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顺德综合改革研究——以“治权改革”创新地方治理模式--2009年以来顺德综合改革的理论分析

2009年以来，作为广东省地方政府综合改革的试验区，顺德启动了新一波综合改革。从改革的历史来看，顺德新一波综合改革既是20世纪90年代产权改革的逻辑延续，也是回应顺德经济和社会转型现实需要的产物；就改革的驱动力而言，顺德新一波综合改革的动力机制在于“上下联动、内部激活”；在改革的线路上，顺德新一波综合改革从变革治理主体入手逐步扩展到调整治理关系。顺德新一波综合改革创新了地方治理格局，其实质是治权结构的有限重构，其历史定位在于它是“产权改革”与“政权改革”之间的中介，其实践意义不仅在于为顺德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破除体制性障碍和为广东深化改革提供示范样本，更重要是为中国探索了一条从“产权（经济）改革”“治权改革”再到“政权（政治）改革”的改革路线。     

系统性改革不可回避

聂辉华在《炎黄春秋》撰文认为，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当经济改革日渐深入时，由于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没有及时跟进，一些经济领域的深层次改革备受掣肘。例如城乡二元体制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化的问题。还涉及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变动和市民社会的构建。而这些有赖于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推进。时不我待．系统性改革已经不可回避。     

论刑事司法改革方法论体系

方法在人类社会和司法改革中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方法论能够促使刑事司法改革日益科学化。我国当前刑事司法改革存在实践探索和顶层设计的结合问题、重点难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的协调问题、参与改革和方案完善问题以及政策立法和依法改革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构成了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方法论转向需要。而刑事司法改革方法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能够克服这些“贫困化”问题，最终在刑事司法改革中通过方法论体系的基本要求、基本目标、基本手段、基本机制和基本保障措施来达成。     

勇于探索 大胆改革——成华区人民法院改革见成效

近几年来，成华区人民法院在区委的领导、区人大的监督、政府的支持和上级法院的指导下，积极推进法院改革。经过不断探索、不懈的努力，在审判方式改革、审判管理机制改革、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内部监督机制改革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确保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奠定了基础。     

司法改革与程序意识

由于司法是以程序为核心的，又由于司法改革所追求的不只是司法结果的公正，更是司法过程本身的公正，因而，司法改革在实质上是程序的改革。然而，如果支配着程序的设计和运作的程序价值观是有待批判、变革的话，则程序的改革就不只是细节性安排或技术性变化。该文通过对三大诉讼法程序设计的分析，指出程序意识变革的先导性意义，并在目的与手段、权利与权力、法治与人治、共性与个性等关涉程序的一系列关系中，对要变革和塑造的程序价值观作了分析     

机构改革中的乡镇干部

新一轮乡镇机构改革已经启动。笔者近日走访了多个欠发达地区乡镇，普遍反映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职能越位、错位和缺位日益突出。尽管部分乡镇干部的认识难免失之片面和偏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从某些侧面反映出了乡镇改革需求迫切的现实。     

论制定专门的行政改革推进法——行政改革法治化的一条崭新进路

在学界，行政改革法治化问题通常采用一种“法制跟追式”的研究追路。但是这种思路具有天然的缺陷，它无法化解行政改革面临的正当性危机，也无益于行政法治的耩建，因此有必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转换思路。在行政改革的条件下谋求法律规范的确定性与适应性的动态和谐，最优选择是制定专门的《行政改革推进法》，以一种整体性的推进机制来引领、规范和保障行政改革的正常进行。     

司法改革视野中的监狱改革

监狱改革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纳入司法改革的视野中统一谋划。我国监狱改革应当以渐进性、系统性、本土化为基本原则，应当以现代化为改革的目标图景，全力实现监狱管理体制的合理化与监狱运作机制的良性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当前应加强若干监狱改革重要课题的分析研究。     

（英）马丁·雅克：中国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西方的普遍看法是，国家的特点是僵化、萎缩、不合时宜，但中周的情况则不同。西方还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进展迅速，但没有进行政治改革，这是大错特错。中国曾进行了广泛和深远的改革，特别是在1982年、1988年、1993年和1998年，而且改革仍在继续。中国的改革比西方在这个阶段所进行的改革要大得多。在试验过程的基础上，国家不断转型，     

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出台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7月16日下发《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全国公车改革启动。这次公车改革，主要是要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保留必要的机要通信、应急、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和符合规定的一线执法执勤岗位车辆及其他车辆。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论一般法律原则在共同体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国际法适用于欧洲共同体 ,共同体法律体系中的一般法律原则基本上包括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在共同体中 ,一般法律原则的适用已是成员国的共识。共同体法意义上的一般法律原则既内在于共同体法的秩序里 ,也存在于成员国各法律体系之中。本文试图通过若干案例 ,说明一般法律原则在共同体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论成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合法性问题

刑法上的“合法性原则”要求一个法庭必须“依法成立”。法庭只有“依法成立”,才有资格进行审理、并在确定被告有罪时对其进行定罪。刑法上这个原则,当然也适用于国际刑事法庭。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为了惩治严重的国际犯罪行为,已成立了不少国际刑事法庭。尽管这些国际刑事法庭的宗旨和目的相同,但它们的成立方式却各不相同: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塞拉利昂特别法庭是塞拉利昂政府与联合国通过签订协议而成立。虽然,成立方式可以不一样,但都必须符合“合法性”原则。本文将通过案例分析,来探讨这些国际刑事法庭在实践中是如何论证和裁决关于成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合法性”原则的法理问题。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司法公信力的意义阐释

司法公信力源于司法的自治力、司法的说服力和司法的确定力。司法公信力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理性沟通的产物,是一种归属于社会资本的制度性资源,是司法在发挥纠纷解决功能、权利救济功能和法律发展功能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任用和信用关系,是司法权威历史演化的产物。     

《森林法》修改的几个问题

作者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修改的基本思路,主张修改后的《森林法》应该成为森林资源法律子体系中的核心法律,林业行业的基本法律,即全面反映当代新型林业和森林资源在我国经济、社会和环境建设中重要地位和全面作用。认为在修改《森林法》时,必须坚持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体现当代环境资源法的基本理念,在有关问题上与国际法接轨,认真总结和吸收国内有关环境资源和林业的法制建设经验。《森林法》修改应该建立在对森林的性质、特点和作用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现实存在的森林资源环境问题,突出森林保护和森林生态建设,加强对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的采用,加强对公众参与等社会调整机制的采用。     

《鹿特丹规则》视角内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之解析

以《鹿特丹规则》为视角,分析新型的制度建构对提单物权凭证功能的传承,并在新公约的语境下对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进行初步解析,指出在未来的海上运输法研究领域,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