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时效期间起算问题的实务和理论探析

我国民法在诉讼时效期间从何时起算问题上,是以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时为起算点,而“知道或应当知道”在立法设计上不甚周详,在司法实践中面对情形各异、新类型案件迭出不穷的状况更加显得捉襟见肘。本文结合有关案例,指出我国司法实践中时效起算问题上存在的诸多困惑,在研究分析有关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各种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诉讼时效期间起算问题进行探讨研究。     

海上保险诉讼时效相关问题探究

诉讼时效是对海上保险相关主体影响重大的一项制度,而学者对《海商法》第264条“时效”的定性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从诉讼时效的目的功能、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区别,以及整个法律体系的用语等角度分析之后,可以看出该条所述“时效”是指诉讼时效;代位求偿权是维护保险人利益的一项制度,因代位求偿权的特殊性,其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一直争议不断.《保险法司法解释（二）》明确规定保险代位求偿权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且从代位求偿权作为法律规定的权利等角度看海上代位求偿权诉讼时效也应该起算于取得权利时.     

论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兼论请求权的体系

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属于诉讼时效制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但是我国大陆地区的现行法律规范尚未对此做出任何规定。本文以诉讼时效的客体为线索,试图对请求权体系进行描述与构建。     

《民法通则》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缺陷

通观现代各国民事立法 ,诉讼时效制度均为其有机组成部分 ,民事诉讼时效制度 ,已成为现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制度。我国法律关于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 ,集中见于《民法通则》第七章 ,散见于有关司法解释中。笔者根据自己的司法实践 ,认为我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 ,有不尽完善之处 ;不但在理论上引起了混乱 ,而且在审判实践中也不易把握。《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从《民法通则》的这一规定来看 ,权利人的民事权利 ,一旦怠于行使的连续状态届满 2年 ,…     

诉讼时效、物权及相关问题研究

诉讼时效是实体法规范抑或程序法规范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是否仅针对债权请求权 ,对其他的民事权利 (比如物权请求权、人身权性质的请求权 )是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 ?由于我国有关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过于简单 ,在法律实践中产生了诸多混乱。笔者根据民法原理并结合我国有关法律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诉讼时效：保护还是限制

诉讼时效作为一种督促债权人积极行使权利的法律制度,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都引人关注的问题。在我国当前的法治水平条件下,除当事人可主张诉讼时效利益外,法庭在审判活动中亦可主动援用诉讼时效作为裁判依据;同时,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与当事人对已过诉讼时效的债务的重新确认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应予严格区别。     

无效合同情形下的诉讼时效——兼评《关于无效合同所涉诉讼时效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第一、二条

对于无效合同情形下诉讼时效的适用问题，我国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2010年1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出台了《关于无效合同所涉诉讼时效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该规定力图合理规范无效合同所涉诉讼时效的问题，为统一司法提供明确依据。其出发点是好的．条款的基本内容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不过考虑到具体情况，该规定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以利于完善。     

浅析诉讼时效制度的法律适用

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以请求权为主 ,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 ,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对无效民事行为请求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 ,应区别不同情况适用时效制度。起诉后撤诉的 ,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后果。     

关于诉讼时效的思考

诉讼时效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早在公元前的古罗马时代，已经有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的概念，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第一次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作为一个统一的制度作了完整而明确化规定，之后被作为民事立法的范本而广为西方国家仿效，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也部分地接受了这一制度。我国传统的法制观念中，不存在诉讼时效这一制度，我国传统的“父质子还”“人死帐不烂”等甚至都与诉讼时效截然相悻，但我国建国后，主要以前苏联为模式构建了自己的法律体系，在诉讼时效方面，也完全采用了《苏俄民法典》承认消灭时效，否定取得时…     

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和法律效果

诉讼时效(即消灭时效)作为一项重要的民法制度,是立法者对两种对立的秩序(旧秩序和新秩序)、及两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所作出的选择。明确何种权利可以适用诉讼时效,方可避免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权利被适用和应该适用诉讼时效的权利未被适用等后果的发生。明确诉讼时效的法律效果,方可确定新秩序下当事人的权利状态。     

试论内部行政处分行为的可诉性

《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长期以来颇有争议,内部行政处分行为的可诉性是其争论的焦点之一。从目前我国内部行政处分行为不可诉的现状来看,应给予内部行政处分行为的相对人以司法救济的途径,并将内部行政处分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接受司法审查。     

公正·效率·效益--诉讼活动"三位一体"的价值取向

本文认为,在现代法治社会中,诉讼价值的取向日趋多元化,任何一种价值的实现可以说都是诉讼目的某一方面的相对满足.然而公正、效率、效益,可谓是任何诉讼活动所追求的"三位一体"的价值目标.其中,公正是诉讼的核心和基础,效率是公正的有效保障,也许在特定的法律文化背景下,公正与效率在诉讼价值的追逐过程中所占的比重不同,它们会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和发展的状态,正因为如此才确实需要效益在两者之间寻找和协调这种平衡.而效益又是协调两者关系的最佳平衡点.总之,三者之间应当是一种辩证统一的、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关系.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诉讼活动在司法实践中既保持理性,又不脱离现实,并最终为社会提供最大程度的公正与效益.     

“官告民”视角下的行政执行诉讼

“民告官”模式的行政诉讼制度对于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合法行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当前司法实践中,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官告民”案件却占了很大比重。基于目前“官民”争讼的现实考量,建构“官告民”模式下的行政执行诉讼,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具有重要意义。     

证人作证问题新解

证人作证问题是民事诉讼的基本问题,也是民事诉讼言辞中心主义的关键所在.关于证人拒绝作证其实是个价值衡量的问题,在涉及案件事实与其他价值冲突时是否一味追求真实,如何处理也值得探讨.证人拒绝作证不是因为其本身有什么特权,而是因为其负有对相关人的保密义务(如医生对病人负有保密义务),所以准确地说应该叫证人拒绝作证的义务.     

浅谈我国证券市场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证券市场颇具前景,然而现实的、潜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通过对我国证券市场法制缺陷的分析可知,法制的完善至关重要。只有通过《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的完善,规范公司的法人治理,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全面引进股东诉讼特别是派生诉讼,完善证券民事责任制度及司法制度,切实保证投资者的利益,才能真正建立一个公平有效的证券市场。     

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

公益诉讼是指国家机关、法人或公民个人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分别以国家和个人名义提起的诉讼。我国现行诉讼法没有规定公益诉讼制度 ,但从实证、国外经验和理论上分析 ,我国应该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就要设立监督权力权利运作机制 ,明确公益诉讼提起的主体、条件和受案范围 ,提高公民的公益诉讼意识 ,设立公益诉讼团体组织 ,改善法院的工作效率和执法水平等等     

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刑事法定化考量

诉讼欺诈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且在现实生活中有愈演愈烈之势,仅靠民事制裁力量显然已不足以抑制其发生。因而应当将其作犯罪化处理,在刑法分则中单独设立罪名,配置法定刑,以有效遏制其蔓延之势。至于对法院因诉讼欺诈行为作出错误判决而对诉讼相对人造成损害的,应视具体情况确定是否进行国家赔偿。     

民事责任制度之没落－论急迫中的公益诉讼制度

以民事责任为中介的传统民事诉讼制度已不能满足我国目前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应尽快建立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从而真正发挥“私人检察官”的作用。     

劳动公益诉讼制度建立的思考

劳动公益诉讼作为公益诉讼的一种,是公益诉讼制度在劳动法领域的典型适用。由于我国当前存在着劳动公益诉讼立法的严重缺失,对于目前众多公司、企业日益严重既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又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现象,弱势群体劳动者依法维权显得苍白无力。根据我国实际国情,建立劳动公益诉讼制度,来维护劳动者合法劳动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诱惑侦查之方法论解读

对于诱惑侦查,不能只从诉讼视角展开,还应该从方法论角度予以关注。诱惑侦查的范围包括“犯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两种情形,其目的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收集证据和查获作案人,其侦查途径为从案到人和从人到案的合并使用,即根据案件情况或者线索情报确定作案人的特征和嫌疑范围,然后运用诱惑手段寻找、确定嫌疑人,从而破获案件。诱惑侦查的策略手段具有高效性、欺骗性和是否合法的模糊性,因此,对其规范时应从使用时机、适用范围、适用程序、适用对象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