的转换,从过程功利主义向结果功利主义的转换。在新公共管理范式的产生和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引起关注。     

存在的真理和存在者的真理--现代哲学的本体论复兴和近代哲学的本体论承诺

海德格尔对于存在的追问,奎因关于本体论承诺问题的论述,意味着本体论问题在现代哲学中的复兴,这也为我们重新理解近代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近代的认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它的本体论承诺基础之上的.近代哲学的各个流派都是从存在者出发去理解存在的.黑格尔通过将存在理解为理性化的生命,超越了近代哲学的本体论视域.奎因不是在黑格尔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进行思考的,他的本体论思想并没有超越近代哲学的视域.海德格尔则自觉到了自己和黑格尔的关系,并超越了近代哲学的视域.     

【2003】高检研发第2号文件法律效力研究

佛教协会工作人员受贿是否构成受贿罪的司法解释的效力问题,因无明确说明,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产生误解。根据法律的修订,司法机关要及时清理各种司法解释,以确保法律的准确适用。     

刑法追诉时效问题研究——从杨某故意伤害案是否过追诉时效说起

新旧刑法均规定追诉时效,但在追诉时效延长方面的规定却有不同.新刑法以及司法解释在追诉时效的规定方面也有相互矛盾的地方.笔者认为追诉时效延长制度的不同规定,导致某些个案在追诉时效适用方面产生歧义,从而无法准确、有效打击犯罪分子,为此,从理论上对有关规定分析研究.     

域外犯适用原则问题研究

刑事管辖权是刑法空间效力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基于主权所享有的对刑事犯罪进行定罪量刑的权力。尤其在域外犯的场合,国家主权的彰显尤为明显,与别国刑事管辖权的冲突也越发频繁。我国刑法空间效力的适用原则采折中主义,其中域外犯的规定主要体现为属人管辖原则、保护管辖原则和普遍管辖原则。我国对待域外犯的规定上有值得肯定之处,但也存在不完备的地方。     

职务侵占罪的法教义学新探——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针对职务侵占罪保护法益的检讨无法解决本罪所面临的在行为类型上的取舍难题,行为类型的争议会延续到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的理解之上。从个案判决反映出的司法实践对“综合手段说”的认同,与“单一行为说”所具有的说理优势形成的反差集中体现出刑法解释结论同实务之间的巨大分歧,而这正是由不恰当的司法解释人为制造的法律漏洞。重新提倡“综合手段说”,立足于实质立场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出适当修正应是更为可行的解释路径。应重新制定新的司法解释,在数额界定的细节上,职务侵占罪应当参照盗窃罪、诈骗罪而非贪污罪制定数额标准,适当提高入罪数额,升格处罚的数额标准与盗窃罪、诈骗罪保持基本均衡,并综合考虑司法实践中的个案数据。     

论共同过失犯罪

共同过失犯罪是否能够成立共同犯罪，在刑法理论界及司法界观点林立，纷争不已。在刑法理论界，存在肯定说、否定说以及区别说；司法界也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之司法判例实践。从理论与立法上对共同过失犯罪的概念、存在范围以及共同过失犯罪中“共同注意义务”如何界定等问题进行论述，则利于澄清上述问题并完善立法。     

对实践的科学诠释学分析

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科学哲学家逐渐意识到没有绝对独立的科学研究方法,科学普遍具有诠释学的特征,特别是科学诠释学的提出与建立,更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对科学进行重新定位与思考。实践的科学诠释学体现在科学观察与科学发现阶段及科学理论的生成中,还体现在语言的分析上。实践的科学诠释学具有以下特征:科学诠释学对综合理论与实践认识做出的双重分析,是分别建立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和诠释学的实践基础上的;从科学诠释学的角度出发来反思科学实践,科学实践是具有开放性、社会性特征;实践的科学诠释学有着广泛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