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尔特的互文观

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概念提出后,首先得到了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的阐释,这集中反映在巴尔特1973年为法国著名<通用大百科全书>撰写的<文本理论>中[1]这一词条的发表,"如是"小组的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及其核心概念互文性被正式引入了"文学共和国"的体制话语.     

Perspectives ： esth&#233;thique et technique du r&#233;cit

自二十世纪末,任何一个文学理论在研究文本文学性时都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文学性在那里,怎么科学地对它进行衡量.无论是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是阐释学理论,还是接受主义……,每个学派都不同程度地对这个问题作出过决定性的贡献,但文学作为人文科学的科学性,还有待于新世纪的学者们在融会各种理论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探索.     

Perspectives:esth thique et technique du r cit

自二十世纪末 ,任何一个文学理论在研究文本文学性时都遇到了一个难题 ,那就是文学性在那里 ,怎么科学地对它进行衡量。无论是结构主义、解构主义 ,是阐释学理论 ,还是接受主义…… ,每个学派都不同程度地对这个问题作出过决定性的贡献 ,但文学作为人文科学的科学性 ,还有待于新世纪的学者们在融会各种理论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探索。     

Deux types de texte. Distinction entre texte-objet et texte-pratique

作品和文本在文学话语中,曾经是普通的术语,文本指的文学的语言现象,而作品则体现了美学和创造价值。自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西方文学批评话语中,文本开始逐渐成为一个核心的概念,而作品的概念则受到冲击,尤其是先锋文艺理论中,文本与作品水火不容,文本概念取代了过去的作品概念。文本概念从一个指示现象的概念到成为一个本质性的概念,并且占据一个核心的位置。本章节定义了对象文本(texte-objet)和实践文本(texte-pratique),分析了结构主义文本和后结构主义对文本概念的使用之间的异同,从而更清楚地指出后者在文本这个概念上的继承和变化。     

对象文本与实践文本的异同

作品和文本在文学话语中,曾经是普通的术语,文本指的文学的语言现象,而作品则体现了美学和创造价值.自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西方文学批评话语中,文本开始逐渐成为一个核心的概念,而作品的概念则受到冲击,尤其是先锋文艺理论中,文本与作品水火不容,文本概念取代了过去的作品概念.文本概念从一个指示现象的概念到成为一个本质性的概念,并且占据一个核心的位置.本章节定义了对象文本(texte-objet)和实践文本(texte-pratique),分析了结构主义文本和后结构主义对文本概念的使用之间的异同,从而更清楚地指出后者在文本这个概念上的继承和变化.     

展望:叙事的美学

自二十世纪末,任何一个文学理论在研究文本文学性时都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文学性在那里,怎么科学地对它进行衡量.无论是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是阐释学理论,还是接受主义……,每个学派都不同程度地对这个问题作出过决定性的贡献,但文学作为人文科学的科学性,还有待于新世纪的学者们在融会各种理论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探索.     

METAPHORES, TRANSFERTS, TRANSPORTS

此文作者从隐喻一词在希腊语中的本义(metaphorai:转变,移动)出发,指出隐喻中被转移的并不是文本的意义,而是读者赋予文本的意义,读者在转移文本意义的同时,也转移了他对文本作者形成的概念,文本作者变成了“我们在阅读中创造出来的虚构人物”。因此,阅读构成的意指活动和精神分析中的转移一样遵循着相同的法则:欲望法则。读者应该意识到,他是把自己的想象投射到了文本上,是出于本性而解释文本,只有这样,隐喻以及它所提示的转移才能使读者成为他自己,才能确认作者的他人身份,隐喻转移才能成为一种丰富文本意义的引人入胜的游戏。     

法国作家索莱尔斯与"文本写作"

菲利普·索莱尔斯 (Philippe Sollers,1 93 6- )是当代法国文坛最活跃、最具影响、最有发展前途的作家之一。作为法国“原样派”(又译“如是派”)的杰出领袖 ,他为当代西方文学观念和人文思想的革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所提出的“文本写作”的概念 ,具有浓厚的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色彩 ,是一种对传统文学认识的反驳和更新。这种概念运用苏联形式主义文学研究成就 ,成功地走出了超现实主义的死胡同 ,后来竟发展成为“原样派”的最主要理论之一。 2 0世纪下半叶 ,这种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索莱尔斯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文学…     

罗兰·巴尔特的互文观

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概念提出后，首先得到了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的阐释，这集中反映在巴尔特1973年为法国著名《通用大百科全书》撰写的《文本理论》中这一词条的发表，“如是”小组的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及其核心概念互文性被正式引入了“文学共和国”的体制话语。尽管这一理论依然因其论战色彩和极端态度而令许多研究者感到无法亲近，但文学史家必须承认，它已经构成了20世纪法国文论遗产的一部分。     

格雷马斯的叙事语法简介及应用

结构主义、符号学与叙事学的关系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所有涉及这个问题的著作都赞同它们之间有莫大的关联。最明显的表现是 ,它们有着一部分相同的学术渊源、研究方法和术语。因此 ,可以把它们作为同一类分析方法。但是 ,符号学的眼界是历史的 ,采取更为相对论的立场 ,而结构主义倾向于普遍主义 ,坚持共时的系统观 ;叙事学的研究对象较为明确 ,方法上则兼具前二者的特点。叙事学是对文学文本尤其是叙述文本进行结构 -语法分析的研究模式。叙事学成功地解决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叙事结构 ,它告诉我们故事的形成机制 ;二是叙事主体 ,它告…     

论布勒东的《娜嘉》:自动写作、时间性与图像

在写作《娜嘉》时,布勒东意在创作一部透明的、"像大门一样敞开"的作品。他为此而在创作中使用了如下三种手法:自动写作、动词时态的非常规变换以及图像对描写的替代。借助这三种手法,布勒东得以搭建起自己的"玻璃屋"并将自己切身经历的世界置于文本的中心,从而使文学本身退居其次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布勒东成功地削弱了《娜嘉》的文学性,达到了"反文学"的目的。他想让读者从作品中读到的并不是文字和虚构,而是藏于书本之后的生活本身。     

话语中的主观化和客观化

《话语符号学》①是高慨教授96年10月在北大的讲演，北大西语系王东亮编译。高概先生是巴黎第八大学终身教授，著名符号学家。在八大，他的课就以有趣和标新立异出名。经过他在课上的诠释，那些让人头脑发胀的符号学理论常常能成为解读文本和文学形象的上佳工具，帮助读者读出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所以，他的课总能吸引不少学生。“出新”是高慨先生一贯的追求。他对王东亮说，“主要在美国和加拿大盛行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现代和后现代的区分，可能提供了标签式的方便，但内涵不确切。这或许更是意识形态的论争而不是科学的提议。”②…     

现实主义对左拉文艺思想的影响

少年左拉曾是浪漫派,接触现实主义后开始转变,具体表现在:浪漫主义的观念真实被现实主义的客观真实所取代;浪漫主义的想象手法被现实主义的观察和分析所取代;浪漫主义的情感狂热被现实主义的客观冷静所取代。伴随这些变化,左拉产生了后来整合于自然主义的新思想(例如重视肉体自然、科学与文学的结合)。在接受现实主义的同时,左拉也发现了现实主义的问题:对客观真实的强调淡化了主体的作用;对自然的再现有局限性;对浪漫主义的抨击过于极端;对自身的文学史意义体认得不够;对个性问题有所忽略。因此,左拉认为现实主义已成为狭隘的代名词,应该以其他名义继续推进现实主义。     

文学他化疏——兼析托多洛夫“文学危殆”说

托多洛夫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理论的先驱者。今天,他又提倡回到起点,意思是重新拾起传统美学教育的构想。与时代保持距离,托多洛夫也没有能避免面临文学本质和他化的问题。将解构发展到极致不能解决解构本身的荒谬。我们试图用中国的辟思概念来作为连接点,探讨一系列文学内所包含的成对定义。中国的古老思维是否能帮助文学摆脱其危机呢？     

作为“日本式翻译范式”的“逐语译”研究——以伊藤漱平《红楼梦》日译本为例

日文当中对于"逐语译"并没有明确的概念界定,对"逐语译"评价也褒贬不一。在日汉翻译的语境下,"逐语译"既是一种翻译方法,即直译;同时也是一种翻译理念,即忠实于源文本、严谨细致的理念。作者以伊藤漱平《红楼梦》日译本作为参照物,探究了其"逐语译"特征,认为"逐語訳"是训读法的衍生物,是"日本式翻译范式"的集中体现。"日本式翻译范式"的形成与流变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样貌。伊藤漱平的译文重视源文本,表现明显的"逐语译"的风格特点。同时,其译文表达又有重阐发之处。对译文的选择既体现了他所处时代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他本人对原文本和目标读者的视域融合程度。     

L＇Intraduisibilit&#233; derri&#232;re les mots

文学翻译首先需要深入全面地理解原著，但实际上这种阅读过程在时空上是没有穷尽的，企图发现文本的终极真理只能是幻想。另外，真正意义上的忠实翻译是难以成功的，因为两种语言不具有各个层面上严格的对应关系。翻译过程在本质上是一种相当主观的选择过程，某个层面上的忠实一般都意味着放弃另外一些层面上的忠实，但问题在于文学文本的意义是所有符号的合力产生的。这种不可译性在汉语与西方语言的互译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尤其在涉及那些以语言本身为写作目的的现代作品时更是这样。因此不可译性凸显的不仅仅是翻译本身的问题，而更是语言问题和文学问题。不过，不可译性未必一定是构成我们整个文化世界的语言游戏的缺陷，它更应该是一种启发性力量，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并承受存在于各种语言、各种文学和各种文明之间的差异。     

L''''Intraduisibilité derrière les mots

文学翻译首先需要深入全面地理解原著，但实际上这种阅读过程在时空上是没有穷尽的，企图发现文本的终极真理只能是幻想。另外，真正意义上的忠实翻译是难以成功的，因为两种语言不具有各个层面上严格的对应关系。翻译过程在本质上是一种相当主观的选择过程，某个层面上的忠实一般都意味着放弃另外一些层面上的忠实，但问题在于文学文本的意义是所有符号的合力产生的。这种不可译性在汉语与西方语言的互译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尤其在涉及那些以语言本身为写作目的的现代作品时更是这样。因此不可译性凸显的不仅仅是翻译本身的问题，而更是语言问题和文学问题。不过，不可译性未必一定是构成我们整个文化世界的语言游戏的缺陷，它更应该是一种启发性力量，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并承受存在于各种语言、各种文学和各种文明之间的差异。     

大江健三郎《静静的生活》与塞利纳《轻快舞》之间的互文关系

毕业于东京大学法文系的大江健三郎,在写作过程中深受法国文学的影响。研究界目前对大江健三郎的"法国师承"脉络梳理主要集中在萨特、罗曼·加里等作家,对塞利纳的探讨则尚未多见。但是,大江健三郎本人却多次公开地提出塞利纳对自身文学创作甚至个人生活的影响。塞利纳战争三部曲之一《轻快舞》被作为小说元素引入大江健三郎的《静静的生活》,大江健三郎通过人物设定、引用与评论等方式使两个文本呈现出显性的互文关系;大江健三郎对于塞利纳"卑贱书写"方式的模仿,则使两个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具有了更为深层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罗马说”与“中国论”中的“我-他”建构——认同视域的中俄文化比较

"第三罗马说"与"中国论"是俄中两国在民族意识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种自我身份定位的学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两者并非菲洛费依或石介个人的观点,而是一个群体乃至整个民族对自我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观察和投射。它们是日用而不知的文化观念,是对自我、他者认知的一种符号体系。在"第三罗马说"的"我-他"对立认同建构中,他者是认知自我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缺乏他者,"我"的身份辨认则无从谈起,在对他者的征服或救助中,自身的地位和作用才得以彰显。而"中国论"中的"我"与"他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自我封闭的华夏自我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我"的作用和地位是文明程度和道德伦理确定下来的,无需对他者给予过多关注,甚至无须与之交往,他者未必是被认知或被征服的对象。     

“世界观问题”为什么没有成为问题?——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

世界从来都是一个世界观多元的世界。我们可以将世界观在世界关系实践——包括历史实践与理论实践——中带来各种问题的现象,称之为"世界观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很少提出并得到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中,"世界观问题"一直没有成为一个问题?如果不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予以回答,那么中国学术界热议"天下观"或和谐世界观的意义将得不到彰显。本文从文本和逻辑研究相结合的角度,以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代表人物在"世界观问题"上的态度为例,研究它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之所以没有成为一个问题的原因。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传统"天下观"和新近提出的和谐世界观的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