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模式的实践与创新——以杭州为例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自上世纪90年代起经历了三个主要的探索阶段,实践成效来看,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管理、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公共服务的真正分离,因而各地仍在探索合理的替代性选择。杭州通过创建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合作共治,多种机制综合运用的治理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杭州特色的社区建设之路。杭州社区建设的实践证明,根据社区公共事务的属性差异界定主体边界是社区治理的基本前提,"三位一体"的复合模式与"多中心"的外部网络是社区治理的组织保证,行政、准市场、志愿和自治等多种治理机制的有机结合是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     

从“面向业务”到“面向治理”:社区信息化的未来转向

当前,社区信息化已经基本完成了"面向业务"的建设,而"面向治理"的探索实践还在起步阶段。社区疫情防控是一项以板块为主,条线为辅,且需要与居民普遍互动的综合性治理工作。通过对南京市A、B、C三个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的考察可以发现,目前社区已有的信息化建设成果在综合治理方面发挥的功效有限。因此,社区信息化需要实现从"面向业务"到"面向治理"的适应性变革,推进面向多元主体、多部门融合、统筹全流程各环节、同时关注机制体制变革的社区信息化建设。     

社区营造视角下特色街区的发展路径探析——以彭州市丹景山镇花村街为例

基于对彭州市丹景山镇花村街的发展治理现状的调查,结合社区营造理论,从"人""文""地""产""景"五个维度总结特色街区创建方法。花村街实现了街区面貌、人居环境、产业业态的全方位提升,形成了"党建引领、政府引导、群众参与、社会组织、业态跟进"等一些具体经验做法,对特色街区创建和基层治理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成都市社区治理与社区营造研究——从“陪伴”到“培力”的文化路向实践

文化治理是社区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路径。近三年来,成都依托自身厚重的文化底蕴优势,以"文"为杠杆,积极开展社区总体营造项目,逐步探索出了一条从外来引入到本土内生,从参与陪伴到赋权增能的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可持续社区治理之路。以成都崇州为例,在社区治理与营造中,坚持"循序渐进""资产为本""因地制宜"等社区营造文化路向实践原则,通过优先挖掘在地文化故事"唤醒"社区乡愁记忆、选拔在地乡贤领袖"引导"社区文明风尚、孵化社区志愿组织"激发"社区集体行动等举措,有效实现了社区居民个体幸福、社区睦邻、民族文化自信等治理成效。     

社区行政化与社区“减负悖论”——基于浙江社区“七多”治理的案例研究

城市社区是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基层自治制度与实践活动的建立和推进,政府主导的"行政社区"迅速发展。浙江社区"七多"治理的实践案例反映出中国城市治理中日益严重的社区行政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区"减负悖论"。从政府职能履行和职能转变的视角来看,社区"减负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习惯于通过行政手段包揽基层社会治理事务,应急性地选择"去行政化"的治理思路,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斩断行政事务向社区转嫁的链条。基于此,提出应对社区"减负悖论"的思路:以需求溢出理论的广义社会组织论为指导理念,动态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根据政府和居民双重需求对社区居委会功能和事务进行价值排序,并依据居委会承载能力进行倒序切除,推动居委会承载事务与承载能力动态匹配。     

形式主义的治理理论及其实践解释向度——基于京郊B村的实践经验

"基层减负年"以来,"文山会海"实质性压缩,但形式主义并未根除,甚至出现了"减负悖论"。研究发现,以形式主义的"病灶"为划分依据,其可以分为"功利主义""主观主义""体制机制"视角下的三种类型:即领导干部的"利己主义"、"完美之治"的治理理念、缺乏联系群众的机制及基层政府无匹配性权力与资源导致的形式主义。为此,须分别进行作风建设与用人制度建设,反思和重建当前的服务型政府理念,重建联系群众的机制及改革权责失衡体制。以形式主义的治理理论为解释框架,"治理错位"的概念可以解释"甩锅行为""减负悖论"等的基层治理乱象,这启示形式主义治理实践应着重于"主观主义"和"体制机制"的视角。     

发挥统一战线优势 推进基层社区治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的"柔性"政治机制,具有与基层社区治理特征和需求高度契合的优势与资源。通过建立机制、动员资源、发挥作用等,统一战线能够在基层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中作出积极贡献,基层社区治理也可以因为统一战线的融入而提升绩效,形成统一战线与基层社区治理共融发展的格局。     

“进社区”:混合治理空间中的条块关系与行动逻辑——基于浙江H市的基层社会治理改革

"进社区"是中国各级政府回应社会问题社区化与政府职能社区化发展趋势的普遍选择,也形塑出现代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单元及自治共同体的多重样态。新型社区制背后蕴含多重治理逻辑并存的复杂性。多重逻辑既来源于地方行政治理结构中"条"、"块"等制度生产主体,也来自在转型时期新型政社关系视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和自主性发展。其执行的结果是在基层末梢催生出一个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多重功能机械杂糅的"混合治理空间"。本文以浙江省H市近年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实践为蓝本,微观分析"条"、"块"进社区的治理逻辑、约束条件、行为路径及不同预期、激励和约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并进一步关注在多重逻辑的牵制下社区自主性的表现形态。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当前基层社会治理视域中的中国政社关系和社区混合治理的实现路径进行回应。     

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比较:一个分析框架

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治理的实现是关键。采用文献分析法,梳理出三种主流的社区治理模式,即:"行政导向""合作网络"和"自治导向"模式。详尽比较三者之间的特征、问题解决路径及效应差异,建构出一个较为完整的模式比较分析框架。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我国社区治理情况纷繁复杂,"行政导向"模式并非一无是处,"自治导向"模式也并非具有普适性,在当前国家自主性依然很强,社会主体性不足的转轨时期,"合作网络"模式是适合国情的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社区分化:表征分析与治理应对——以南京市为例

对南京市区的社区调查发现,城市社区不断呈现"分异"趋势与现实。地方区域的社区分化是社区复杂性不断增强的过程,其"景观"表征体现为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社区居住形态聚合和单一社区等社区层系及其问题的"复杂社区"现实。城市社区分化给地方治理带来了挑战,在社区治理与应用原则下,提出"三个共识"与"三个差异"并重,以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差异化治理方式作为应对。     

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探析——以上海宝山“社区通”为例

数字协商与社区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近年来,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的实践在我国各地蓬勃发展。上海宝山"社区通"下的回应模式、打钩模式以及"线上+线下"模式,全面地展现了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的具体过程。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时,通过打造数字协商平台、培育居民协商治理能力,进而形成数字协商治理机制,最终推进社区治理。在具体实践中,数字协商在程序与制度上的不完善,导致数字协商在社区治理中覆盖范围不足、难以深入协商以及配套措施缺乏等局限。未来应当着力加强数字协商制度化建设,以便数字协商能够更有效地嵌入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的"互联网+"模式构建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层场域,社区治理"互联网+"模式的构建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本文界定了社区治理和社区治理"互联网+"模式内涵,剖析构建社区治理"互联网+"模式理论和现实可行性,梳理构建思路,继而构建了社区治理"互联网+"模式,提出完善社区治理"互联网+"模式的运用对策.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中的社区社会组织构建——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

城市社区冲突"善治"的实现,必须以丰富的社会资本为基础,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共治。作为社区治理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社区社会组织的信息资本、人力资本、网络资本在城市社区冲突治理中分别扮演着"指南针"、"疏导员"、"关系网"的重要角色。然而,先天不足、能力不足、支撑不足,造成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困境。创新管理制度、强化法律保障,加强组织能力建设、加大培育扶持力度,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社区志愿参与制度化,是优化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冲突治理的可行路径。     

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新时代城市社区建设新的行动策略

社区动员是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的推动策略。伴随着城市社区建设方向由行政化向社会化的趋势发展,社区动员模式经历了由"控制型社区动员"到"管理型社区动员"再到"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的逻辑演变。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范式,"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模式"的核心要素包括居民需求、制度支撑、能力建设、社会组织、社区文化、资源支持六个方面。"互动治理社区动员"机制包括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构建上下联动动员机制;以系统培训为载体,构建动员能力提升体系;以建构社区文化为文本,激发社区居民情感认同;以积极开发与利用为手段,建立资源支持体系。     

社区治理视野下社区警务的发展与完善

社区治理是建设和谐社区的必然要求。为此,应当把社区警务纳入社区治理、社区建设的总体发展规划,按照"政府适当引导、组织充分介入、居民全面参与"的要求,有效整合社区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共同推进社区平安建设。     

以社区协调理事破解社区建设难题——来自青岛李沧区的实践与思考

在我国社区建设遇到了新矛盾的历史背景下,青岛市李沧区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在全区建立社区协调理事会,并发展出各具特色的四种类型,极大地提升了社区建设与管理水平,一是在社区治理方面真正做到了齐抓共管;二是在社区服务方面真正做到了资源共享;三是在社区文化方面真正做到了凝心聚力;四是在社区建设方面真正做到了各负其责。李沧区的实践告诉我们:社区必须去行政化,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治;社区资源必须高效整合,才能建设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社区减负、社区服务必须实行项目化管理;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与繁荣,是增强社区建设活力之所在。     

探索建构社区多元主体共治新格局——以浙江新昌南明街道社区党建工作为例

社区建设中涌现出许多问题要求社区党建工作创新,而治理理论提供了一条多元主体共治的解决之道,为社区党建工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文章基于治理理论,深入调研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南明街道"蜂巢工程"组织机制创新工作,以期在治理理论视域下优化党组织的管理培育能力、凝聚向心能力、影响渗透能力和与时俱进能力,从而不断提高社区治理能力,进一步优化党组织引领下的社区多元主体共治。     

成都城乡社区治理法治化的实践及深化路径研究

社区是依法治国战略落地的基础平台。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有助于促进成都的有效治理与和谐安定,有助于促进成都市民法治意识的形成,对成都整体法治化进程意义重大。然而,成都在社区治理法治化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建议:完善立法和制度体系,创新"政社互动"实践,全面开展"社区协商",促进"达标服务"落地,切实提高成都社区治理法治化水平。     

党建引领助力国际化社区发展治理的经验启示——以成都市郫都区书院社区为例

完善国际化社区治理、强化国际化社区党的领导是成都市国际化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当下,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探索中,国际化社区治理作为社区治理中最具复杂性、前沿性、挑战性的代表版块之一,更是离不开党的领导的"总基调"。位于郫都区双柏书院产业人才聚集片区的书院社区从作用发挥、队伍建设、资源整合以及党群服务中心建设四方面着重凸显党建引领作用,推动社区取得逐步构建多元共治体系、稳固提升治理综合能力、不断优化党群服务中心建设及积极营造人文融合环境的发展成效,为进一步推进党建引领国际化社区治理提供了经验启示与路径参考。     

社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以济南市槐荫区裕园社区为例

基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探讨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路径,是增强党组织战斗力、确保社区治理正确方向必须研究的问题。选取作为城市社区治理典型的裕园社区进行实地调研发现,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通常包括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群团组织基层力量、专业社会工作团队、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社区党组织居于领导核心地位,主体间相互依存,由此构成社区内部治理体系。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机制作为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能力的制度保障,应该包括民主协商机制、信任机制、规则机制、志愿服务机制、文化宣传机制、激励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