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权现代化与诉讼民主化——历史与现状的比较研究

<正> 权利由伦理,宗教范畴向法律范畴的演进端赖权利的保护手段由道德力量向强制力量的转化。以史为断,人类最初的规范性准则最可能的形式是习俗与判例,这些规范最主要的作用发生的场所是法庭。这就表明一种事实;人类社会早期对权利的法律确认和强制性保护是个别的、特定的,这种个别保护的日益增加与一再反复形成了一般规则,其目的是为了济社会经济,政治情势变化以后,社会群体组织中习俗、道德、宗教力量的不足,通过法律规     

资产阶级人权思想的历史演进及其局限性

一、资产阶级人权思想的萌生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种社会意识的产生,都必然依赖于决定它的当时的社会存在。资产阶级人权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现象,其所以能够产生,则有赖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条件。早在资本主义以前,封建社会“神性”抑制人性,王权(君权)压制民权的现象,是资产阶级人权思想得以产生的社会大背景。首先,宗教神学作怪。它长期宣扬上帝主宰一切,上     

法律与信仰机制——西方法文化的一种考察

传统的西方法律观念有许多是以西方的宗教文化为背景的。在西方社会，法律可以被奉为一种社会信仰，这与它和宗教长期保持一种客观而恰当的关系是分不开的。没有宗教文化支撑的法律，会退化成为机构僵死的教条，而远离法律的宗教也有丧失其社会有效性的危险。法律代表秩序，宗教提供自觉化了的意识或者说信仰。这二者的结合与互补，是社会法律能够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和有效性的条件之一。法律需要一种信仰机制，它的养成值得关注     

民族禁忌与中国早期法律

<正>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模式或文化形态最早发端于禁忌。“禁忌成为原始社会唯一的社会约束力,是人类以后社会中家族、道德、文字、宗教、政治、法律等所有带有规范性质的禁制的总源头。” 禁忌(taboo),来自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汤加岛人的土语,意思为避免遭到惩罚,禁止用“神圣”的东西,禁止触犯和接触“不洁”的人和事。最早的禁忌是原始人对大自然充满崇拜、畏惧而产生的,尤如冯特所说禁忌是对掩藏于某一事物中的魔鬼力量的信仰,它的起因仅仅只有一个,那就是切勿激怒魔鬼。在人类社会形成的蒙昧、低级阶段。风雨雷电、洪水猛兽经常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由于生产力和智慧低下,原始人的思维相当     

对正当法律程序需求、学说与革命的一种分析

美国当代著名公法学者自 1 970年开始的有关“正当程序革命”及其后的“反革命”的争论 ,展示了一种新的法学思想如何产生并如何通过一系列社会事件而逐步渗入人们心灵和整个社会制度之中的过程。总结正当程序革命在美国的变化过程 ,能揭示这样一条规律 :一种学说的产生、确立 ,不仅仅取决于观念本身和人力的推动 ,而且还是社会环境、现实需求、学说自身的感召力以及各种社会力量相互竞争作用的结果 ,而这对我们今天实施法律制度的变革是有裨益的。     

略论印度种姓制和宗教思想的关系

印度的种姓制是人类文明史中最为持久完善的一种社会等级制度。它的独特性在于“囊括了人在政治、经济、社会、宗教诸方面的相互关系 ,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地位不仅是贫富之差和尊卑之别 ,而且带有宗教赋予的神圣性”。〔1〕 在印度历史上 ,印度教和种姓之间一直是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 ,甚至可以说二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合为一体的。印度种姓制及其宗教性———由此产生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很大程度上反映并同时说明了印度的历史。因而 ,研究印度历史 ,研究印度种姓制 ,有必要与印度的宗教思想密切结合起来。不然 ,难以窥探印度历史的奥妙所在。一…     

从邪教组织的特点看法律应对措施

随着“法轮功”这一邪教组织的被揭露，邪教对社会的严重危害已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事实上，我们同“法轮功”的斗争，不仅是两种思想的交锋，同时也是一场尖锐的法治与反法治的较量。在防范和治理邪教的过程中，我们亟需加强法律上的应对措施。一在人类历史上，“邪教”常伴随“正教”而生，而且往往或多或少地吸收了一种或几种正统宗教的某些成分，或者是正统宗教的极端主义的异端教派。不过，在不同的社会和时代，不同的宗教、不同性质的政权也有着各自不同的“邪教”观。而且邪教问题历来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论中国古代的德治与法治

一、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的产生与演变 德治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在摆脱宗教神权思想控制后,通过治国的长期实践,总结出的一种比较先进的治国模式。即,利用伦理道德等精神统治力量,预防犯罪,稳定社会,进而达到治国的目的。德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它与暴君专制有所不同。它在强调道德教化的同时,也从不放弃刑罚的辅助作用,从而形成了德主刑辅的治国形式,它是一种开明的专制治国形式。它要求在维护封建专制     

"三基"工程建设的"行政发展"现实意义

从“性质”与“宗旨”出发，作为一个政府职能机构、国家权力实体，从事着作为武装性质的国家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担负着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交居乐业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责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者、保障者、促进者的公安机关，其行政行为就是一种行为科学。其“行政发展”就是完成“职能”的过程，优劣体现和价值意义。行政发展是执政为民的需要。     

托克维尔论民主社会中的宗教——以《论美国的民主》为主要视角

“我们在向何处走呢?也许是在走向专制,也许是在走向共和,但社会情况必定要走向民主。”①这是一百多年前托克维尔对时代大势做出的判断。但是作为一个自由的挚爱者和虔诚的天主教徒,起初,托克维尔审视祖国的景象时,却对自由的民主社会之可能及宗教在民主社会的恰当定位十分怀疑。直到他与友人的一次美国之旅后,托克维尔方才坚定了对自由的民主社会及宗教与之和谐共存的信念;尽管其心灵仍存惶然。一从美国社会看宗教托克维尔发现自己的祖国在大革命后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信教者在与自由搏斗,自由的友人在攻击宗教;高贵宽宏的人在颂扬奴性,卑…     

关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理论著述的早期著作、在其著作时期,马克思的哲学观处在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向过程.马克思在文章中发表了下述精辟的理论观点:论述宗教的质,指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它一切批判的前提;人创造了宗教而非宗教创造了人:宗教是颠倒了的世界及其总的理论宗教的颠倒性世界及其理论是相对于世俗世界及其理论的批判性表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论述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指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论述现存社会制度的物质性,指出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论述理论对群众的思想武装意义,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论述作为世界观的哲学与无产阶级的功用关系时,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试论宗教对西方法律的影响

宗教与法律是维系社会的两种基本手段。在西方,宗教对法律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西方法律在其思想,制度及其实践的某些方面(特别是中世纪时期)都表现出强烈的宗教色彩和宗教性质,特别是基督教在西方中世纪几乎完全统治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因而它对整个西方法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于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的几个问题

依法治国，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国家必须依法对其进行管理，这种管理是国家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即国家行政管理的组成部分。我国有１亿多群众信仰宗教，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也是治国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发展，宗教事务的管理将全面纳入法制轨道。那么，如何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更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本文仅就此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县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浅谈民主制度的建设

制度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而人类社会的发展根本上是人的发展。制度与人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制度建设的目标是民主和法制。民主就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利用人民的力量,推动制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如果说民主对人的发展是一种鼓励的话,那么制度则起到了一种约束作用。所以说,一个好的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为社会生产、生活服务。制度的建设离不开思想教育,只有使群众接受、让群众满意的制度,才算好的制度。     

尼日利亚社区警务

社区警务实践对非洲来说陌生也不陌生,因为在欧洲殖民主义出现在非洲之前,传统的非洲政治社会就一直致力于维持社区治安。欧洲殖民主义用疏远人民的殖民警察取代了非洲的社区警务模式。这种疏离在后殖民时代的尼日利亚继续存在,警务工作缺乏人民的参与。这种缺乏人民合作的情况产生了严重后果,即尼日利亚警察部队无法全面应对尼日利亚的各种安全挑战。尼日利亚政局总体平稳,但因社会、部族、宗教和政党矛盾引发的械斗、骚乱等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随着尼日利亚现代社区警务的发展,社区成员与警方的合作对国内安全稳定至关重要。     

从宗教的文化渊源看当代邪教

宗教作为一种化形式,在人类社会与体发展中有其独特的传统价值与历史地位。宗教同科学的历史关系并非绝对对立。当代邪教的产生有其一定的时代与背景。从宗教在历史上的化表现分析,现代明发展这一先天环境的我,决定其必然具有反科学反政府反社会的根本特征,尚不具备传统宗教在化上的价值与社会意义。     

伯尔曼式法律信仰的实质浅析——对我国法律本质和司法观念的反思

西方国家宗教的神圣性和法律的社会性是其法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伯尔曼"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便形同虚设"这一观点的提出在中西方的法学界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通过对宗教与法律的实质加以区别和联系,伯尔曼将整个西方社会的法律与宗教在制度上的相互促进和影响呈现在世人眼前,其对法律与宗教的历史、文化基础的剖析,以及运用现实的逻辑研究方法使我们清晰的认识到二者相互依赖是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法律不仅是一种社会规范,更是人类正义的终极体现;而宗教不仅是一种精神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约束人们社会行为的潜移默化的习惯。伯尔曼式的法律信仰是法律人内心深处对法律制度的一种解读和对法律精神的一种理性情感,这种信仰的实质在于使法律制度得以完善,并通过与宗教的融合进一步寻找社会和谐发展的良性方式。     

公司人格理念及其在我国继受之困境分析

公司人格在产生过程中借助了西方社会独有的宗教、经济以及政治国家的力量,中国社会由于没有西方式的各种因素的助力,相反还存在公司人格成就的阻碍因素,因此,虽然移植了有关公司的诸多制度,但在公司人格的认识方面,我们依然只停留在"中体西用"的层面之上,有必要在目前的法学理论与实践中对公司人格从理念上进行建构。     

民族社会纠纷解决中宗教因素的实证分析

以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应对诉讼爆炸带来的司法危机的学术活动和实务探讨眼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此背景下,一度被藐视的传统因素如民间权威力量、民间规范受到了青睐。本文试图对宗教在少数民族社会纠纷解决中的作用予以初步描述、分析和归纳。     

透明国际:另一种声音反腐运动中的NGO软力量

一个国家的政府用法律和制度,用一种明文规定约束社会中具有公共权力的个人。在今天的反腐败和公共事务中,政府及其制定的法律和制度充当了这个社会的“硬力量”,然而我们也日益注意到,一种不能被忽视的“软力量”正在生长。他们是“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