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驭经济

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之下,政治决策者如何驾驭国家经济?在相同条件下,一些国家为什么会做出迥异的政策选择,从而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对于这些棘手的问题,来自不同学术背景和理论派别的学者做出的回答肯定会不尽相同。20多年前,彼得·霍尔(Peter Hall)在     

学者参与决策过程的五种角色

学者在公共决策中的角色和作用呈上升趋势，在公共政策制定的各个环节中，学者分别扮演议程设置的塑造者、政策方案的设计者、政策采纳的“决策者”、政策执行的协助者和政策评估的“评议者”角色。学者参与决策过程必须基于自身的专业化，系统掌握特定领域的知识及科学逻辑的研究方法，才能在政策和社会服务领域更好地发挥作用。     

浅谈全球化对主权观念的影响和应对

全球化对各方面的影响是深刻和多种多样的。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它也必定对主权国家造成冲击,而要适应这样的世界就需要作出相应的调试。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外学者们提出各种有关主权的理论,主权观念也愈发呈现出一种尴尬的境地。本文通过对全球化背景的相关介绍,结合主权观念解读如何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适应发展潮流,提倡应采取发展的角度和眼光看待主权理论。毕竟全球化是一种发展趋势,我们应该学会适应和应对这一环境并通过制定相应的措施来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     

回眸近十年中国译界学者之研究

近十年来,辛勤耕耘在我国译学界的老、中、青三代学者为我国译学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回首近十年学者们的翻译成果,笔者将它们归纳为五大主要领域并按年代顺序进行综述以展示不同年代译界学者对译学问题的研究视角。一、翻译学建设近年来,译学界围绕翻译学的构建问题提出了各     

增长的痛楚:崛起的中国面临之挑战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历时30多年,其经济成就和社会效益令世人惊叹;与此同时,伴随着改革过程而出现并积累的问题也使形势令人忧心。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改革年代采取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使得中国的崛起如此之迅速,然而却并非一帆风顺、完美无瑕。改革进程中的诸多问题给政府的治理带来了各种挑战,针对这些问题,执政党在相应的领域实施了应对政策,以期保持其治理的有效性。社会科学领域从事当代中国(暨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学者具有多样化的学科背景,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点逐渐从对政权更迭的预测转向对党和政府具体的政策实践和治理路径的考察。通过这些学理观察,学者们发现,中国的党和政府应对上述政策挑战的方式在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而将独特的政策路径置于比较研究的视野下极具启发意义。     

美国智囊机构的角色功能和手段

五大角色功能: 1.决策者政策理念的主要来源 智囊机构的主要工作是探求传播知识理念,目的是使决策者接受研究成果,使理念能够落实在具体的政策制订方面。智囊机构还是意见交换和政策网络的促进场所,多数政治家经过和专家的互动,可以参与分享这些专家在政策问题上的观点,进而有利于自己做出决定。 2.政府公共政策议题的评论者 美国学者希高特和斯通认为,智囊机构在政治生活中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试图告知和影响,而非制订政策”。他们最有可能扮演的角色,是对公共议题进行批判的观察者和评论     

美国智库对香港问题的认知及其影响

智库影响着美国决策者的政策偏好和政策选择,并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决策过程。总体上,美国智库通过推动官方涉港问题倡议、发布涉港问题研究报告、参与召集涉港问题活动、接受媒体涉港问题采访、出席国会涉港问题听证等方式介入香港问题。美国智库在香港问题上的"积极作为",某种意义上间接扮演了压力集团的角色,影响了美国官方的对港政策,干扰了中美关系的良性互动,并对中国政府对香港的管治造成负面影响。但是,美国少数智库学者对香港问题的理性、深入分析,也有利于我们从国际层面认识"一国两制"面临的挑战。美国智库在党派属性、政治立场、议题角度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使其对香港问题的介入也存在差异。中方应利用美国智库这种影响力与认知差异共存的"二元性",有针对性地加以应对,把握美国对港政策的趋势,有效降低其对香港的繁荣稳定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试论21世纪东亚发展中的文化问题

70年代末以来,文化在东亚崛起中的作用为东西方学术界所关注。冷战结束后,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引起学者们的争论。21世纪东亚在文化上应注意哪些问题?本文就此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谈论文化,对文化的概念首先应有明确的界定。1871年文化人类学的创始人泰勒(E.B.TYLOR)提出文化的定义以来,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文化加以定义,至     

论英国对日绥靖政策

有关30年代英国对日政策问题,史学界历来存在两种意见。西方学者一般认为:英国"没有实行绥靖日本的政策",他们指出:与其在欧洲坚持绥靖政策形成对比,英国在远东"选择了强硬方针"。英国对日进行的妥协仅能被解释为不具代表性的"例证"。我国学者则一致认为,30年代英国推行了与其对德政策相似的绥靖路线,并酝酿策划过"东方慕     

美国“弃台论”发展演变分析

近几年来,在全球经济危机和中国大陆崛起的大背景下,美国与两岸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部分美国学者、前官员重新评估美国对台政策问题。在这场围绕对台政策的辩论中,一批重量级智囊和学者从美国根本利益和美中关系大局出发,提出要求减少乃至放弃对台军售、从台海争端脱身的“弃台”论调,在国际社会和海峡两岸引发关注和讨论。     

阅读卡尔·马克思!——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访谈

正30年来,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意识形态风靡全球。然而,2008年的经济危机、我们社会中存在的深刻不平等(尤其是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当代严峻的环境问题已经促使许多学者、经济分析家和政治家们重新开始讨论资本主义的未来以及寻求一种替代性方案的必要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恰逢马克思     

疑罪从无原则下的情理推断

疑罪从无是刑事法律发展的趋势,刑事审判中的疑点更加容易引起关注。对证据的理解、对法律的适用的理解甚至是对社会政策的理解,都是形成"疑罪"的原因。而司法对待"疑罪"最终的态度,还是需要通过司法审判活动才能有最终的结论,审判人员在对证据、法律、政策的理解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将采纳情理推断的审判方法。     

人均GDP指标的误用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l)是宏观经济学中的重要指标,代表了某一国或某一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人均产出水平。近几年来,许多中国新闻记者以及学者、政策决策者将人均GDP指标用于分析政治、外交、军事、社会、科技等非经济领域的现象和问题。跨领域使用该指标,不禁使人产     

浅析知识产权有效性的可仲裁性

随着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寻求更有效的途径解决知识产权争议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热点,而由于知识产权本身的特性,其是否具有可仲裁性也是学者们讨论的焦点。其中,关于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是否可以仲裁争议较大,本文从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结合当前理论,对这一问题简单阐述。     

一位美国作家眼中的十月革命

<正>1898年,严复翻译《天演论》付梓。与严复有师友之谊的吴汝伦,眼看着文人学士依然沉湎于八股时文、公牍与说部,而出版这本由外国人撰写的大讲进化论道理的译述,是否能为时人所接受、理解,他对此深感不安。为此书所撰序言中,吴汝伦道出了自己不安的理由:"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实际上,类似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远的不说,前些年有学者推动日本学者竹内好、沟口雄三关于中国文学与思想史的研究著作在中国出版,另有一些学者就担忧我们的知识界、思想界是否做好了接受竹内好、沟口雄三的准备。果然,     

学术团体民转官

在中国,农村人上了城市户口,就好像一介书生考上公务员一样令人向往。但我万万没有想到民间学术团体居然也会有农民进城的强烈冲动。近日,听到中国犯罪学会换届和下届会长候选人的官方背景,念及这个学会未来可以想见的结局,立即令人联想到前些年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一夜间转为官办学会，心中有一股由内向外渗透的悲凉。殊不知中国的犯罪研究发韧于斯（指新中国的学者们1979年始获准研究犯罪问题，并于1982年成立第一家犯罪研究学术团体——笔者注），当今中国诸多犯罪学大腕亦流连于斯，这是一片有可能全面展示中国犯罪学成果的学术平台。谁曾想到中国当代两个最重要的犯罪学学术社团，无独有偶，在几年间这么快就即将走完了她们作为民间学术团体的生命历程。     

论点摘编

20 0 5年让贫困成为历史 ?2 0 0 5年 ,消灭贫困将前所未有地支配着全球决策者们的活动议程。围绕着这一议题 ,各国际组织和政府机构将展开各种活动。如此多的对于贫困问题的关注当然是受人欢迎的 ,但人们仍然会怀疑 ,这么多最高级别的国际会议最后是否会沦为空话而不是行动。一些持乐观态度的人认为 ,在与贫困作战方面 ,人类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好的局面。富裕国家已经将国内政策关注的焦点从绝对贫困转移到了相对贫困上。贫穷国家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在过去 2 0年里也有了极大的提高 ,特别是在亚洲 ,单单印度和中国持续而快速的经济增长就能…     

自下而上政策话语模式分析

政策实施需要政策传播,政策传播的前提是政策被理解,政策的可理解性越高,政策传播中的信息衰减越低,传播越准确。政策的话语模式直接影响政策的可理解性和传播效果。自下而上的政策话语模式有利于提高政策的可理解性,从而有利于政策的准确传播和政策目标的实现。     

国内政治、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深植于理性主义传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国内政治与世界政治互动的研究取得了迅速发展。在理性主义框架内,学者们将国内政治谨慎地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之中,在保证理论简洁和严谨的同时,也促进了我们对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理解。本文分析了研究国内政治与世界政治互动的难题所在,讨论了将国内政治引入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理线索,并总结了90年代以来理性主义框架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从政党视角看治理变革——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

正现在全球经济面临的很多问题,需要我们有好的想法(idea)和政策,但光有好的想法和政策还不够,执行怎么办?需要把想法转化为行动。"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是受邀与会的著名学者之一。在对话会的不同场合,郑永年教授和与会者分享了自己对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见解。在他看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背后是治理主体(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