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官庭外调查权的存废与适用

法官庭外调查权存废是学界争论的重要话题之一,但从刑事诉讼目的论和追求案件实体真实等角度分析,法官庭外调查权在当下中国存在理论和现实基础。当前,我国法官庭外调查权的行使存在一些问题。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人权保障和控辩双方证明责任的规定,大大限制了法官庭外调查权的适用。在适用法官庭外调查权时,法官庭外调查权的适用条件、适用对象和方式、控辩双方参与以及法官取得证据的效力和质证等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对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官“庭外调查权”的思考

我国刑诉法赋予了法官庭外调查权,法官的庭外调查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打击犯罪和保障无辜者不受追诉。但有关规定过于笼统,在司法实践中庭外调查程序的启动任意性较大,容易导致法官中立性的缺失,亟需完善。     

刑事诉讼中的法官庭外调查权研究

刑事诉讼包含着一系列的诉讼价值,而不单纯为了实现实体正义。我国法官庭外调查权的根本出路在于诉讼观念的转变,在整体模式方面,应将现行法官的"庭外调查程序"改造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诉讼程序。     

试论日本诉因制度之借鉴

在日本,诉因作为公诉事实和犯罪构成事实的抽象或观念形态,既是刑事程序性问题与实体性问题连结的纽带,也是法官作出最终判决的关键。检察官在遵循"公诉事实同一性"的前提下,可对诉因作适当的变更,并承担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借鉴日本诉因制度有助于正确界定法官的审理范围,摒弃有悖法理的法官庭外调查制度,理顺检法关系。     

法官惩戒制度——立足于制度构建与实践操作双重考察

法官惩戒制度是规范法官行为、防止司法不公、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手段。但近几年法官违法违纪现象严重,我国现有法官惩戒制度的现实功能遭到质疑。尤其是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强调法官审判的独立性,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官惩戒制度对法官的行为予以监督和制约,更容易滋生司法腐败。因此,针对我国现行法官惩戒制度中存在的缺少权威立法依据、惩戒主体不中立、惩戒事由缺乏统一标准、惩戒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应当在尊重审判规律的基础上,根据法官职业特点,对我国法官惩戒制度进行构建完善,以指导实践操作。     

21世纪中国法官的新理念

司法的现代化需要通过司法的改革来实现,包括司法观念和司法制度的变革,制度的建构和顺畅需要司法理念的先行和共识.一支高素质的能适应法治现代化需要的职业法官群体是推动法治国进程乃至实现真正法治社会的根基.法治的现代化需要法官的现代化,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必然要求法官角色的转换和法官形象的重塑.本文试图从司法价值理念的角度来探讨和认识21世纪法官这一职业群体在完成角色转换过程中所应具备的自然和社会属性.     

审判经验对法官刑事认证活动的影响

法官的刑事认证活动离不开经验法则的运用.但司法实践中,法官对审判经验的过分依赖往往造成整个庭审程序的虚置.为有效改变这一状况,需要从刑事诉讼的全局出发,正确定位卷案的影响力,提升控辩对抗性、丰富庭审信息量,弱化职权认证和庭外调查的效力,对法官经验判案行为进行抑制.     

技侦证据使用问题研究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2条虽然规定了通过技术侦查措施所获材料的证据使用问题,但司法实践中仍然遵循过往的证据"转化"路径,法庭对技侦证据的审查停留在纸面上。在技侦措施的程序性规制方面,相比引入司法令状制度,采用审判阶段法院对技侦证据进行事后审查的方式更加契合目前的实践生态。技侦证据的使用应当在条文规定的基础上,厘清证据使用的范围、方式与程序。同时,证据使用应克减对庭外核实程序的质疑,并在借鉴域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控、辩、审三方参与和法官独立审查两种方式构建庭外核实的基本程序。     

行政法官的专业化建设及其保障

针对日益复杂多样的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行政纠纷的立法目的渗透在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之中,这对于行政法官的专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梳理行政法官专业化要求的规范依据和学术成果,行政法官的专业化是对行政法官法律素养和行政经验的双重考量。回顾行政法官专业化建设的历程,回应型司法模式给行政法官专业化建设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行政法官专业化建设需要在组织上通过设立行政法院,在制度层面以落实法官员额制的配套制度,为规范法官内外交流制度提供有力的保障。     

法官不是证明责任的主体—以刑事诉讼中法官庭外调查权为视角

在刑事诉讼中法官进行庭外调查，不是在承担证明责任，而是在履行裁判职责，证明责任的承担和裁判职责的履行在前提、立场、动因和结果上都有较大的不同。因此，法官不是证明责任的主体，法官进行庭外调查是在履行其裁判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