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王韬对《循环日报》的贡献

王韬是中国早期维新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中国近代报业的开拓者,有"中国报业之父"之称。1874年,他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成为中国人自办的近代化报纸中最先获得成功的一例。前人多是从办报思想、新闻思想的角度来研究王韬,本文试从王韬的人生经历入手来探讨他对《循环日报》创办与发展的影响。     

国际法的西方传统与中国观念

当代国际法仍然由西方文明主导的现实,使得在中国国际法学界存在着是否必要、是否可能建立起国际法中国观念的疑问。对历史事实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国际法虽然具有很强的西方文化烙印,但并不局限于西方文化,其既有的发展轨迹上已经有了非西方文化的印记。在未来变革的进程中,国际法有可能受到积极参与者的立场和观念的影响,呈现出新的格局和趋势。因而,非西方的国际法理论既具有客观上的必要性,也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倡导并建构国际法的中国观念,在方法上意味着要更充分注重定性研究和规范分析,在路径上要求通过观念的批判和建构,在元理论方面提出国际法认知和运行的新概念、新因素、新论断,从而有利于在具体规则和外交策略上提升中国的形象、维护中国的利益。     

浅析当今国际法发展的新趋势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联系不断加强和深化,在国际社会之中就产生了全人类的公共利益,这种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就对传统的国际法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这种对传统国际法的挑战却正是符合当经国际社会发展潮流和和国际社会客观实践的。为了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国际法的发展趋势从共处、合作向"共进"也就越来越明显。"共进国际法"以人类的繁荣为终极目标,对维护世界和平、实现人类共同繁荣以及构建和谐国际社会具有促进和保障作用,但在不远的未来未必不能成为现实。     

国际法追究个人刑事责任与管辖豁免问题

管辖豁免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一国行为及其财产不受另一国的司法管辖,其内容当然包括对他国国家元首及外交人员的刑事管辖豁免。然而,通过上个世纪国际法在追究个人刑事责任方面的发展,尤其是国际刑事实践在近些年来的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国际法上也开始强调追究个人刑事责任,主张任何个人(自然人)如果犯有国际法罪行都必须承担个人刑事责任。这对传统国际法上豁免原则势必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和冲击。     

“中国学派”与中国国际法理论的整体性创新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方位,创新中国国际法理论,以回应时代变革的要求,可谓正当其时。有学者倡建国际法的“中国学派”,这也提出了中国国际法理论的整体性创新之路该怎么走的问题。国际法学派的确认,学界向来以对“国际法效力根据问题”的有力解答为依据。因此笔者认为,首先须找到解锁的钥匙,解决“国际法效力根据”这一门户问题,方可打开大门,进入国际法的理论城堡。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有整体性的理论创新。习近平外交法治思想,为中国国际法理论创新提供了政治坐标,特别是其中的国际法治概念,可能是解锁“国际法效力根据”这一理论问题的关键,由此有望打开国际法“中国学派”的发展之门,实现理论整体性创新的目标,助力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     

国内公法对国际法的影响

国际法包括私法意义上的国际法和公法意义上的国际法。近现代国际法本质上是一种私法意义上的国际法,但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与复杂必然要求建立某种形式的等级制与集中化架构,公法意义上的国际法应运而生。作为一种后发的法律秩序,国际法受到较为成熟的国内法的影响是很自然的。在借鉴国内公法发展国际法时面临某些重要的障碍,也会产生不可忽视的风险,应该予以充分的注意。国内公法日益影响国际法的趋势对于中国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论中国国际法心态的构成因素

中国的国际法观念是国际关系中行为体自身状况和国际社会环境互构的心理映射,是国际政治结构、国际法局面与中国自身状况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表现在中国国际法的理论研究和各实践环节,最终形成心理的认知和判断。中国对国际法持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是国际法自身大国强权与中国近代落后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共同决定的,具体表现为国际法对中国的负反馈和中国国际法知识和能力的不足。预期加强中国的国际法立场、提升中国参与国际立法和对国际法实施的监督、国际司法的积极程度,必须改善国际法心态,其途径则是强化中国国际法律知识积淀、增加自身的法律参与和应用能力。     

论国际人道主义干涉问题

"人道主义干涉"从产生之日起便颇具争议。人道主义干涉对现代国际社会和国际法律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本文从传统意义上"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溯源及其实践、人道主义干涉在国际法上面临的困境等方面展开分析,提出了对其进行国际法规制的建议,人道主义干涉制度的重构——建立惩治违反人道主义行为的国际法规制。     

康德国际法哲学思想考评

康德的国际法哲学思想体现在他对人类和平共处美好境界的向往.他的这一思想来源于自然法学派.他对国际法的许多基本问题,如国际法的渊源、国家主权、人权、战争、国际法的功能、国际安全的保障等,都有深入思考和明确结论.康德国际法哲学思想是引导世界和平发展的经典理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国际法探析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国际法探析●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教研室王玫黎中国传统的文化品格以及中国所处的世界秩序都无法从我们自己的传统里产生出近代国际法观念。①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体，至少可以追溯到周朝。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周朝的统治者———周天子仍维...     

荀子政治法律思想批判

荀子思想在有关性恶、法制方面颇有创意,其礼法融合、圣王之治诸内容成为中华法系之内核。然而论及法为工具、礼为根本的基础上演化出的“化性起伪”、“君上之势”、“圣王之治”等有关的政治法律思想时,其思路却相当幼稚,使中国的制度文化深陷专制之泥潭。     

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范式能如此“重建”吗?——评倪正茂先生《中国古代法律功能的再审思》

倪正茂先生的《中国古代法律功能的再审思》一文 ,虽倡言中国法律史研究范式的重建 ,但却对史学近年来的理论创新成果缺乏应有的敏感。其所提出的“法的历史是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的命题 ,不仅混淆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且将“当下存在的人”和“当下人的自由”排除在外。它既不可能真正求证于人类法律发展史 ,也不可能为中国法律演变史所证明。倪文所表现出的种种问题和情绪 ,不能不让人怀疑如此的“重建”会不会是一场简单的“毁灭”。中国法律史学理论模式的创新和研究范式的转换是否应该在“不破不立”的两极思维的指导下进行 ,是否应该以以往的学术成果和学科积淀为基本平台。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全球治理观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准确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针对全球治理这一重大课题,提出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以"走和平发展道路"和"中国走向世界,以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构建以合...     

一个不可忽视的"斯芬克斯之谜"——邓正来先生前提性判准的文化缺位

时代诊断是理论建构的前提.一个时代、四重结构既是邓先生对当下中国时代病症的诊断,也是其对中国法学进行总体批判的前提性判准.但这一前提是不周延的;无论是主流法学,还是邓先生都忽视了特权文化结构的存在,该结构经由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自我再生产机制而不断得到强化,使得国人欠缺规则意识和平等观念;这种文化结构与中国结构紧密勾连,对中国法学的批判和重建而言不能小视.     

A Cosmopolitan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 A Realist Approach

Analyzing different works and in particular Habermas' reflection on Kant, the author reconstructs, first, his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law and his political and legal cosmopolitanism. Second, he presents some critical observations on Habermas' cosmopolitanism in the context of his more general discursive theory of law and state. In this perspective, he discusses the problems of peace and of the ro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strategy of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question of world citizenship. He argues that Habermas' cosmopolitanism is a radicalization of Kantian tradition based on a centr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power and a cosmopolitan law. Finally, he develops realist arguments in favour of a non-globalistic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1 Abstract by Giorgio Bongiovanni.
     

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兼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宪政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

19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中力图阻挠或扭曲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NIEO)历史潮流的各种学说层出不穷,诸如"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宪政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等等。这类学说虽然激发了一些新的有益思考,却确实造成了一系列新的思想混乱。建立NIEO乃是1950年代以来全球弱势群体数十亿人口争取国际经济平权地位的共同奋斗目标,当代中国人应当全面、完整、准确地加深理解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将中国在建立NIEO历史进程中的战略坐标和基本角色,定位为旗帜鲜明、言行一致的积极推动者。中国理应进一步发扬传统的具有独特内涵的中华民族爱国主义,通过BRICSM类型的"南南联合"群体,成为建立NIEO的积极推手和中流砥柱之一。总之,中国人务必保持清醒,谨防落入上述各种"时髦"理论的陷阱。     

清代后期国际法在中国的传播新论

自1864年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后,近代国际法开始大规模地传入中国。但国际法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不止翻译一途,学堂教学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清末新政期间留日学生对国际法的翻译及其在新式学堂的教学,更使国际法的影响扩展到广大普通知识分子阶层。概括说来,国际法在中国的传播,其内容具有显著的实用性,其过程分为明显的两个阶段。而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国际法的接受则有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过程,其接受程度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中外关系状况的严重制约。     

父親的正義感，照我一生

中國政法大學潘漢典教授是《元照英美法詞典》的總審訂人，也是《君主論》、《比較法總論》等多部名著的漢鋒者.通擅英、法、日、德、俄等多種語言。潘先生今已89歲高齡，他早年從東吴大學法學院獲得碩士學位，先後在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中國政法大學問學論道，終身與法結绎. 本刊約請潘先生憶往，温故知新。法學舊事，亦豐厚，亦温文。     

十九世纪末地方法律实践状况考——一块碑文透出的历史信息

通过对一爿在四川省茂县羌区发现的不为人知的清末石碑进行考证 ,运用法律社会学、法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详加分析 ,揭示了在十九世纪末地方法律实践状况中存在的法律多元与文化互动的历史现象 ,同时指出 ,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二元并存格局以及二者间相互交融、相互冲突、相互补充的关系模式 ,既构建了民间的社会秩序 ,又构成了我国法律传统的一个切面 ,由此对日本学者关于中国法律传统中不存在习惯法的观点提出质疑     

试论国际法之不成体系问题——兼及国际法规则的冲突与协调

国际法领域的扩展使不同国际法规则之间的冲突大大增加,国际法发展呈现不成体系的特征。演进中的国际法并非一个统一的体系,现代国际法表现为国际共存法和国际合作法并存,并在发展趋向上向价值定向发展。国际法随着范围的扩展形成大量次级体系,不同的次级体系多能“自成体系”并“专题自主”的特征,导致规则的冲突增加,造成在适用国际法规则上的困难。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国际法自身的固有特征,另一方面则是国际法领域的扩展等新趋势导致的。国际法要研究如何防止并协调国际法规则矛盾与冲突,但是很难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体系,另一方面国际法的不成体系的特性却使国际法充满了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