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创新过程中正式与非正式政治耦合研究——以公安微博为例

以公安微博为例,分析了自下而上的地方政府创新过程中正式政治与非正式政治耦合的机制。基于中国制度变迁、非正式政治、政府行为等理论文献以及对于X省Y市案例研究,提出一个地方政府创新过程中正式与非正式政治耦合机理的初步分析框架。分析框架指出,在中国地方政府组织体系和领导中心的决策机制这一情境下,地方政府创新往往是正式政治和非正式政治耦合的产物,而非正式政治在政府创新决策过程中往往起到支配性的作用。通过案例分析,发现非正式政治在创新的接纳阶段起着核心作用,正式政治成为创新扩散阶段的关键推动力,在创新的实施过程中需要通过非正式政治支持获取正式制度安排,非正式政治的根深蒂固和正式政治的弱化则为创新的后续发展带来高度的不确定性。尽管存在个案研究的代表性以及政府内部的政治敏感资料难以全面获取等局限,该研究仍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地方政府创新过程的"黑箱",有助于促进对地方政府创新行为逻辑的理解。     

非正式制度与治理：一个比较研究框架——前沿理论、中国实践与研究前景

制度与治理关系密切，制度是治理的依据，治理在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早期的制度主义者主要关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整体性的、宪法性的、正式的制度安排，但近二十年来，随着新制度主义的发展，非正式制度逐渐成为制度研究的热点。目前，非正式制度研究的重点问题是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理论上，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存在互补、竞争、替代、适应等四种互动关系，但较新的研究表明，在现实治理场域中，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互动形式更加复杂多样，形成了目标与绩效、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规则执行、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和供给能力、性别政治、街头治理等六个应用视角，揭示出这两种制度在互动中影响社会行为、促进或阻碍治理目标实现的不同路径。新制度主义下的非正式制度研究方法、应用视角、分析性概念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也存在局限。中国的非正式制度和治理研究前景广阔，可以在扎根中国实践、加强理论对话的基础上，构建更具中国特色的制度研究理论体系，为政治学主流理论贡献学术增量。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选择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决策实践,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创新的过程,实现了平稳的经济和社会转轨。之所以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在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理念中的非正式制度与渐进式改革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非正式制度在促进绩效提高的同时,也干扰和降低了改革的效果。改革在总体上选择渐进式战略的同时,在某些问题上可以采取"激进式"的策略,实现正式制度的变迁和创新。     

关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创新思考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一个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就是要加强制度创新。制度创新需要将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实施机制均纳入制度体系当中,使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均实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机构成,同时,切实强化制度实施机制。制度创新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注重提高制度创新的科学性、协调性。当前,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是突破重要领域的诸多制度性障碍,把科学发展的思想、理念、思路,以各项刚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为载体强化贯彻于各项工作中,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中国制度转轨过程中文化转型的机理及其内蕴

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是一种文化因素,制度及其运行需要包含非正式制度在内的文化这一内在支撑。文化与一定社会和民族血脉相连,对正式制度产生极大影响。中国传统的非正式制度文化有着巨大的缺陷和弊端。中国当前的制度转轨和现代化转型提出了文化转型的内在诉求,必须大力推进中国人伦文化体系向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的科学文化体系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治理:制度研究述评——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制度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制度作为一种分析单位,不同领域的学者都给予"制度"问题高度的关注。新制度主义对制度进行拓展性研究,认为制度不仅包含由政府、国家、统治者有意制定的一系列规则、政策法规的正式制度外,还包含了人们在长期的共同交往中形成的、内生的非正式制度。于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就成为了分析制度的两个重要视角,不仅对农村治理中的制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使中国农村的制度研究面临一些问题。     

非正式制度对当前农村法治建设的影响

农村法治建设离不开本土资源,而农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成为其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在与国家正式制度并行的关系中,农村非正式制度影响着农村法治资源的绩效,并产生了二元的制度结构、加强了农村天然的社会关系、影响着农民的政治参与方式和法律意识增强,这需要对非正式制度加以引导协调,使之成为推动农村法治建设的积极促进因素。     

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分析范式建构

从经验层面来看,我国社会管理制度安排的初始状态所呈现的"一体化"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制度建构的苏联模式、制度运行的高度意识形态化、制度承载的"公社化"与"单位化",以及难以消解的制度悖论等特点;社会管理创新的现实中所表现出的管控思维严重、制度安排滞后、行为失范明显等问题,都必然对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分析范式建构产生重要影响和制约。从理论层面来看,作为制度变迁研究的"制度—行为"分析框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据此,结合我国社会管理及其制度创新的特殊情境,超越"制度—行为"二维分析框架,从"制度结构"理论中剥离出非正式制度等观念因素,形成"观念—结构—行为"的分析范式,对于解构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制度创新问题更具适切性。     

乡村治理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解析

随着国家政权延伸到乡村社会的程度不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乡村社会中也呈现出历史上此消彼长的态势。而在具体的乡村治理中,两者之间发挥作用的界域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两者在乡村治理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而理性的路径选择在于:对非正式制度进行适度的筛选,保留其"精华"部分;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精华"部分持相容的态度,实现两者之间的和谐均衡,从而提升国家在乡村社会中的治理能力。     

试论法律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制度深刻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法律环境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法律环境可区分为硬法律环境与软法律环境,即正式法律制度与非正式法律制度,它们对经济发展均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正式法律制度的建立,可以确定产权,确定经济交易规则,构建经济组织体系,降低交易成本;通过非正式法律制度的建立,可以促进社会和谐,进而促进经济活动的进行.所以,在目前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时期,必须注意同时做好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正式法律制度与非正式法律制度的建设工作.     

农村治理中的非正式制度分析——对砚山县鲁都克村的个案研究

国家的现代化努力不断解构和重塑着农村社会,对于至今仍然拥有68万多个村庄的农村社会来说,伴随着农村社会的重大转型,以传统惯性表现出来的非正式制度不但没有快速消失,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得以延续和发展,并作为一种与正式制度相对应的约束力量对农村治理产生较大影响.重视民间治理资源,实现农村社会非正式制度和国家正式制度的双向互动,为农村善治提供良性互动的制度环境,是国家农村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构建中的四种控制途径——基于吉伯特行政责任框架理论

构建党员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长效机制,可借鉴吉伯特提出的"正式与非正式、内部与外部"的两个层面理论,对影响党员领导干部作风的因素构建四条控制途径:正式内部控制途径、非正式内部控制途径、正式外部控制途径、非正式外部控制途径。从目前情况看,正式内部控制途径存在着不透明、权力过大、工作负荷过重的问题,造成内外部控制途径不平衡。另外,还存在着党员领导干部权力自我膨胀和扩张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建设透明政府和党务公开制度,党员领导干部作风应由内部控制走向外部控制,并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城市基层行政组织的制度调适：一个“主体需求—制度结构”的分析框架——基于深圳市Y街道的实践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行政组织的制度调适是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文章构建了分析城市基层行政组织制度调适逻辑的“主体需求—制度结构”框架,并结合深圳市Y街道的实践进行阐释。制度调适的动力来源于主体需求的存在,因此基层制度调适的起点就在于准确识别治理主体各自的需求。在街道范围内,上级党委和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社区居民是参与基层治理的三类主体,分别产生了政治需求、社会需求及自治需求。政治需求涉及基层党建创新和治理任务达标,社会需求涵盖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和承担社会责任,自治需求则表现为居民的自治呼声。每类需求经由不同的渠道传递到街道层面,推动街道以不同的制度类型加以回应,而制度类型是通过制度结构进行区分的。制度结构的不同体现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化组合。政治需求、社会需求和自治需求分别通过正式制度占主导的命令指导型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协同的支持引导型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占主导的协商互动型制度来实现。     

我国公务员录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与融合

我国的公务员录用制度是从中到西、由古至今的特殊传承结果,这就导致了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三方面的冲突:传承的冲突、认知的冲突和实践的冲突.这些冲突集中体现为"德才兼备"、"官本位"等非正式制度对制度模仿的影响.解决冲突的办法就是实现公务员录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适应性和继承性融合.     

领导者要正确认识与引导非正式群体

所谓非正式群体,是指正式组织中的一些成员,在共同工作或业余交住中,由于具有共同的社会感情、兴趣、志向,而形成的一种无形团体(并不是指非法群体)。 非正式组织是存在于每个正式组织中的普遍现象。以往在领导工作中,我们多重视对正式组织的研究而忽视对非正式群体的研究,甚至否认它的客观存在。社会实践中的大量事实证明,非正式群体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正式组织中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一个     

宗教伦理与经济增长

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约正式制度。从宗教的角度探讨非正式制度中的伦理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物质基础(经济)决定上层建筑(包括宗教),但反过来上层建筑也制约着物质基础的建造。宗教伦理对经济增长既有制约的作用,也有促进的作用。     

非正式约束与中国企业家培育

在制度变迁中 ,如果非正式约束与正式约束相容能使正式约束得到更有效的实施。要建设适合企业家成长的非正式约束环境 ,就必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传统习惯与价值观念中某些不合理部分对企业家成长会产生消极影响 ,政府应以制度供给引导与企业家成长相关的非正式约束变迁方向 ,以期改善企业家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     

经济全球化与人事制度创新

在金球化时代,人事制度创新既包括非正式的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内在制度的创新,也包括以政府为主导的正式的外在制度的创新。外在人事制度创新主要包括: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回报制度、激励制度、人才评价制度、人才市场制度、人事聘用制度、权益保障制度等。     

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农民工贫困的表现特征及根源——基于宁波的实证研究

经济上的窘迫性、能力资源欠缺性、享有社会权利的不足性、社会生活的低层次性、贫困的群体性和集中性以及心理的不稳定性与承受能力的脆弱性,是宁波也是其他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农民工贫困表现的主要特征.根源主要在于正式制度的障碍和缺陷、非正式规则中软性制度的惯性与束缚以及相关实施、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中国城市农民工贫困问题的解决,除了从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入手,强化制度、非正式制度与实施机制的建设外,还必须在城市给农民工一个尊重和自我尊重的社会空间,全面提升他们的人文素质.     

论构建制约行政腐败的制度路径

通过对正式制度的委托—代理分析和非正式制度的行政伦理分析可以发现,仅靠正式制度难以制约行政腐败现象,必须通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整合才能有效地遏制行政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