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视角下中国传统行政道德思想与当代政府文化的培育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优秀的传统行政道德思想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心理，是培育当代政府文化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从整体来说，服务型政府建设需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作为“硬实力”的政府制度建设；二是作为“软实力”的政府文化建设。政府文化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软实力”和核心。因此，我们应该充分挖掘中国优秀的传统行政道德思想，积极培育当代政府文化，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德主刑辅”思想对道德与法治课程建设的启示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颁布，特别是“德法兼修”理念的凸显，对该学科的教育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我国有着深厚历史和文化根基的“德主刑辅”思想，对我们重新思考厘定“德”“法”的作用、把握处理好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的关系、贯彻落实好新课标具有启示意义。基于“德主刑辅”思想探讨道德与法治课程与教学实效性的增强，需要我们紧扣“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重申“以德为先”;提升教师的道德领导力，充分发挥教师主体的价值引导作用；注重寻求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内容的关联点，促进二者的相辅相成；强化情感教育的渗透，发挥情感教育感化心灵的力量。     

道德建设与身体力行

道德的根本属性就是践行。离开了践行，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道德。《周易》说：“是故‘履’德之基也”，强调修德的核心就是要践履“礼”的要求，把能否践行当时的道德规范“礼”作为道德的基础。苟子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国妖者，就是我们所说的“两面派”、“伪君子”，     

道不远人 袭我郁香

近来，道德问题成为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一方面，贪污腐败、见死不救、抢劫杀人之类的事件屡有发生；另～方面，无私奉献、爱心救助、见义勇为的壮举层出不穷。冷漠与温情、邪恶与善良、卑鄙与高尚，两极之间的鲜明反差，引起人们对道德教育问题的深刻反思。中华民族是有着悠久文明史的礼仪之邦，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教育机制已十分系统。当前，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我们的道德理论研究和道德教育体制也可谓日益完备。然而，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形势，我们的道德教育虽然在理论上体现了历史规律之真、传扬着德性塑造之善、展现出人类追求之美，却难以在实践中达到应有的效果。究其原因，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在于理论阐述过于抽象，理论说教过于空洞，因而缺乏亲和力和感染力。孔子说：“道不远人。”对这句话，人们常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真正的道理都是简单朴素的，不会让人产生如对宏大叙事的敬畏之感而远之；其二，真正的道理都是实在有用的，不会让人产生如对经院玄学的无用之惑而弃之。前者言理论的形式，与西方的“最美的最高深的其实是简单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析理论的本真，同时也是传道授业的大法。先贤的这句名言告诉我们，道德理论不能脱离群众的生活实践，只有关注群众在道德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解决思想困惑，才能引导他们认同和接受先进的道德理论和观念，不断提升道德境界和道德行为。     

论道德理性教育的创新模式转变

道德理性教育本是一项培养人的事业,囿于传统德育思维的惯性。道德理性教育的本质,从人学哲学的视野看,表现为发展人的目的性,发展不仅包括生理、心理方面的生长和变化,而且还包括具有文化价值取向的、持续不断的、使个体生命富有意义的变化。据此,我们可以说,发展人本身应该成为德育最根本的追求。现行的道德理性教育依旧是“坐而论道”式的“理性教育”模式,无法伸张其育人之目的,导致道德理性教育的实践滞后于时代的发展,实效性极差。因此,道德理性教育欲提高育人之实效,必须回归生活世界,“双向互动”、“和谐”生活,进行“体道”,从而为道德理性教育的实践探索创新模式。     

经济交往道德：经济交往与道德的内在契合

时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相适应的经济交往道德理论系统尚未建立，原有的道德律令在新的经济交往行为面前显得无能为力，而道德目光“无孔不入”的特性又“迫使”人们对新的经济交往行为及其结果进行道德评判。这样，观念的陈旧、标准的紊乱、结论的矛盾、思想的困惑就在所难免。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一方面政策鼓励人们“谋利”，另一方面舆论上又提倡大家“奉献”。表面上看，这确实是“矛盾”的，因而，既有人利用表面的“矛盾”不正当地“谋利”，也有人囿于传统的观念而不敢大胆地“谋”正当的“利”；既有人不知道在…     

道德建设怎么改进

古语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一个人的道德品质需要长期教育和灌输，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也需要精心培育和引导。     

领导干部应当“执中立诚”

关于“”，北宋理学家程颐解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渭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几千年来，中庸一直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晶。     

站在道德之巅

“君子之道费而隐”，道德无处不在而又隐而不露。是道德，而不是法律，在向我们发出指令如何行动。法律只在身外约束我们，道德却在内心约束着我们。在法律的源头，是居于心中的道德法则。     

低碳经济道德追问的两重向度

将低碳经济的道德追问设定为两重向度，是从伦理维度对低碳经济扩展思考的现实反映。对低碳经济价值取向的道德追问是要考察支撑低碳经济发展的人的价值取向是否与具有“应然”意义的道德价值相契合以及相契合的状况。对低碳经济何以实现的道德追问则是要求人们明确，低碳经济的全面实现不仅需要资金保障与技术支持，更需要一种普遍的“类意识”的树立。     

浙江省瑞安市“六化并举”构筑幸福和谐家园

浙江省瑞安以“德润瑞安、文明同行”为主题，紧紧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核心任务，推进道德建设系统化、志愿服务常态化、诚信建设制度化、未成年人道德建设品牌化、基层文明创建一体化和“六城六市”联创项目化，为打造品质之城、建设幸福瑞安打下坚实基础。一是推进道德建设系统化。运用舆论引导、典型带动、政策推动等综合手段，大力实施道德实践养成、“身边最美”选树、文明风尚培育、城市精神引领、节庆民俗传承等文明素质提升“五大计划”。评选表彰三届道德模范30位、提名奖获得者3l位，446户道德示范家庭和60名新居民道德模范；深入开展最美系列十大项目评选，表彰最美瑞安人95名、感动瑞安十大人物10名；打造“最美瑞安人”宣传品牌栏目，推出新闻媒体《德润瑞安））专栏100余期，全方位宣传瑞安凡人善举；认真落实《瑞安市道德模范优惠待遇政策规定》，在温州市首推道德模范创业贷款工程，形成好人有好报的价值导向。实施传统文化“五进工程”，连续举办公民道德教育公益论坛、教育系统崇德大讲坛。     

俭德的时代内涵

虽然节俭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而产生的，但它流传至今不仅没有衰竭，而且历久弥新，其原因不仅仅是它有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有非常重要的道德价值。对个人来说，“俭以养德”，有利于提高道德修养，纯洁人生志向，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家庭来说，“俭以持家”，     

桦甸市民营经济“道德园区”绽放正能量

一．创意之源——营造民营经济发展的道德环境 古语云：“小胜在智，大胜在德。”吉林省桦甸市坚持以人为本，以企业为主体，以营造民营经济发展的道德环境为重点，抓住学、讲、议、展、做“五个”环节，不断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立足把民营经济“道德园区”建设成为“道德素质的提升区”“道德文化的引领区”“道德风尚的气候区”和“道德实践的示范区”的目标定位，使全市民营企业员工在精神面貌、道德风尚上实现质的飞跃，与经济园区建设相得益彰。     

王淑芹：法律须守护道德

近年来，我国陆续发生了各类严重的道德失范现象，如经济领域的“毒奶粉”“染色馒头”等食品安全问题；政治生活领域的权钱交易、政绩造假等腐败问题；科学研究领域的抄袭、伪造数据等学术造假问题；社会生活领域的见死不救、见义不为等道德失范问题，不仅增大了社会交往的成本，破坏了社会秩序，     

人道：道德建设的基础和重要内容

道德是与人道联系在一起的，讲道德就要讲人道。我们所说的人道不是广义上的人道主义，而是人道主义道德。人道是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规范，是社会道德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1997年5月，江泽民在为反映全国自强模范和助残先进事迹的《自强之歌》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提出：“作为人，要讲人道；作为社会的一员，要有集体意识和团结意识；作为公民，要热爱自己     

孔子的“忠恕之道”与现代社会的道德精神

“仁学”是儒家人学的哲学，“忠恕之道”是孔子仁学伦理原理中重要的道德内容。孔子认为，人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仁”，就是道德。这种儒家道德行为的主要实施方式即“忠恕之道”。“忠恕之道”以人为本位，以道德伦理为中心，构建了儒家伦理型人学的道德精神体系，对充实个体道德精神、加强社会成员道德责任感以及构建现代社会的道德精神都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     

高扬道德的旗帜——李长春：正确认识公民道德建设所面临新形势

地沟油、黑心棉、塑化剂、瘦肉精、毒豆芽、黑心棉和近期发生的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和江苏好心司机救老太反遭诬陷等事件，频频为道德亮起红灯，道德建设、道德与法律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热议。那么，我们到底如何看待当今社会的道德状况，能否简单地从一些个案或者一些案例的发生就断言“道德滑坡”、“道德倒退30年”云云了呢？编者在“德耀中华”——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颁奖典礼的现场才真正感悟到了主流道德的力量。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当今社会诚信缺失等一些不文明现象确实存在，而且在一些地方和领域还相当严重，提升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让我们借助评选表彰、学习宣传、关爱帮扶全国道德模范的契机，探讨道德建设理论，高扬道德旗帜，努力形成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社会风气，不断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     

消解我国当代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之间的悖论

深究我国当代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之间存在的某些不相符合的现象，其实这里并非存在不能超越的悖论。只要认清“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性，克服道德宣传中的儒学德性主义假设,健全道德制度，着力培养人们赏善罚恶的心理结构，我们就可以消解这所谓的悖论。     

崇正义

“正义”，即中华传统美德强调的“义”，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精蕴，是传统核心价值观对人生的终极目标和根本价值的思考与追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义”的意蕴十分丰富。“义”可为仪，包括礼仪和风貌；可指适宜、正当，“义者，宜也”；可为善、公正，“唯无不流，至平而上，义也”；可为道德原则的总称；亦可指“有利、利益”。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王淑芹——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养成机制建设

建立“八荣八耻”道德观的社会保障制度 要在全社会广泛形成行八荣拒八耻的道德风尚，光靠道德的认知性教育是不够的，必须要辅之制度的强化。一方面，遵规守德不是人的天性，需要一定的外在“力量”（法律、规章制度）的强化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另一方面，道德是以提倡、劝戒、建议为特征的价值导向，它赋予了行为主体的自主选择权，即道德主体具有意志自由，人们可依自己的意愿选择遵德或背德，因此，道德依靠的是个体的道德追求、觉悟和自觉性，而光靠个人自身内在的思想觉悟则难于抵制各种利欲诱惑，还需要建立道德的社会保障制度，使道德提倡的价值观念和行为类型在社会中得以保护和推行。一是通过道德法律化，将“八荣八耻”的一些基本道德要求上升为具有某种法律属性或法律效力的法律原则和规范。如诚实信用的道德，不仅要成为经济法、民商法等法规的法律原则和不可动摇的“帝王条款”，而且要建立信用的法律体系。毋庸置疑，建立信用的法律体系，使企业、个人的信用成为社会流通的“通行证”，是促进社会成员诚实守信荣誉感形成的社会基础。二是通过法治的社会治理结构，为“八荣”行为提供生长环境。道德的生长，在很大程度上倚赖于社会对背德恶行的处罚。法律通过禁止性的规范，对危害祖国、背离人民、损人利己等行为进行严惩，会使人们循规而为，这在客观上会遏制“八耻“行为的发生。政府应加强法律的『必行性、外在强制性和不可践踏性，促使人们具有法律信念、信仰和规则意识，为维护“八荣八耻”的道德观奠定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