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的“三个难以预测”说明了什么?

苏共“27大”是标志着苏联进入战后历史发展新阶段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会。其特征之一是苏共新领导在国内决心开始进行全面改革;特征之二是苏共新领导在国际上决心全面迎接美国的挑战。同以往的苏共领导不一样,苏共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是以一种崭新的战略观点来看待历史新阶段的到来的。就其国际战略而言,以退为进,伺机待变,可以说是这一战略的总的指导思想。而这种指导思想的出现,是与苏共新领导对国际环境及其发展的新认识密切相关的。     

重新起步的苏联经济改革

苏联的经济改革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几经反复停滞不前。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一再强调进行经济改革的必要性。1986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七大确定了改革的方向。以苏共二十七大为新的起点,一年多来,苏联的经济改革在理论上有了突破,在实践中有了新的进展。尽管改革面临的阻力和困难很大,苏联的经济改革越来越受人注意。     

从勃列日涅夫的"干部锻炼" 到戈尔巴乔夫的"迭次更换"——苏联1985-1989年间罗名制的动荡不稳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于 1985-1990 年间,进行了苏共领导层干部的选拔和任命方面的改革.通过研究苏联以及地区(以俄联邦 7 个主体为例)领导层,旨在回答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学问题.戈尔巴乔夫用哪些方法形成了党内的职位等级制度?其"精英工程"的意义何在?其干部政策的动员和革新意向之间有何种相互关系?戈尔巴乔夫的干部政策实为"干部的迭次更换"和党内选举的一种结合.这两种实施干部政策的制度使得苏共急速瓦解,是苏联行政管理去党化的第一次浪潮.     

苏联工资制度的改革

自苏共二十七大以来,苏联加速了经济改革的进程。改革不仅涉及到生产领域,还包括了分配领域。去年,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同作出决定,从今年开始,在国民经济生产部门实行新     

苏共二十七大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

今年二月下旬苏共召开的二十七大,是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年以来,为贯彻所奉行的政治路线和内外政策的一次重要会议。关于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涉及面很广。本文仅就苏共二十七大和苏联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提供一些材料和看法。一、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加速发展”的方针苏联自七十年代以来,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第九和第十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     

苏联解体前夕苏共基层党组织组织资源的丧失

苏共基层党组织曾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特别是苏共19次代表会议以后,伴随着苏共职能的转变,苏共基层党组织逐渐由社会基层的政治核心和政治先锋队转变为在基层赢得选票的党派组织。几十年以来苏共基层党组织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所积累起来的宝贵资源被废弃,这是导致苏联解体前夕40多万基层党组织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重要原因。     

苏联苏维埃制度的重大改革

苏维埃制度是苏联的政治制度,即政体。苏维埃制度改革是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苏联社会生活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议》,制定了苏维埃制度改革的钢领性措施。1988年12月1日,第十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非例行的第12次会议通过了《苏联关于修改和补充苏联     

苏联1956、1965年:未完成转变的教训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就《二十大和二十七大之间的共产党》问题展开了讨论。在1988年第4期上刊登了两篇文章。一幅是格洛托夫撰写的《关于五十年代后半期至八十年代前半期苏共活动的某些历史经验教训》,另一篇由祖布科夫斯基撰写的《1956和1965年未完成转变的经验和教训》。这些文章分析了苏共在五十年代后半期至八十年代初期的活动中极为重要的活动。试图认识消极现象产生的原因、停滞机制形成的依据。研究这些问题对于苏联当今的改革具有实践意义。     

苏联在两次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理论发展

苏联第一次经济体制改革是在赫鲁晓夫执政年代。根据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1957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组织》的法令,对工业和建筑业进行彻底改组。这次改组主要集中在中央和地方管理权限的划分上,很少涉及到国家和企业的关系问题,基本上是用一种行政管理方法(地区管理)代替另一种行政管理方法(部门管理),并没有触动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本身。改组后不久,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严重起来,造成国民经济的混乱,党和政府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把下放的权力重新再集中到中央。接着人们开始探索经济改革的新途径,苏共22大成为苏联第一次经济体制改革     

亲历苏联解体

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已经 20 年.从不同视角,对苏联解体原因有几种标志性看法:社会主义制度先天不足、斯大林模式"原罪"、戈氏"叛变"、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等等.应该说,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是一系列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苏联的劳动集体

苏联从1965年经济改革开始,特别在苏共二十四大以后,通过了许多有关提高劳动集体作用的法律条例。劳动集体现在苏联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地增长。本文拟就劳动集体的分类、结构、职能和作用这几个方面对劳动集体作个简单的介绍和粗浅的分析。     

苏共28大初析

一、会议的斗争异常紧张激烈,高潮迭起 28大前,在俄罗斯共产党的成立大会上,苏共实际上已经形成的三派(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革派,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保守派)都在会上亮相,展开了辩论,并对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严厉而尖锐的批评。苏联党内外普遍认为这是保守派占优势的会,是苏共28大的一次预演,耽心28大保守派再度得势。激进改革派曾提出28大延期召开,以便进一步作好准备。中央全会没有采纳延期的意见,于7月2日开幕。大会围绕着对改革和中央领导工作的评价、纲领性声明、党章、选举领导机构、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而又以对改革的评价为辩论的中心。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30年：重建、发展与挑战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于1990年6月。1991年“8·19”事件后,叶利钦趁打击苏共之机禁止了俄共的活动,由此引发“苏共案”。1992年,俄罗斯宪法法院对“苏共案”做出裁决,俄共解禁。1993年,俄共恢复重建,成为合法政党。自此,俄共以体制内反对派身份开启议会生涯,一度成为国家杜马第一大党,实现了组织复兴。普京上台后,进行政党制改革,加强对议会的控制,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分化、打压俄共。俄共步入低谷,失去了国家杜马第一大党位置。俄共做出调整以适应新形势,并逐渐发展定型。在近三届杜马选举中,其得票率波动回升,长期稳居国家杜马第二大党。总体而言,俄共的发展主要受制于当局。在有限生存空间内,俄共长期稳居议会第二大党的关键在于自身。在诸多属性中,反对派立场相对不稳定,是影响其得票率的重要变量。俄共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与当局趋同,削弱了其反对派政党底色。应对地缘政治事件的战略风险以及长期存在的自身局限是俄共面临的双重挑战。     

从党的先进性角度看苏联共产党蜕变的教训

从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开始到1991年苏共瓦解,苏共近80年的历史,其党建实践可划分为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斯大林之后、戈尔巴乔夫时期四个阶段。苏共的党建实践与党先进性问题的探索,既有成功,也有失误,因而,其经验是丰富的,教训是深刻的。     

试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苏联的整个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发生了极其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些变化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密不可分。本文试图在略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主要历程和基本逻辑的基础上,对这些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特征和意义作一简要的分析与评估。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在其上台不到一个半月后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作了题为“召开苏共例行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及有关筹备和举行代表大会的任务”的长篇报告。这个报告全面阐述了戈尔巴乔夫的内外政策,首次提出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描述了这一加速发展战略的主要精神。不仅如此,在这一报告中戈尔巴乔夫还耐人寻味地既“重申党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和随后的历次中央全会上制订的战略     

兄弟阋墙:中德在1963年统社党六大前后的争斗及其影响

1963年年初的民主德国统社党六大是中德两党关系公开破裂的标志。统社党的对华政策并非是完全听命于苏共,而是与其在一系列国内和国际问题上同中共存在严重分歧有关。由于完全忽视了苏德之间的区别和民主德国的虚弱性,中共采取了强硬斗争的态度。中德两党关系的破裂不仅对两国间的合作关系产生了极大影响,而且还有利于原本对中德来往有所疑虑的苏联,加强了苏共与统社党的合作。     

苏共二十大与二十七大比较研究

三十年以前,苏共召开了二十大,这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由这次代表大会为起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论战,时至今日,密集的枪声虽然停止了下来,但零星炮火还时有所闻。三十年后的今天,苏共召开了二十七大。从眼前看,虽然在国际上的反响远不及二十大那样强烈,但二十七大的召开在国际共产主义     

浅析赫鲁晓夫时期政权和管理机构的改革

赫鲁晓夫在50年代初期执政开始,为了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苏联曾进行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一系列改革。政权和管理机构的改革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一、政权和管理机构改革的三个阶段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进行的国家政权和管理机构方面的一些改革,在颇大程度上是围绕如何发挥苏维埃作用这个问题进行的。这场改革对苏联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浅论苏联农业集约化

长期以来,苏联经济,其中包括农业一直是粗放式经济。进入七十年代,苏联经济粗放式经营的客观条件开始恶化,表现为开发自然资源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大,劳动力日趋紧张,这就要求经济由粗放转向集约化。1971年苏共24大第一次提出粗放因素“有限”。开始决定实行“提高生产效率的方针”。1976年苏共25大明确提出实行“国民经济集约化的方针”。并将它作为“全部经济战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但整个七十年代苏联经济集约化并没有真正搞起来,只是处于探索如何保证其实现的途径和办法的阶段。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化转化,农业集约化的问题也提到国民经济日程上来,并日益成为农业的重要方针和有效的途径。     

1990年的苏联:多事之秋 动荡之年

1990年可以说是苏联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各种事件接踵而至。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说:“至关重要的事件数量之多达到了极点”。要举例子真是俯拾即是:年初开了两次苏共中央全会,接着是第三次非常人代会,实行总统制、多党制、修改宪法、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的条文;然后是立陶宛率先宣布独立;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以及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