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依法化解群体性事件纠纷机制的思考[1]

群体性事件是在经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相互碰撞集中爆发的外在形式,其主要分为因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诉求难以满足和经济利益冲突转化为政治诉求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等三种类型。国际社会有着成熟的处置群体性纠纷的方法和经验,在借鉴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应当通过建立社会调解机制、新型社会组织参与机制和信访运行机制,探索构建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纠纷解决机制。     

对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群突发事件的思考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并成为城市居民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农民工、外来工、流动人口已经逐渐成为城市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在人群流动中,社会矛盾也日益复杂化,流动人群突发性群体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正确认识当前流动人群突发性事件的特点和分类,完善预防和处置流动人群突发性事件的运行机制,探索预防和处置的策略和方法,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不断提升社会稳定的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社会转型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理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社会经济生活和人们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和调整。与此同时,农村“热点”、“难点”问题日益增多,农民负担过重,政治参与渠道不畅,农村“三乱”问题严重,基层组织力量薄弱,以及大量剩余劳动力等问题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大幅度上升。所以,正确认识和分析新形势下农村社会矛盾的特点和成因,及时有效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对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农村群体性事件与社会和谐稳定

农村群体性事件是由三农问题引发的诸多人民内部矛盾激化而成的农民群体抗争表现形式,是社会转型期农民群体利益表达和权利诉求非常化的自力救济方式。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转型期农村人民内部矛盾,通过政策调整、制度安排和法治保障等途径,保障农民群体的合法权益,是有效预防农村群体性事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由之路。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群体性、过激性和破坏性,必然对整个社会秩序产生消极影响。一旦处置失当,必将演变为社会治理危机。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必须将其纳入公共危机管理系统,认真防范,依法处置。     

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思考

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应以平息矛盾、解决纠纷为目的,在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上,依法采取合理、合法、适当的措施予以处置。在处置过程中,既要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力,又要防止权力滥用,为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突发性群体事件的防治机制研究

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社会迅速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纠纷错综复杂,特别是涉及利益诉求多元化的人民内部矛盾日益凸现,突发性群体事件群发,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成为党和政府亟待依法破解的一项重大课题。正确认识和加强对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防治机制的研究,对于确保社会平稳运行、减少社会损失,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妥善处理国有企业群体性事件初探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期，又处于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期。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和各种利益关系、利益格局不断调整，国有企业特别是一些老国有企业沉积了很多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往往成为引发群体事件的导火索，也成为当前影响企业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探讨新时期企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成因、特点，研究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现实困境与对策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正处于深化阶段。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转型,群众内部积累了各类非政治因素的矛盾,并容易通过群体性事件暴露出来,已经成为影响地区发展稳定的一大隐患,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在处置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中,地方政府具有重要职责,但是随着各类矛盾的增多,各地政府在处置突发事件时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亟需要创新思路,建立一套完整的处置体系。因此,本文在分析群体性事件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对政府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针对性的策略,以期更好完善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机制,进而更好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海西山区农村群体性治安事件成因分析—以福建省三明市为例

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具有加强对台工作,促进祖国统一等重要意义。但海西山区农村大量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发生,会对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许多不良影响。这些治安事件的发生是经济、社会等多种原因、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的。     

乡镇公务员应对农村群体突发事件能力提升路径

目前，乡镇公务员应对农村群体事件能力的现状不容乐观。一方面，由于危机意识缺乏，加上“官本位”思想严重，面对突发事件时束手无策、无以应对；另一方面，由于应对知识不足，处置技能欠缺，不能恰当地处理这些事件，从而不能使矛盾最小化，并对我国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