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干扰法意的现实困境研究——以司法公正为视角

古往今来、从西到东,民意对法律的设置、执行、遵守的介入和影响,从未停止或间断。随着现代民主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民众法律意识的进一步觉醒,民众对法律实施及个案审理的关注度的不断提升,民意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具体的法律活动中来。然而,民众所持的道德的评价尺度和司法所依据法律的评价尺度并不能完美的兼容,二者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和博弈。随着"自媒体"力量不断强大、网络的发展使民众呼声进一步发挥出不可忽略、不可或缺的影响力,民意和法意二者的角力不可避免的进一步凸显出来。当这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以谁为准,在法治社会中民意如何存在,如何促进法律的实施和完善就成为完善司法体系、促进整个社会公平正义不得不考量的重要议题。     

高校学生网络法治意识的现状、要义及培育和提升路径

高校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后备力量,也是接触网络最为频繁的群体。培育和提升大学生的网络法治意识,不仅是大学生应对网络社会风险、维护其切身利益的需要,也是高校践行"立德树人"育人工程的要求,更是国家加强网络社会治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重要课题。网络法治意识涵盖网络社会中的政治意识、法律意识和契约精神。当前大学生网络法治意识现状堪忧:网络法律知识储备有限,理解和运用法律知识判断各种网络现象能力欠缺;网络法治思维水平不高,无视规则,突破底线,误解权利,忽视义务;依法参与网络社会活动的能力不容乐观,依法维权能力有待加强。对此,高校应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大力培养与提升大学生网络法治意识。一是重视高校网络法治教育常态化:创新教育手段,夯实学生网络法律基础知识;提升学生网络法治实践能力;营造校园网络法治文化氛围,有效培育高校学生网络法治思维。二是创新网络普法的方式方法:与时俱进,利用大数据"精准普法";相时而动,搭建平台"网络普法";多措并举,提升"有效普法"效能。     

“互联网+”时代法官名誉权的法律保护进路

"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相互融合与延伸,给法院司法公开工作带来了发展和机遇。正面的舆论监督可以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但是,法官所面临的舆论环境并不清朗,许多诉讼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亲自或者雇佣他人在网络营造不良的法治舆论氛围,通过网络途径肆意宣泄对法官工作的不满,污蔑其人格,贬损其名誉,严重破坏司法公信。由此,应从法律、法院、法官、网络服务提供者四个层面保护法官名誉权,净化司法网络环境。     

我国智慧法院建设中诉讼平台的规则嵌入——以杭州互联网法院诉讼平台的调解前置规则为例

规则嵌入是指将一个社会的法律规则嵌入各种系统和程序,而该系统或程序的使用者不必知道具体法律规定的细节、无需法律人的提醒就可以遵守法律,其特征在于科技与规范的合一性。我国智慧法院建设中诉讼平台的规则嵌入最典型的体现当属杭州互联网法院的调解前置程序。从调解前置程序在诉讼平台嵌入的背景、特点及成效可以分析我国智慧法院建设中诉讼平台的规则嵌入与智慧社会的相互影响。从调解前置程序嵌入诉讼平台所体现出的"不易为人察觉的强制性"问题可以分析我国法院诉讼平台规则嵌入的完善举措。规则嵌入的深入与广泛应用将开启我国法治的新形态。     

"以德治国"方略的成因问题探析--法律视角之反思

"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在法律视角上分析,既有其现实原因,又有其历史原因.从现实角度看,德治的产生是由于普遍存在的法律万能倾向及其法治的弊端,而从历史角度看,德治的成因则在于法律虚无主义的传统以及传统德治的合理性,这些都为现代德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孕育于传统德治的现代德治方略并不等同于传统德治,它与现代法治并行不悖.     

法秩序统一视野下法律解释的规范性研究

法律解释作为对法律规范含义的进一步明晰与释解,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法律解释因法律适用而产生,不同部门对于不同法域下的法律规范所做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解释,使得当前司法实践中法律解释呈现出冲突、无序、失范的现象。在法治中国建设中,法制的统一与顺畅是法治的前提与保障,法律解释作为法制体系框架内的一部分,加强其规范化、体系化建设,使法律规范与法律解释之间以及同一法域内的法律解释之间有序、协调,进而使其统一于我国现有的法秩序体系中,对于当下法治体系的建设意义重大。     

我国传统文化特征及其对法治建设影响探析

我国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支撑，任何标榜“全盘西化”的法律移植思想都无法在我国生存。建构法治社会需要吸收西方先进的法律文化及法治观念，但也不能摒弃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借鉴国外有益成果的基础之上，吸收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构建符合中国国情、满足民众生活需求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行法治建设必须处理好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要树立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建设中国特色先进文化；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个人权利意识、法律素质；积极推行依法治国方略；强调法律实施中程序正义的重要性。     

论司法的社会效果

"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逐渐成为法院系统检验审判工作的标尺。但是,由于对于"社会效果"没有正确的认识,法院一般以民众满意度和社会认同作为判决应该考虑的社会效果。法律是一种预测机制,能够给人们提供行为的激励,而社会效果在本质上也是对人们未来行为提供一种预测。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是统一的。     

强化领导干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倒逼机制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关于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重要论述,对领导干部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行为准则等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强化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具体体现,是提升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基本要求,是发挥领导干部引领示范作用的需要。当前,领导干部逆法治型思维和领导方式的主要表现为"特权意识"和行为、"法律只是手段"、"权大于法"等。今后,需要强化领导干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倒逼机制建设。     

媒体监督与公正司法良性互动机制之构建

司法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国家权力为依托,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活动,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法治国家的保障性权力,而媒体作为监督司法的一种重要方式,对司法权的运作正在产生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现代法治国家,媒体与司法、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息息相关,可以说,作为监督司法的重要渠道,媒体在自由、民主、公开的道路上比司法走的更远,媒体监督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方面确实发挥了其他监督形式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媒体就像雅典娜赐与我们的一柄双刃剑,用之得当,则有利于司法公正,而一旦缺乏制约则会给司法公正造成负面的影响,从而妨碍或破坏司法公正。     

以法律和道德机制增强党的执政能力

法律作为一种制度化和刚性的约束机制,对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功能;而道德则是民众心中的法律,它通过转化为一种自律行动而推动着我国的法治进程,二者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党建工作需要综合利用法律和道德两种机制,以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效果。具体机制构建包括:创新党建工作模式、界定二者作用边界、发挥各类媒介作用、向社会释放正能量。     

夫妻财产关系法律异化和回归之反思

亲属法无论是在属性上,还是在功能上都具有其独特品质,而夫妻财产关系不同于一般的财产关系,它是以身份作为前提,因此其在属性和适用规则上与财产法皆有不同.如果亲属关系立法及司法解释忽略这一点,则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从而导致亲属法及其所调整法律关系的异化,使得亲属法时常变得不近人情,甚至产生负能量.如何避免和防范法律和法律关系异化,促使民众认同法律,不对法律规则产生疏离感,我们应该做出何种努力和承担何种学术担当.理论研究只有与人们实际上如何形成信念以及如何按照信念而行动的研究结合起来,法律的异化才可以避免.     

公民生态法治意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支撑

生态文明建设仅有美好的愿望和法律规范体系的重构和完善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法律规范内在价值的转型和法治思维的确立。良好的公民生态法治意识是"美丽中国"的公民作为"现代化的人"所必须具备的素养,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可靠支撑。公民积极自律的精神能够使普遍有效的生态法治秩序得以实现,公民生态法治意识的形成能够使环境权利保障更为有效,生态法治意识有利于理性实现人类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根据我国的国情、社会发展需求与公民的实际,根据法治的要求,善用法治方式,通过一系列法制路径、行政路径、社会路径来培育公民树立生态人权意识、生态公平意识、生态责任意识、生态秩序意识、生态自我约束意识。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思想与法治社会的构建

无讼法律文化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无讼思想产生于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在构建法治社会的过程中,一方面,无讼法律文化维护等级制度的目的性,导致人人平等法治观念的认同障碍;无讼法律文化“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也导致民众权利意识匮乏,缺乏法律信仰.另一方面,“无讼”法律文化以调解为主导的多元纠纷解决手段和伦理本位思想,对法治社会构建亦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生态习惯法对西部社会法治的可能贡献

习惯法对法治的可能贡献取决于其自身所具有的认同性、变迁性、中介性等特征,在这个意义上,生态习惯法最有可能对西部社会法治给与贡献,因为出于生存关照,生态在西部民族地区表现为一种“生活的样态”,民众将生命、精神与自然生态相统一,并与民族宗教精神的高度契合,使得生态习惯法具有了普适性与效力保障,这既构成了生态习惯法对西部社会法治的可能贡献的理由,又对西部社会的法律信仰、法美学构建具有进一步的意义。     

现代法治人格及其培养

建设现代法治国家要求主体必须具备现代法治人格.现代法治人格是以主体独立为前提的,具备权利与责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理性的批判精神、宽容和耐心,并以法律信仰为最高信念.现代法治人格的培养需要政府法治人格与司法人格的引导,需要科学的法律建设为其提供制度性基础,需要通过对传统人文成果的改造为其提供精神支持,而发展法律教育则是法治人格塑造的基本途径.     

“把法律作为修辞”的建构及其进路

法治意识是法治国家的内在灵魂,当前"把法律作为修辞"是法治意识的核心形态。"把法律作为修辞"强调的是相对于其他话语类型,法律话语对主流思维方式的约束意义与建构价值。"把法律作为修辞"的建构,前提上强调从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在具体内容上需要法律话语系统的优化建构、法律话语权的内外塑造。"把法律作为修辞"的方法进路,实质是通过运用法律方法将法律话语细致化;"把法律作为修辞"的制度进路,是通过系统化的制度机制将法律话语实践化。     

公民法律信仰培育视阈下“法治中国”之建设略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号召。而公民信仰法律是建成"法治中国"的必备前提,也是"法治中国"真正建成的客观表现。一定意义上讲,"公民信仰法律"与"法治中国"是同义语,二者相互促进、相伴而生。当前我国一些公民并没有完全对法律产生信仰,最重要的原因是法治各运行环节的建设还不够完善、法治赖以依存的社会条件建设仍比较滞后。梳理这两个方面建设的具体要求,以推动我国公民法律信仰培育工作和"法治中国"的建设进程。     

涉诉信访的现状及解决对策

涉诉信访是当前法院工作中的一个难点与热点问题,在我国司法权威还没有真正建立和民众法治意识不够高的现实情况下,对于涉诉信访宜疏不宜堵;应该从提高审判质量,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搭建统一的涉诉信访处理平台等多方面着手,引导民众合法信访、理性信访。     

中西法律信仰差异探源

对法律的信仰是西方法治主义的重要传统和内容 ,而中国缺乏这种普遍法律信仰的传统 ,这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法律不可能同人的精神相脱离 ,法治契合人类的精神需要。因此 ,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 ,应培育民众对法律的普遍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