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欧盟对南高加索地区政策研究——政策演变、主要动因和影响要素

对于南高加索地区的国家来说,该地区丰富的石油储备和独特的地缘经济与地缘战略地位(作为沟通欧洲与亚洲运输走廊的角色),日益受到国际上主要大国和国际组织的关注,欧盟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冷战结束后欧盟制定了诸多政策项目,并对高加索地区国家提供人道和技术援助,但是欧盟对南高加索政策的发展和变迁,不仅取决于欧盟自身及其成员国对该地区局势的认知和理解,还受到国际层面(美俄、美伊的博弈)与地区层面(北约和难以构建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影响。所以,本文通过对欧盟的南高加索的政策演变进行梳理,分析了欧盟调整南高加索政策的主要动因,强调欧盟的政策除了要协调内部机构以及成员国之间分歧,还应该纳入到更为广泛的地缘视野中加以审视,并处理好与美、俄之间关系,兼顾美俄关系产生的影响。     

大高加索的危机与俄罗斯——"五日战争"之结果及影响

以俄罗斯与格鲁吉亚间的"五日战争"和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独立为标志,南高加索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倍受关注的热点地区之一.该地区三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领土已经沦为.了主要大国地政治和地经济竞争的舞台,俄罗斯的"维稳方案"、美国的"大中东战略"以及欧盟的"欧洲化"政策在此相互博弈.大高加索地区正在彻底地"国际化".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之间长期酝酿的冲突在2008年8月导致俄罗斯的深度卷入并升级为"五日战争",引发了俄罗斯从维持现状到公开支持分离政权的立场转变.这不仅从政治和法律上改变了独联体两个热点地区的面貌,改变了力量结构,还严重影响了整个欧亚地区民族一政治形势."五日战争"证明了共同规则、标准和准则已经失效,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体面临着设计世界秩序新模式的问题.梅德韦杰夫提出的新安全构想引发了不同观点和评论.促进有效合作,形成共同准则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与后苏联时代的地区分离冲突

高加索地区历来以民族众多、分布复杂著称,在不同时期发生过影响该地区乃至周边区域历史走向的重要事件。高加索地区特殊的自然、人文地理特点是该地区民族多样交织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发生在这里的历史往往带有鲜明的区域特征。"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的产生与发展,一方面是基于该地区极为复杂的民族分布状况,另一方面也直接与近代以来两次特殊的"窗口期"背景直接相关。不论是在俄罗斯帝国解体后出现的该组织的早期雏形,还是苏联末期再次登上历史舞台的其"继承"组织,都代表了高加索地区微小民族团结并谋求以共同体模式发展的尝试。但从主权国家的视角出发,此种带有"泛高加索主义"思想特点的实践,是对国家和地区安全的严峻挑战。可以预见,高加索的民族复杂性会因其他客观条件成熟而再次对地区局势产生重要影响。     

分离冲突的起源:基于国内外联动的视角——乌克兰与摩尔多瓦的配对比较

以往有关分离主义的研究将分离冲突视为国家内部权力主体之间矛盾激化的产物,难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地区爆发分离冲突而另一些地区并不存在,并且忽略了外部力量和次地区行为体之间的联动关系。本文认为,地区分离冲突受到两个变量的制约,即分离精英对当地的控制力以及外部支持力量。对分离地区进行有效控制的分离政治精英更容易进行社会动员,获取外部支持,与母国容易爆发冲突,外部力量则促成了分离冲突的升级。而对地方政治难以控制的分离精英则面临更多限制,分离冲突爆发可能性下降,且难以获得外部力量支持。本文选取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和加高兹地区,组建"案例集"进行比较,发现分离冲突爆发主要取决于分离精英能否控制地方政权,而外部干预容易推动分离冲突的升级,致使分离问题难以解决。     

欧洲安全秩序重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历史启示

冷战时期，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作为欧安组织前身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第一个成果，是美苏全球均势和欧洲权力斗争共同作用的产物。该文件强调“安全不可分割”，具有约束性、清晰性、全面性、对等性的特征，为东西方阵营提供了对话平台与行为准则，起到了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作用。冷战后，俄罗斯未能融入西方阵营，欧洲形成了分别以北约的欧洲部分和俄罗斯为中心的两个地区安全复合体。在全球和地区权力失衡的背景下，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背离“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推动北约东扩，导致欧洲安全结构丧失全面性、对等性与约束性，两个安全复合体非但难以融合，反而矛盾加剧，成为俄乌对抗不断升温的深层次背景。2022年2月24日爆发的俄乌冲突使欧洲安全陷入新一轮动荡，欧洲安全机制建设的任务更加紧迫。欧洲若想重建持久和平，构建共同、平衡、可持续的安全框架，不仅应重温赫尔辛基精神，更需要直面全球和地区权力政治的新现实、新趋势，构建新的权力平衡基础。     

主观性很重要——重新思考俄罗斯与西方关系

在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典型特征是情境性前后矛盾的重复出现,即立场的不对称变化以及与参与政策形成巨大反差的行为。这种不合逻辑的外交政策行为突出表现在2008年俄格冲突、北约东扩和美国计划在西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过程中。传统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以行为体为中心,都假设行为体的政策偏好不是易变的,所以对俄罗斯这种让人困惑的外交政策行为时缺乏解释力。外交政策受到行为体对世界的主观解读和情绪的影响。俄罗斯不被西方尊重的感觉导致了两者的冲突,俄罗斯的"愤怒"是不被尊重的感觉导致的情绪化判断,是为了显示自身的重要性而非起破坏作用。分析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主观性因素,为更好地理解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和分析的角度。     

论俄罗斯的政权安全

当前俄罗斯内政外交的核心事件是俄乌冲突。俄乌冲突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俄罗斯发展前景及国际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对乌克兰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是普京时代乃至俄罗斯历史上一个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选择。因俄乌冲突的持续，俄罗斯面临极大的外部压力，但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目标。无论是政治、经济、外交还是安全，俄罗斯都在经历苏联解体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和挑战。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对抗的尖锐化和俄乌冲突的长期化，为俄罗斯寻求政局稳定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考验。政权安全问题成为俄罗斯内政的重中之重，是俄罗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俄罗斯为确保自身的政权安全构建了三大体系：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公共权力体系；以文化主权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以防范非政府组织（NGO）为核心的社会管控体系。这样的政权安全建设基本维护了俄罗斯的政治稳定。     

当代俄罗斯移民政策透析

苏联的解体导致大量的难民、被遣返的俄罗斯族人涌入刚刚独立的俄罗斯,同时,90年代中期和进入新世纪以来,由波罗的海国家、中亚地区、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中国等人口稠密地区移入俄罗斯的劳动移民逐渐增多。移民随之也成为俄罗斯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之一。而在移民过程中,制度和政策是影响移民的一个核心因素。     

文明冲突论视野下的欧洲国家体制探源——读《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

《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形成》一书,依托文明冲突论、暴力-国家起源与社会权力理论,探索了欧洲现代国家体制形成的动因。作者伯克论证了文明冲突论的历史依据;同时将文明冲突理论与国家理论关联分析,论证了文明是历史发展中独立的行为体,基于认同的文明是冲突的起因;此外,他拓展国家概念,即国家不仅包括物质与制度要素,也将文化要素纳入其间。伯克的研究挑战现代国家形成理论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认为欧洲国家体制的起源是诸多伟大文明之间各种冲突碰撞的产物,这些冲突的影响向下施加作用并塑造出了各类的政治结构。但是伯克忽视了欧洲中心论的形成背景与条件,也没有提出如何化解民族主义语境下的文明冲突。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分离危机的再审视

本文旨在分析近年来西班牙加泰分离运动嵌入的制度环境,包括规范安排与运行现实。作为承担西班牙政治民主化使命的"改革宪法",西班牙1978年宪法提供的根本制度框架导致了国家权力纵向分配上的张力,从而使得中央和地方之间以及地方和地方之间存在权力竞争。非均衡的财税安排又致使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对国家中央政府产生不满。在欧债危机背景下,整个西班牙国家财税体系因宪法化的欧盟预算政策获得制度性集权,从而进一步挤压了加泰罗尼亚的财政自治空间。此外,西班牙宪法法院并未通过宪法判决在法理上有效遏制地区分离主义扩张,在加泰罗尼亚违宪独立系列案上的策略也存在可检讨之处。     

欧洲的边界在哪里--欧盟东扩与俄欧关系

欧洲边界问题实际是地缘政治和欧洲认同性问题.冷战后,中东欧国家的战略目标是"回归欧洲".欧盟的政治战略是推动和巩固中东欧国家的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在欧盟与俄罗斯之间构筑一条和平安全地带.俄罗斯与欧洲"融合"同"融入"欧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俄罗斯是一支与欧盟对等的独立力量.     

地缘政治博弈中的摩尔多瓦——兼议“德左”的走向

复杂的时空变迁和外部力量的政治博弈之下,摩尔多瓦在独立以后长期面临民族认同和国家身份定位、“德左”和加告兹地区分离主义、国家治理能力弱等问题。受俄乌冲突影响,“德左”以及摩尔多瓦的经济社会形势雪上加霜。西方基于摩尔多瓦地缘战略地位上升大幅增加战略投入,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也加强与摩尔多瓦的合作,促使摩政府采取激进的政策,加速推进罗马尼亚化和去俄化,加快与欧盟和北约合作的步伐,导致摩政府与“德左”当局的关系以及摩俄两国关系持续恶化,摩尔多瓦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地缘政治博弈的又一个“前哨”。俄罗斯、西方、乌克兰、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和“德左”各有利益诉求,摩尔多瓦以及“德左”的走向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预计短期内在俄乌对峙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在“德左”及摩俄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长期看这种风险呈现上升态势。     

欧盟对俄罗斯能源战略的安全化与安全化困境

冷战后,欧盟试图在其边缘建立包括能源生产国、过境国和消费国在内的能源大市场,实现“区域能源自给”。欧盟将俄罗斯视为“待帮助的改革对象”,致力于能源治理“规范性权力”的东扩。其间,欧盟对俄能源战略面临着安全化启动困境(安全化或非安全化),但非安全化占据上风。随着“规范性权力”东扩受阻,欧盟将俄罗斯确认为“存在性威胁”。在互动中,欧盟对俄能源战略出现明显的安全化互动困境(精英与大众、施动者与指涉对象),2022年俄乌冲突则加剧了这种困境。欧盟为此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对俄能源替代甚至脱钩战略,对俄能源战略安全化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欧盟对俄能源安全的实现,欧盟仍面临安全化的结果困境(安全的常态化或不安全的常态化)。     

俄罗斯联邦民族-国家建设与分离主义的消弭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在民族-国家建设中成效显著,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国家能力,而且解决国内分离问题,避免了国家失败和政治衰朽。俄罗斯境内分离主义的消弭,在于其领袖选择了成熟的民族-国家政策和策略。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家精英克服国家分裂的风险,建立起总统制和不对称联邦制,但面临着地区分立主义和车臣分离主义问题。历经两次车臣分离冲突之后,普京总统进行联邦制改革,把权力集中到了联邦中央;通过大国外交构建了俄罗斯现代认同;通过八月战争强化了俄罗斯政权的强力性。此后,通过干预乌克兰危机,极大提升了俄罗斯政权的民族性特质,再次巩固了俄罗斯民族-国家建设的成果。普京四任预示着其保守主义政策理念的延续,俄罗斯民族-国家强力建设的步伐不会停顿,但也意味着俄罗斯的民族-国家建设面临新一轮的挑战。     

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

文章对中国崛起背景下东亚格局的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在性质上改变了东亚格局的面貌,在东亚地区形成了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互分离的二元格局,该格局的形成是中国的经济崛起、美国的"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以及众多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一格局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东亚国家两面下注的政策。二元格局的存在,对东亚合作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地区内大国和重要行为体更多地把地区制度作为战略性工具来使用,使地区制度安排成为服务于权力竞争的手段。总体来说,东亚二元格局会在未来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持续,我们需要在这一前提下,探索东亚秩序的稳定持续与有效运作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东亚秩序的稳定和效率,需要中美探索共处之道的新形式。     

俄罗斯对华政策:驱动力和决策过程

分析俄对华政策需要把作为民族国家的"俄罗斯"分解成不同的行为体——拥有权力的参与者和各利益集团,从而准确理解其背后的复杂利益博弈。具体而言,俄罗斯可以在对华关系决策方面发挥关键影响的主要包括七类行为主体,即总统、文官集团、情报界、国企主管、经济寡头、军事—工业综合体的首席执行官集团和地区州长。以普京的个人偏好和观念为中心,俄罗斯的相关精英形成了复杂的对华决策互动机制。但整体而言,这些互动是混乱无序的,且不存在制度基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处理中国问题上俄罗斯缺乏一贯的战略。     

论地区与国家的相互塑造

本文以地区而不是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作为理解和解释国际政治与国家行为的概念基础,构建起一个地区与国家相互塑造的分析框架。透过这个框架,可以解释:地区对国家的地位与权力、认同与观念、政策与行为的塑造;与此同时,国家的相对权力及其变化、观念和政策及其转变还对地区体系和制度秩序的形成产生一定影响。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地区与融入其中的国家处于相互塑造的过程中。彼此从对方那里吸取不同的元素,并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进行重塑和改造。地区与国家之间存在基于过程选择的互动关系,它为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以及与亚太周边地区变化中的新关系提供了理论视角。     

欧盟扩大中的“歧视性差异化”——以东扩中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过渡性限制为例

欧盟的扩大进程产生了"歧视性差异化"现象,即在特定政策领域进行过渡性安排,对新成员国应享受的权利施加一定的限制。在东扩中,欧盟内部以及新老成员国之间围绕劳动力自由流动问题分歧不断。为了顺利完成扩大,欧盟对新成员国的劳动力自由流动设定了过渡性限制,形成"歧视性差异化"。扩大进程中产生的利益分配冲突是歧视性差异化产生的根源。在欧盟的具体政策领域,扩大对成员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从而引发利益分配冲突,导致成员国成为相对的"受益者"或"受损者"。为此,欧盟借助过渡性安排来限制新成员国的特定权利,以对扩大中的相对利益受损国进行补偿。过渡性限制是解决扩大中分歧的工具之一,但对欧盟也具有负面影响,不仅导致"歧视性成员国身份"的出现,而且进一步强化了欧盟的"差异性一体化"特征。     

联系权力:欧盟的权力性质及其权力战略

本文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理论范式有关欧盟权力的理论进行了批判性思考;在此基础上,对欧盟权力性质进行了新的解读,强调欧盟并不是一个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后现代行为体,而是通过将政治、经济、规范性的实力资源组合起来使用的"联系权力",形成了一种"联系性力量"。欧盟正是通过一系列的联系战略,尝试克服内部决策分散化和军事力量不足的先天缺陷,在对外谈判中策略性地将非军事力量转化为各领域的权力优势。在应对传统地缘政治挑战时,欧盟大量运用了"从财富到权力"、"从低级政治到高级政治"、"从规范到权力"的实力资源转换战略,以非军事领域的实力资源满足军事安全领域的权力需求,正走着一条不同于传统军事强权的权力政治之路。针对欧盟别具一格的"联系性权力",中国宜重视并逐步适应欧盟的联系权力,形成对欧盟全面协调的谈判战略。     

欧盟域外制裁范式转变的历时性考察

本文在系统考察联合国及欧盟自主性域外制裁案的基础上认为,欧盟半个多世纪的域外制裁实际经历了四种范式的转变,即罗德西亚范式、德黑兰范式、马尔维纳斯范式以及地平线范式。这四大范式虽然具有时空维度的交替性,但新范式的产生并未导致既有范式的消亡,其根源在于欧盟涉外行动长期面临的一个原生性难题,即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巨大的张力。一方面,欧盟本质上是一个区域性跨国家联盟,不像联合国那样具有规约域外行为体全球向度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事实上近似于1783—1787年美国涉外关系体现出的平等结构,权力重心落于邦联体系内的“国中之国”。有鉴于此,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合法性与有效性交互作用导致的双重困局都是欧盟域外制裁无法逾越的常态化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