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综述

近年来,党史工作者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精神指导下,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历史进行了广泛而又认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发表了大约600多篇文章,其中有学术价值的约200多篇,并开始出版了一批有关“文革”的专著,如《“文化大革命”论析》(金春明著)、《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谭宗级等著)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谈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一、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分期问题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把社会主义时期分为四段:从1949年到1956年,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从1957年到1966年,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从1966年到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历史的伟大转折”标题下写1976年10月以后。1991年我们在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就以《历史决议》为根据,将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分成四段,各写了一章,即第六至第九章。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后,写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一章,即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一直写到1991年写书的当时。     

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误区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动因,是“文化大革命”历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一个难点。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持续十年之久的原因,曾有过如下论断,即:在1957年至1966年期间,一是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二是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三是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四是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仅就发动“文化     

关于“文化大革命”阶段划分的浅见

笔者读了一些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著述和资料,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典》(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诠释“文化大革命”的辞条.这两个辞条及一些著述中把“文化大革命”的过程而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66年5月“文革’发动到1969年4月九大的召开;第二阶段是九大到1973年8月十大的召开;第三阶段是十大到1976年10月“文革”结束.这也是学术界这些年来对“文化大革命”过程的一致划分.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现写出来恳请专家学者们斧正.     

也谈“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与时限

《党史通讯》1987年第10期刊登了唐昌兴同志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标志与时限之我见》(下称《标志》)一文,读后受益匪浅。《标志》一文不同意传统上以粉碎“四人帮”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和“文化大革命”历时10年的说法,提出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文化大革命”时限为12年的观点。这对于引起史学界、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关注,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都有相当的意义。但对《标志》     

“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决不能重演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作为我们党的一段极为特殊的历史已经过去了。应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并从中吸取哪些有益的教训呢?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问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和科学的总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谈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一、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分期问题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把社会主义时期分为四段:从1949年到1956年,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从1957年到1966年,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从1966年到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历史的伟大转折”标题下写1976年10月以后。     

科学评价“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经济建设的得失

“文化大直命”十位，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完全错误的。必须予以彻底否定。但是，历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必须拟”文革”同“文革”时期的历史区别开来。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我国经济建设的符合实际的基本估计。《决议》告诉我们：一方面，由于“文革”的发动和发展，打乱了我国国民经…     

毛泽东本想三年结束“文化大革命”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运动之初，毛泽东曾设想以较短的时间结束“文化大革命”，然而，动荡不定的局势，远远出乎他的意料。他一次次地修订时间表，但是于事无补，以致这场历史性的灾难，竟然绵延十年之久。     

二十年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从《“文化大革命”简史》谈起

“文化大革命”过去20多个年头了。在这场运动结束20年时，国内不少人在反思、谈论这段历史。席宣、金春明撰写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以下简称《简史》），可以说是这种反思比较集中的体现。在海外、国内，也有一些关干“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发表。从国内外对“文化大革命”各种各样的议论中，可以看出，由当前社会的现实问题出发反思“文化大革命”，是近几年人们观察这段历史的基本特点。由于人们所处的地域、生活经历和文化传统不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调然有别。20多年后，“文化大革命”研究的多元性，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这段…     

不应该用"十年失误"来代替"十年浩劫"

在2002年9月出版的《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张荣生写的、题目很长的文章:《珍惜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历史——论更加公正客观地看待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失误》。该杂志的编辑在此文的“摘要”中,把作者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观点概括成这样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党史、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十年浩劫’这一寓意抹杀一切的不准确表述,不宜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代名词。”我认为.这篇文章所谈的内容,不仅是一个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是涉及政治的重要问题,必须认真地讨论清楚。     

“大跃进”运动研究综述

一、研究概况 “大跃进”运动研究起步于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后。20多年来，它一直是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海外更是把它和“文化大革命”放到一起作为重点研究项目。对“大跃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许世友在“文化大革命中”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来到杭州,许世友去杭州布置毛泽东的警卫工作。毛泽东对许世友说:“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并假设5种情况问许世友:“中央出了反党集团怎么办?坏人占了广播电台怎么办?有人要刺杀我怎么办?革命走了回头路怎么办?国家改变了颜色怎么办?”许世友霍地站起来,大声说:“我带兵北伐,保卫毛主席!” 许世友回到南京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学习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     

怎样看待“文革”中陈永贵的两件事

陈永贵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件事,人们有不同看法,就此我谈谈自己的一点认识: 一、关于参与“夺权” “文化大革命”初期,陈永贵参与了山西“1.12夺权”和昔阳的“2.11夺权”活动,并且多次在昔阳县组织批斗过省、地、县许多老干部。这些都是无法回避也不应当回避的事实。而且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总体上讲,他是紧跟形势,紧跟“文     

读《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一文有感北大核心CSSCI

《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2期登载了董国强的《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一文。对于此文,一方面,我感到很新鲜,因为该刊过去登载这方面的文章似不多;再一方面,我觉得董国强这篇文章对推进“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确实很有意义。     

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录——十年“文革”中的十次抗争

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党和人民抵制“左”倾错误和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抗争，是一直没有停止过的。这种抗争，比较公开和集中的就有十次。第一次抗争是拟定和下发《二月提纲》。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的这次抗争，本来试图对思想文化领域越来越凶的批判运动加以限制，但其结果却加速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１９６５年底掀起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是由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海瑞罢官〉》一文引起的。这篇文章的写作，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江青背着中央政…     

深刻认识和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体会

深刻认识和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体会安建设众所周知，对于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党和人民已经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历史性的评价。这就是１９８１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     

关于“文革”的下限问题

关于“文革”时间的下限,有人主张定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时;有人主张定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伊俊忠、李兴革在今年第3期《河南党史研究》上撰文认为,这两种观点不尽合理,“文革”的下限应是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结束“文革”运动之时。因为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文革”的纲领     

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上)

乔木同志在负责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在审定《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时,都对“文化大革命”发表过许多重要的意见。这些见解的基本方面虽然已经吸收在上述文件和著作中了,有些是以文章、讲话的形式发表在《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中,但是也还有大量珍贵的内容没有披露出来。本文只是就乔木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的论述作一些介绍,希望他留下的这些很有价值的思想遗产能够为广大党史工作者所了解,使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研究中得到教益。下面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节录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1年4月出版。本书分为两个部分,其一为胡绳关于编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十次谈话,其二为送胡绳审阅的该书第一编“五四运动后中国政治的新格局”;另选择若干节未送审稿作为本书的附录。全书约30万字。胡绳主持的《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编写工作1995年初启动,1995年6月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五”重点项目,1996年5月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点项目。参加编写的有丁伟志、徐宗勉、陈文桂、闵杰同志。2000年11月5日胡绳逝世,《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难以继续编写,便有本书面世。胡绳的十次谈话前九次的时间是1995年三四月间,最后一次是1998年10月,谈话的题目分别是:一、关于“中间势力”;二、关于殖民地;三、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四、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五、关于五四运动;六、关于中国共产党(上);七、关于中国共产党(下);八、关于国民党;九、关于“三个角色”;十、关于编写中应当着重研究的四个问题。为表示我们对胡绳的敬意和怀念,本刊选登五、六、七讲,同时配发特约陈文桂同志写的该书评介《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