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立法之重述

境外对行政立法有着各种命名,但大多认可行政立法的主体为有权的行政机关,制定的法律文件具有普遍的对外效力。我国学术界对行政立法曾出现过二分、三分、四分等不同的划分法。《立法法》(2000年)通过之后,国内行政法学界的通说将行政立法主要限定在行政法规与规章层面,对于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属于行政立法,则还存在一定分歧。为了规范行政立法权,保障公众的合法权益,对于具有外部普遍约束力、或者会实质上影响到公众权利义务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制定的内外部行政规范性文件,也应纳入行政立法的范围。2015年新修订的《立法法》将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权下放到了"设区的市"一级人民政府,行政立法的主体随之扩充。在行政立法的内涵与外延尚存有分歧的情况下,有必要重新审视与界定其主体、内容与程序等问题。     

略论我国行政立法监督之完善

行政立法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然而，行政权力通过行政立法不断膨胀，若行使不当，便会对人民权利造成侵害。有鉴于此，可从理顺监督体系、明确监督职责；重视行政公开；拓展司法监督等方面完善我国行政立法的监督，以期行政立法活动得以实现良性运转。     

论我国行政立法监控制度之完善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立法得到迅猛发展,但是对行政立法的监控制度却一直比较薄弱。这种状况不仅影响着立法质量,而且威胁甚至危害着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制约着我国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进程。为了兴利除弊,我国应从限制行政立法的范围、规范行政立法的程序、强化人大的监控职能以及扩大司法审查、加强行政监督、明确立法责任等几个方面对行政立法监控制度进行完善。     

行政立法计划程序研究

科学、合理地确定行政立法计划程序,对于保障行政立法计划的有效制定,进而保障行政立法的有序进行,都起着至关重要的源头性保障作用。本文在对我国行政立法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定行政立法计划应遵循的程序。     

行政立法60年之回眸

文章通过对建国60年来我国行政立法发展的回顾，分析了其特点及今后的发展重点。     

论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立法

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立法,是“权利制约权力”模式的一种表现,它对制约行政立法权的滥用,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积极的意义。目前,我国关于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立法的法律制度仍存在不足,应从落实法案公告制度、选择适当的参与立法方式、监督行政立法机关对行政相对人意见的处理等方面予以完善。     

行政立法后评估与行政立法责任的归结

行政立法责任在我国法律责任体系中是一块"灰色地带",因而在责任的归结上遇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甚至出现许多行政立法的不作为,违法行为或不当行为而没有相应的责任追究.行政立法后评估与行政立法责任之间有着彼此互动的关系,行政立法后评估结论会直接影响与制约行政立法责任的认定,同时行政立法责任的归结也会影响行政立法后评估的进行,需要我们对评估的主体、标准、程序等予以重新审视,并使行政立法后评估程序更趋完善.     

地方人大主导立法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基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对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要求,应当根据各地的实际发展状况,主动发展和创新地方人大主导立法的路径。只有客观认识当前地方人大立法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具备的现实助力,才能理性探讨地方人大主导立法在何种限度内切实实现。     

行政主导下的澳门立法会与权力互动研究

澳门特区立法会是基本法规定的专门立法机关,所享有的立法自治权来自全国人大的授权,同行政权、司法权形成配合与制约关系.在行政主导体制下,因立法权与行政法规制定权之间的边界不清,使立法功能的发挥受到限制.在第四届立法会选举开始之前,认真总结经验,完善立法机制,优化议员组成,妥善处理权力间的互动关系,将有利于特区的政制发展和法治现代化进程.     

从立法法看我国行政立法之完善

《立法法》的出台使我国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其规定仍然不可能尽善尽美。本文从行政立法概念的理论探究开始,结合行政立法的现状,就立法法对行政立法实践所做的贡献以及不足之处加以评述。     

香港基本法解释权的冲突与协调

中国内地与香港分别实行不同的法律解释体制,两地的法制差异在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基本法的起草者们照顾到了两地法律解释体制的区别,精心设计了独树一帜的“双重”解释体制。然而在实践中,围绕基本法的解释仍然发生了激烈的争议,远远没有达到基本法所希望的两全其美的效果。笔者建议,应该考虑采取在中央和特区之间建立协调机制、创立良好的宪法惯例、人大不主动释法等措施改进基本法的解释权行使。     

试论行政许可的法定性

行政许可制度是行政处理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市场经济中政府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但行政许可是把"双刃剑",其功能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目前,我国行政许可设置过繁,运用不当,缺乏确定性程序规定,已经成为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因此,加强行政许可的法定性建设,使政府的管制行为循着法制轨道运行已成为当务之急.     

香港基本法的实施与香港法制的走向

香港回归后,原有法律中的判例法被认可为中国法律的一部分,并在香港基本法的支配下,脱离英国普通法系的支配而独立地发展,香港特别行政区成了一个独特的判例法适用地区;香港司法判例的适用效力发生了重大变化;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创造新的判例必须体现"一国两制"方针;判例的形成要受到限制.在香港基本法的支配下,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并不能创造违宪审查的判例.     

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刍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在基本法解释上的关系

香港基本法的解释对于保证基本法的正确平稳实施具有重要作用,而关于基本法解释权的问题在最近的三次案例中都引起了颇多争议。本文先对有关的法律条文进行演绎分析,从而论证基本法的解释权归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法院可以解释基本法是缘于授权,对于自治范围外的条款需要提请常委会解释。再通过对比内地的法律解释体系和欧盟的先行裁决制度,并借助“法克坦姆案”来说明这样的制度设计无损于香港的司法独立。     

行政许可法对政府工作的影响

今年7月1日,世界上第一部以单行法形式出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已经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是继<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后又一部规范政府行为的重要法律.对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管理,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香港特别行政区繁荣发展的法律保障——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重温《基本法》

在香港回归祖国十年的历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本法》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顺利实施的法律依据,充分维护了香港人民的自主权利。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基本法》的指导下,充分行使自治权,加强了与内地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往来,在税收、航空运输、海上运输等领域不断寻求更广泛的国际合作,进一步推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经济发展。《基本法》更将成为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根本保障。     

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之构思

随着法治进程的深入,依法行政越来越被各级行政机关所重视,依法定的、公正的程序实施行政行为更是各级政府所不可违背的。在这种背景下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有关部门也已在起草之中。而作为统领一部法律的基本原则,对于该法的制定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在这部未来的《行政程序法》中,应如何确定其基本原则,哪一些又应成为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各自的内容又将是什么,这些都将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     

行政法基础探究——对决定行政法产生演变及消亡原因的分析

文章认为,行政法因控权而生,因能够控权而存,因控权的需要而变,亦可能因无权可控或已难能控权而亡.     

《行政许可法》实施与诚信政府建设

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基础和核心,建设诚信社会的前提是建设诚信政府.<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对建设诚信政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范围、方式与权力边界

在社会转型、法治初创的社情下,由于种种原因,检察机关的行政法律监督较为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法律监督空位和监督不力的状况。这种＂缺位＂现象主要体现在行政执法监督的范围、方式以及权力行使边界等基础的检察监督理论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和可行性监督路径。检察机关的行政执法监督的范围应界定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行政执法监督权方式可划分为检察监督侦查权、检察监督诉权、检察监督建议权三类。行政执法监督的权力边界,即行政执法监督权的行使应坚持谦仰原则和＂刑事先理＂原则,形成内外结合的权力制约机制和＂被动申请为主、主动介入为辅＂的权力启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