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无限与芳香

在波德莱尔的作品中,文本比显而易见的爱情经验更为重要,这种爱情经验在阅读中呈现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肉体的毁灭性的(有人说是“虐待狂式的”)迷恋,另一方面是对理想的狂热崇拜,虽然这理想无法达到,但它是绝对的、必需的。情人波德莱尔、天主教徒波德莱尔、神秘主义者波德莱尔:这也许不是同一个人,然而却是一个建立在隐喻之上的完整文本。     

雨果的竞争者波德莱尔

雨果和波德莱尔是法国最著名的两位诗人。雨果的诗歌气势磅礴,雄伟壮丽,有如波涛翻滚的汪洋大海,好似天空轰鸣的雷声,又象进军的号角;波德莱尔的诗歌则精雕细凿,尖锐深刻,既如小巧玲珑的工艺品,又象炉火纯青的钢刀,刺到了人类尚未探测过的新领域;雨     

波德莱尔的应和论及其他

波德莱尔是一位创作伊始就具备了一套明确完整的理论的作家,《恶之花》仿佛一枚琢磨得玲珑剔透的钻石一样的在众多的平面上反映出他的诗歌理论的不同侧面。他并未写出系统的理论著作,他的思想和观点散见于大量的画评、书评、函札和诗篇之中。他的深刻、敏锐、准确和渊博,使他成为法国十九世纪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波德莱尔就是法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批评家”①或者“十九世纪最大的艺术批评家”.②     

论波德莱尔《腐尸》的风格与翻译

波德莱尔的《腐尸》以其独特的格律、新颖的内容、深刻的哲理、恶中发掘美的美学意识及其包含的现代性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然而由于翻译条件和翻译观念的不同而呈现出水平参差不齐的翻译作品,本文从众多译本中选出5个为例,解决哪一个译本更有价值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寻翻译波德莱尔诗歌的要点。     

戴望舒对波德莱尔的诗歌翻译

20世纪法国文学界(例如瓦莱里)对波德莱尔的新批评,从根本上奠定了波德莱尔的形象。在民国时期,继梁宗岱之后,戴望舒成功地过滤波德莱尔式的"颓废"和"恶"。戴望舒选译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24首诗,强调了波德莱尔的理想主义,并在译诗中极严谨地传达了波德莱尔诗歌质地和形式上的多重优美。     

论波德莱尔的《猫》(上)

雅布各森和列维—施特劳斯合作的《论波德莱尔的〈猫〉(原题《〈Les chats〉de CharlesBaudelarire》)一文,首次发表于1962年第2期《人类》杂志上,1973年被收入雅各布森著《诗学问题》一书。1977年托多罗夫从《诗学问题》中节选八篇文章,以《诗学的八个问题》为题出版,其中也包括了这篇文章,本文即据此译出。这是一篇较早出现的运用语言学理论对一篇诗的本文进行结构分析的典型文章。自它发表以来,西方文学研究界出现一系列类似的文章,如吕韦的《对一首法文诗:L.拉贝的十四行诗的结构分析》(1964),J.-C.舍瓦里郁的《对吉约姆·阿波里奈诗歌〈酒·罗丝梦达〉的分析》(1970)等等,其中都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启发和影响。这篇文章还被西方一些大学语言文学系科选为学习文学作品结构分析的范文。文学本文的结构分析,简单地说,就是从本文分解出一些小的构成因素,这些因素按类别分为不同的层次,然后寻找这些音素之间、层次之间的关系(如雅各布森所说的对等、平行等关系),也就是说,把分解开的这些因素重新进行“装配”。这种分析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那些关系,寻找本文的内在规律,探求文学本文的文学性,以便最终解决一篇文学信息或语言符号如何变成艺术品这个问题。正如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所说,分析是为了指出:“几个不同的层次是如何相互印证、相互补充或相互结合,而赋予诗歌一种绝对物的性质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主要从语法(句法、词法)、语义、音素和韵等层次对诗歌作了非常细致的分析。比如,对音素和韵的分析,显示出了诗的韵律特征及韵对于诗歌的前后连贯所起的重要作用;对语法、语义、音素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分析显露出诗中的一系列等同关系:学者和情人间的等同(通过猫这个中介),主人公描和情人、学者间的等同(因为他(它)们一样地伯冷和深居简出),猫和斯芬克斯间的等同(这个等同由于两个动词的分词形式发音的近似而得以实现,并且由于一系列近音词的连用而加强),同时也使人看到后面诗句对开头“情人和学者主题”的一种呼应(通过对猫的特征的描述);分析的结果还发现了各诗节对主人公猫的描述方式:前两节是对它作客观描绘,后两节是描写它的变形。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参照了同一诗人另外两首题为《猫》的诗和其他诗人的一些诗句,指出波德莱尔诗中“猫的形象是同女人的形象联系在一起”。这说明雅各布森的文学本文的结构分析并不排除对作品内容和主题的阐释,但很显然这种阐释在这篇文章中很不充分,而且与前面的分析有些脱节。这篇文章中的一系列分析,大体上是以雅各布森的语言学诗学理论为基础的。他的诗学理论中有一个基本观点,即“诗的功能是把选择轴的对策原则投到结合轴上”,就是说,诗的功能通过声音、形式和意思系列性的重复来实现,一般说来,这些因素只能结为体系。(见穆南G.Mounin)著《二十世纪语言学》第150页,法国Presses Universitaire 1972年版)雅各布森的选择轴和结合轴的区别相当于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关联关系与组合关系的区别,即语言中未出现成分与出现成分关系的区别。这篇分析文章所说的“‘情人,和‘学者,各自集中了一些关系项……男的情人是同女人有关联的,……学者同世界万物相关联……”,即基于这种观点。对于这种文学本文结构分析的意义和作用,雅各布森本人作了很好的说明:“对一首诗中的众多的词态和句法结构的选择、分布和相互关系进行不带偏见的,细心的,彻底的和全面的分析,分析者就会对自己的意外发现十分惊讶:鲜明的对称与反对称,平行结构,对等形式和强烈对应的巧妙的积累,最后还有对诗中的词法与句法成分的类别的严格限制。正是这种限制才使我们看到各构成部分之间巧妙的相互作用。”(转引自〈英〉杰弗森和罗比等人著《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第46页,湖南文艺出版社)雅各布森的分析方法尽管有不少缺陷和牵强之处,但我们不能否认,它为理解诗歌,尤其是富有象征意义和暗示性的现代诗歌,开辟了新的途径。     

苏联青年的住房问题与青年住房综合体

苏联的社会学家们经过调查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对大多数劳动人民来说,改善住房条件是在一系列物质生活要求中最迫切的要求之一……住房需求具有关键性质,它决定着一个人在日常生活许多方面的关系。”专家们作过统计:苏联有25%的工人、职员认为,“改善住房条件是比提高工资更重要的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因素。”青年,特别是年轻的家庭对住房需求更为急切。六七十年代以来,苏联的住房建设发展较快,现在已达到人均十四平方米。那么为什么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对住房依然求之     

苦闷的法国青年愤怒与绝望

那些徘徊于阴郁的郊市街头,游手好闲的年轻人,看来是群危险分子。如果谁迷路了,可别梦想找他们问路;除非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他们是不愿轻易搭理人的。这群小傢伙们自认是被社会抛弃的一代,对谁都失去了信任感。就拿艾马吕来说吧,他唯一的证书是法院鉴署的犯罪记录卡;十八岁因盗窃汽车罪被判刑,从此声名狼藉,倍遭歧视。警察当局有时还怀疑他犯有别的不法行为。     

苏联的青年家庭与人口问题

近年来苏联人口出生率出现上升。人口出生率从1980年的千分之18.3上升到1983年的千分之19.8,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从千分之9上升到千分之9.4。1983年的全国新生婴儿总数为539万2千人,达到1940年后婴儿出生年总数的最高峰。那么,高峰后面是什么呢?1960年出生人数是534万1千人,仅低于83年百分之一。但在这两个生育高峰之间隔着一条很深的鸿沟:67～69年平均每年出生数仅4百10万人,自70年代起人口出生率持续稳定增长,直至83年,而84年出生率重又降到规定限度以下。因而面临新的下降趋势。据专家预测,苏联人口出生率如果继续下降,那到下世纪二十年代将出现严重局面。到那时在本世纪50、6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将陆续退     

貌相类而神不同——比较卞之琳《古镇的梦》与波德莱尔的《盲人》

卞之琳早期诗作颇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有论者指出:"卞之琳对法国象征主义的重要诗人--前期的魏尔伦,后期的瓦雷里--由形入神,多有借鉴."[1]卞之琳自己也坦陈:"我前期最早阶段写北平街头灰色景物,显然是得自波德莱尔写巴黎街头穷人、老人以及盲人的启发."     

抗疫时期的公民权利与义务

去年12月上旬以来,不断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将中国社会拽入了非常时期,随着一系列紧急措施的推出,无教国人的生活开启了“受限”模式重大疫情下的应急机制,往往意味着义务的增加,权利的减损,这是可以理解的公共利益所需,有着明确的法律依据难点在于,在增设必要的公民义务之外,又该如何安放基本的公民权利?     

邪教的泛滥与俄罗斯青年的信仰

据来华的俄罗斯留学生称:当今俄罗斯大街小巷出现了过去没有的新景观:占卜卦摊比比皆是,有很多青年人围着卦摊占卜看相,他们都重复一个动作:伸出青春之手让卜师看自己的手相,听凭他对自己的未来发表“绝对准确”的预测。这种街头的特写镜头在俄已非罕见,俄罗斯青年在相当程度上的心理失衡、失重,已成为他们的“通病”。     

青年、发展与安全:菲律宾“青年潮”的安全隐忧

东南亚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青年人口的大量增加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但是,青年失业、贫困、健康危机、犯罪以及极端主义等现象的凸显,使得该群体越来越成为各国的安全隐忧。本文以菲律宾为例,在借鉴现有青年潮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青年人口结构、菲律宾的社会文化特点、国家治理能力以及全球化转型的国际环境四个层面着手,分析菲律宾在快速发展的情况下,青年危机的产生以及青年参与暴力冲突尤其是极端主义活动的原因,探讨菲律宾发展与安全框架中青年的角色。从中可以看出,各国政府在充分利用青年人口优势促进发展的同时,应高度重视青年危机带来的安全威胁,注重疏通和引导,通过制定积极的青年政策,给青年赋权,将其纳入国家发展政策的主流,促进社会的包容性和持续性发展。     

鲁迅先生与朝鲜爱国青年

鲁迅先生与朝鲜爱国青年康基柱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反帝战士。他深切同情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朝鲜人民，热情支持朝鲜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艰苦斗争。他在生前曾与一些在华朝鲜爱国青年结交来往，其中留有文字记载的至...     

法国作家索莱尔斯与文本写作

菲利普·索莱尔斯 (Philippe Sollers,1 93 6- )是当代法国文坛最活跃、最具影响、最有发展前途的作家之一。作为法国“原样派”(又译“如是派”)的杰出领袖 ,他为当代西方文学观念和人文思想的革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所提出的“文本写作”的概念 ,具有浓厚的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色彩 ,是一种对传统文学认识的反驳和更新。这种概念运用苏联形式主义文学研究成就 ,成功地走出了超现实主义的死胡同 ,后来竟发展成为“原样派”的最主要理论之一。 2 0世纪下半叶 ,这种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索莱尔斯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文学…     

日本明治时期初等教育的普及与回顾

实践已经证明,日本是“国民皆学”的最大受益国之一。 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明治以来,教育被放在重要位置、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是主要原因之一。一个人、一个民族,如果不受教育、或得不到受教育的良好机会和环境,那么这个人、这个民族就不可能摆脱愚昧、贫穷、落后,他(她)也就无力摆脱“挨打”的处境,许多事实都说明了这一点。     

戴高乐与冷战时期的法苏关系

戴高乐是当代法国人的精神化身。他一心追求战后法国的"大国梦",并认为阻碍其"大国梦"的主要因素可能来自德国和美国,为此,必须借助苏联的力量来制衡。戴高乐的这一认识与思考对冷战时期的法苏关系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形成了国际关系史上独特的,将法苏关系建立在"第三方"基础之上的"戴高乐外交"。但是,法国与美国的矛盾以及对德国的担忧,终归是同一阵营内部的矛盾,而法苏关系则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外部关系,具有很强的相互利用性质,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冷战时期的法苏关系的脆弱性和反复性。     

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戴高乐与中国

夏尔·戴高乐的名字和业绩在四十年代已逐渐被中国人民所了解。到第五共和国时期,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和中法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戴高乐在中国的知名度日益提高。最后,他被誉为“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和“中法友谊的奠基者”,受到中国领导人和人民普遍的崇敬。这是从前任何一位西方政治家都无法得到的尊荣。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戴高乐赢得中国人民的诚挚的感情,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风云变幻的国际斗争洗礼的。第五共和国时期,戴高乐同中国的关系,象他充满传奇色彩的坎坷生涯那样,也走过一段不平坦的路以后,才达到光辉的顶点。     

后疫情时期的国际关系与日本的选择

文章从东西方关系的视角,对后疫情时期中美关系背景下日本的外交选择问题进行了分析。后疫情时期的中美关系,越来越呈现东西方对立关系的特点。西方一向对东方有强烈的优越感,甚至经常表现为敌视态度,但是,在此次疫情中,西方表现不尽人意,西方核心国家美国更是治理无效,在疫情期间,国家出现混乱。美国为了转移国内危机,开始污名化中国,导致中美关系日趋恶化。在中美关系恶化的背景下,日本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美国要求日本选边站队,中日关系面临考验。日本面临的选择,实质是在东西方之间进行的选择,意味着日本外交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值得关注。     

改革时期印度尼西亚媒体发展与民主化

改革时期,印尼媒体经历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被认为是民主化最成功的领域。本文讨论的问题是:印尼媒体转型如何受到政治和社会领域变革的影响?媒体发展如何在政治领域塑造新趋势?本文认为政治和社会领域通过媒体所有权、监管制度和媒体文化影响媒体;而媒体通过塑造公共领域、促成集体行动和改变参与者行动方式对政治和社会领域产生影响。媒体扩大了适宜民主和多元社会发展的公共领域;商业资本对媒体的控制限制了媒体自由及其监督作用;一些非媒体领域的法律法规限制了媒体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