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政府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策略研究——基于温岭市社会管理的实践思考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深刻的变革过程中,社会矛盾趋于频繁、对抗冲突增强、处理难度加大,这直接考量着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管理水平。现代社会管理是政府干预与协调、非营利组织为中介、基层自治为基础、公众广泛参与的互动过程。政府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遭遇社会转型拐点，社会矛盾十分复杂，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确保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把社会管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进一步强化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社会管理意识，转变社会管理理念，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方法，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高政府保障能力。充分发挥基层党委和政府的主导作用，理顺乡镇街道政府机构与城乡社区自治组织的关系，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同社会自治功能的有效衔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调解力量的良性互动。形成城乡基层社会管理的合力。     

浅谈转型期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以北京市海淀区的实践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矛盾纠纷频发,并呈现不断复杂化的形势,政府将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列为重要的工作内容。由于基层的社会矛盾是整个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因此,基层是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重点。人民调解是解决社会矛盾的重要方法,但不是唯一方法,除了人民调解之外,我国还有行政、司法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     

基层政治信任流失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目前我国"级差政治信任"格局中表现出来的"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结构与以往一以贯之的高度政治信任相比,最大的差异是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流失严重。其原因,宏观层面来是利益分化导致社会不公和制度缺失导致政府对社会问题回应滞后引发公众不满;微观层面是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政府官员贪腐和政府行政行为异化严重侵蚀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从制度层面重建社会公正、推进制度反腐,从社会治理层面加强矛盾化解,从规范行政行为层面重塑政府形象是重建政府管理权威,提升公众政治信任度的有效途径。     

创新“两委两站”工作模式 完善社区基层公共服务体系——以合肥市蜀山区西园街道为例

社区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与基层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的突出矛盾,引发了合肥市蜀山区西园街道以需求为导向、推行"两委两站"模式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新思路。改革初期基层政府要搭好台子、建好机制,行政手段要适时逐步退出并强化事中指导和事后监督。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放手让社会组织走到前台,弥补行政手段的缺失,健全基层公共服务体系。     

创新信访维稳机制 构建基层政府“安全阀”——以成都市成华区的信访维稳工作实践探索为实证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也是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易发多发期。基层政府是上级政府决策的具体执行者和基层民众的直接服务者,处在社会矛盾交织的中心枢纽和社会矛盾调处的前沿阵地。信访维稳成为基层政府在社会管理领域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文章从调查分析成华区创新基层信访维稳机制的实践探索着手,研究从根本上更好地防范、化解、减少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方法与途径,为基层政府探索构建社会"安全阀"提供经验借鉴与实证参考。     

民间和基层政府创新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民间与基层政府创新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动力,其创新努力得到支持,创新成果得以升华,是整个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主要途径。而从行政层级管理体制、旅游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领域,分析了民间和基层政府创新与供给型的创新在行政管理体制创新领域的良性互动模式。因此,能否尊重民间和基层政府的首创精神,尊重他们的创新成果;能否因时、因势利导,把民间和基层政府的创新成果进行升华,形成整体性创新,这是对领导干部党性修养、执政理念和领导能力的综合考验。     

论责任伦理与机关行政效能建设

推进机关行政效能建设是公共行政和建立服务型政府的核心;是提高现代政府服务能力、塑造政府新形象的要旨;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举措;更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迫切要求。责任伦理在推进机关行政效能建设中具有核心价值应建立学习型政府,着力提升和强化政府领导和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推进机关行政效能建设。     

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可持续性问题研究

我国的基层协商民主在实践中彰显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和丰富多彩的样态。基层协商民主的开展有效地缓解了转型期的社会矛盾,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善治。但由于考核监督机制的缺位、政府制度供给的不足和社会自组织能力的缺乏,基层协商民主面临着一定的发展困境。只有建立起考评和监督长效机制,完善科学化的中层制度设计,不断提升社会自组织能力和公共理性,才能保证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     

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问题与对策:基于上海的研究

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和社会管理能力是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提升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战略部署。本文结合上海区县、街镇的实际,梳理了当前基层公共服务存在的较突出问题,并剖析了造成这些问题的各种因素。目前制约基层公共服务能力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既有理念问题,也有体制问题,提高政府服务能力需要从多方面着手。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性建议和意见。     

浅析当前基层公安机关调处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长期以来,基层公安机关在矛盾纠纷的调处工作中承担着繁重的任务,为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加强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建设,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基层公安机关不仅要紧紧抓住“三基”工程建设这个契机,在提高基层民警调解水平上下功夫,还要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多措并举,充分挖掘各方面社会管理资源,从而形成齐抓共管、协同作战、广泛参与的组织体系和大调解工作格局,使调解工作更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     

乡村管理中和谐社区的构建研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而作为我国广大民众工作、生活的基层地区，当前汇聚了社会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因此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心应放在基层。     

1941年延安市第一届参议会的民主实践——基于《解放日报》相关报道的考察分析

革命圣地延安作为陕甘宁边区首府的地缘优势,以及该市参议会在边区、县、乡(市)三级参议会制中承上启下的枢纽地位,使得对其研究颇具意义。通过对《解放日报》相关报道的分析,梳理出延安市第一届参议会在基层民主选举、监督批评政府以及提案工作等方面的基本做法和历史经验。考察这一基层代议机关的日常运作机制,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陕甘宁边区县域参议会制度的历史面貌,发扬"延安精神",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广西民族区域多元化解决矛盾机制的构建

当前,广西随着北部湾经济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不断推进,在面临重大机遇的同时,各种利益冲突碰撞也在所难免,在基层社会也存在不少矛盾和冲突。然而,针对目前广西基层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进行的多元化、多层次、多方式整合研究,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是少而又少,基本上是从某个地域某个局部某一方面某个问题进行单一研究。因此,应当从"地方性知识"出发,立足综合研究,为广西多元化解决基层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提出较为可靠的方案和对策,竭尽全力弥补这些缺憾。     

从条块到界面:基层政府“放管服”改革的内在逻辑——基于江苏省徐霞客镇的案例研究

中国的政府治理受制于央地关系和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双重约束,这使得条块结构难以适应,在治理中带来了专业化分工与行政性协同、分散式服务与一体化需求、碎片化问题与整体性治理三对矛盾。为了破解矛盾、平衡双重关系,需要重塑治理结构。研究发现,基层政府通过打造信息界面、组织界面、服务界面、执法界面,为部门间、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提供平台,实现以公民为中心的界面治理,用界面来弥补条块失灵。我们需要基于多重约束关系来设计相适应的治理结构,该观点是对威廉姆森基于交易成本选择治理结构的一种补充。     

试论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政治体制的伟大创新。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农村的经济状况、社会事业得到了空前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其成效显著。然而,它的推行给基层民主化进程带来生机和活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农村传统观念、传统习惯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本文主要从多种角度去理解村民自治,对村民自治的进程和成效做了阐述,并对村民自治过程中的问题做了详细分析,最后对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村民自治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作用

村民自治是现代农村基层社会稳定的基石,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保障。在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重大作用。当前,我国农村基层社会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直接影响农村基层社会健康发展。村民自治是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政治保证。村民广泛参与能够谋求各方利益的均衡,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是新农村建设的推动力;村民自治是农村弱势群体凝聚起来的社会条件,是普通老百姓表达诉求、民主监督、当家作主的好形式,也是从源头防止腐败,培育农村新风尚的重要途径。     

依托正规化建设加强基层公安机关基础工作

2006年是公安部确定的基层基础建设工作的开局之年,为全面推进基层公安基础建设,大力提升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水平,切实维护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社会稳定,各地公安机关应立足本地实际,选准切入点,把握落脚点,抓好着力点,以正规化建设为突破口,突出时代性、规律性,创造性地推进新时期的基层公安机关基础建设。     

公安机关创新社会管理的理性思考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社会矛盾凸显的特殊历史时期,各类刑事犯罪、治安事件、民事行政纠纷、群体性事件持续高发,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的现实需求迫在眉睫。公安机关应当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大力提高社会管理创新能力：以政府发展为中心健全社会管理新格局;健全和完善社会治安打防控机制,进一步提升社会治安动态管控水平;着力创新互联网管理模式,切实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控能力;加强海上治安管理工作,提升沿海管控新水平;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防机制,切实提升社会矛盾掌控和化解水平。     

农村基层政权职能与农民负担关系的历史分析

1949年以来,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政府的力量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了农村基层,农村基层政权经历了私有制基础上的乡镇制,公有制基础上的人民公社制("政社合一"),以及1983年以来建立在多种经济成份基础上的乡镇制。无论哪种体制,作为农村基层政权,它都始终存在着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它的"事权",即它到底要承担哪些责任和事务;二是它的"财权",即它的经费有多少,能否与它的事权相匹配。随着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基层政权的"事权"不断扩大,而它的"财权"却很有限。这种"事权"与"财权"的严重失衡,在"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和农村民主政治尚不完善的条件下,必然导致农村基层政权将负担以各种形式转移到农民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