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前提性批判

本文针对“极端冲突论”的传统政治观 ,论述了政治的“公共权力”性质 ,用文明一元论与文化多元论相统一的价值观 ,分析了政治文明的人类性、世界性 ,以“公共论”、“代表论”、“法治论”简明地构筑了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规范性、理想性逻辑框架     

伟大复兴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北大核心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内生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长河中,当属这一历史进程的文明范畴,是民族复兴的文明表达。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特殊历史性质,决定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走自己的路”,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铸就独特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特质与其所具有的“民族性”“文明性”“历史性”相互支撑,展现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意蕴。从“文明蒙尘”的历史处境,到“文明再造”的现代化探索,再到实现“文明复兴”,中华民族对于现代文明的探索,与其复兴之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原则高度上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成,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标志,构成了伟大复兴最深层的历史意涵。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牵引的文明形态变革进程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将更为充分地显现。在新的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积极、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建设规律,在全面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实践中,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举措,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完整理论体系。“生命共同体论”、“绿色发展论”、“两山论”、“美丽强国论”、“生态生产力论”、“生态文明观”、“生态民生观”、“系统治理观”、“严密法治观”、“全球治理观”等十个原创性思想,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实践论、历史观、价值论、系统论、制度论、世界历史理论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大地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蕴含的这些“哲学之思”,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思想指南,也为破解全球生态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文明互鉴论:世界文明交往秩序变革的中国智慧

全球“三大赤字”危机的产生与西方文明中心论主导下传统“一元、等级、霸权”文明交往秩序自反性演化密切相关。世界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现实境遇,内在地要求批判和超越西方文明中心论宣扬的“普世价值”逻辑,倡导以“共同价值”为理念遵循和价值旨趣的文明互鉴论。文明互鉴论是新时代中国从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和不同文明共同发展的高度出发,顺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贡献的中国智慧。这一伟大智慧蕴含在共商中凝聚价值共识、在共建中促进共同发展、在共享中实现秩序正义的实践理路,必将推动世界文明交往秩序朝着多样、平等、包容、共赢的方向变革。     

政治学方法论与历史观问题

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学学科与各个时期的政治制度之间一直存在或隐或现的紧张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学方法论具有塑造史观的功能,而外源性史观与具有高度历史连续性的中国政治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政治学的传统的“三大方法”致力于“求变”:制度主义方法论和理性选择主义方法论塑造的史观试图改变“中国性”,阶级分析方法论起到拯救中国的作用但因放大其冲突论而曾招致政治动荡。“中国之治”是固本革新的产物,如何解释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政治学的当务之急。本文主张在“找回阶级分析”并弘扬其整合性功能的同时,发掘基于中国历史文明和政治实践的“中国性方法”的历史政治学,以此在研究重大议程中重塑史观,回归政治学的“求治”之道。     

政治学方法论与历史观问题北大核心

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学学科与各个时期的政治制度之间一直存在或隐或现的紧张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学方法论具有塑造史观的功能,而外源性史观与具有高度历史连续性的中国政治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政治学的传统的“三大方法”致力于“求变”:制度主义方法论和理性选择主义方法论塑造的史观试图改变“中国性”,阶级分析方法论起到拯救中国的作用但因放大其冲突论而曾招致政治动荡。“中国之治”是固本革新的产物,如何解释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政治学的当务之急。本文主张在“找回阶级分析”并弘扬其整合性功能的同时,发掘基于中国历史文明和政治实践的“中国性方法”的历史政治学,以此在研究重大议程中重塑史观,回归政治学的“求治”之道。     

拓展对邓小平伟大理论认识的四个方面

拓展对邓小平伟大理论认识的四个方面○彭穗宁一、从“两次飞跃、两大理论成果”上去进一步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江泽民同志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革命，十一届三...     

试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及其方法论意义

正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是科学的文明观,它为人类文明问题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必须自觉遵循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主要包括文明结构论、文明动力论、文明主体论和文明和谐论等内容,本文从这四个方面谈谈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建设的方法论意义。     

伊核危机牵动大国博弈

像伊拉克战争一样,伊朗核危机一旦摊牌,对大国父系带来冲击将不可避免伊朗核危机再一次走到“紧要关头”。 2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定将伊朗核问题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对这一决定,五大常任理事国以及德国、印度等大国均投了赞成票,不难看出在核不扩散     

试析朝鲜核问题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应对战略选择

朝鲜核问题是当前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与中国的战略关联度很高。朝鲜核危机中,中国被动地卷入其中,难以独善其身。中朝之间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历史和政治联系。朝核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安全利益、政治外交利益和战略缓冲空间。如果朝核问题不能妥善解决,一旦发展到武装对抗的地步,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战争的波及。     

比较文明论视野下中国道路的三重超越性

澄清中国道路的历史超越性,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廓清"不变"进而增强道路自信的重要前提。在比较文明论视野下,其可统合为三个维度:在目的论维度,超越外在于人的"精神至上"与"增长崇拜",将文明发展落脚于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方法论维度,超越"虚无主义"与"浪漫主义",在守正创新中实现文明跃迁;在关系论维度,超越"文明优越"与"文明冲突",开启文明共生的新纪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导作用

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决定民族命运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是思想、理论的作用举足轻重。一个没有思想,没有先进理论作为指导的民族注定要衰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并在实践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它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起主导作用,确立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起点。 一、“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回应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 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历史的辉煌,长期处于领先地位,正如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中指出,在“近代以前时期的各种文明中,没有哪一种比中国     

全球化视野下我国法治文明与西方法治文明的比较和借鉴

当今世界已进入全球化时代,各种文明在一个更大的全球的平台上冲突与交流,之间互相借鉴与学习已是一种文明进步的必然选择,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法治文明的高度发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目前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文明相对发达,中国的法治文明建设需要根据本国国情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文明,从而实现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文明的超越.     

东方社会道路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兴起

马克思东方社会道路理论,深刻揭示了他的“世界历史”观与国家开放论之间的关系,阐明了“一切取决于历史环境”的方法论价值,开掘了历史规律与主体选择间的内在关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兴起的重要依据。     

现代化≠西方化--对《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另一种解读

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的主旨是要给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创立一个“文明”的范式,然而在阐述“文明的冲突”范式的同时,他通过对“一个世界”范式的批判,又智虑地提出了“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的命题。这一命题对非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     

“文明冲突”还是“多元共存”: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野下的人权理念重构

塞缪尔·亨廷顿将导致国家间冲突的根本原因界定为由“文明冲突”造成的“文明断层线”,这种论断既是“西方中心主义”价值作用的结果，也隐含对西方文明优势的宣扬。当前，文明观在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特别是人权理念塑造中占据重要地位，而文明差异所产生的人权理念冲突则是当前国际社会实现和平与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事实上，文明差异虽客观存在，但并不必然导致文明间的冲突。中国以新发展理念涵养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当代中国人权观，充分体现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促人权的人权理念，将有效地缓解甚至消弭人权文明领域的价值冲突。其中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对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中国化进程中所提炼出的包容性理念和人的全面发展理念，有助于解读人权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为构建公正公平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提供新思路。     

非暴力抵抗思想根源研究

文明进程中充满了暴力战争,战争给人类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除了暴力之外,人类还有一个重要的解决争端的途径,就是运用非暴力的手段。本文通过介绍非暴力抵抗的概念、内容以及对非暴力抵抗五种根源的研究,阐明非暴力抵抗具有的重要历史意义。随着社会的全面发展,人们必将更加重视非暴力思想在解决各种矛盾和冲突中的作用。     

文脉是一个民族的魂脉

何为文脉？文明演化之历史血脉是也。它代表文明演进的方向。古往今来,每一种新的文化现象的产生,往往是先由其“先知先觉”的代表人物所首创,然后为大家所学习并继承发扬开来。“天不生仲尼,万古如常夜”。为了表示对这些伟大人物的敬仰和纪念,感激他们为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后人把这些人物称之为“圣人”。如中国的孔子,西方的苏格拉底。这些文化巨匠们所创造的文化成果,在社会上开始逐渐被流传,奉为后人的楷模。文明总有它的发源地。这些文明在一个地方创造出来后,慢慢地就被人们流传到其他地方,成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化。如周公制“礼”作“乐”,先在周人的地方施行,后来就传遍天下,大家都以周之“礼”“乐”为规范。     

鲍威尔旋风之旅的背后

就在伊拉克危机和朝鲜核危机步步升级、危如累卵之时,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于2月22日～25日对东亚中日韩三国进行了旋风式的访问,来去匆匆,不舍昼夜。不问自明,鲍威尔此行是要寻求三国在处理两个危机,特别是朝鲜核危机上的合作。虽然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放言“美国有能力同时打两场战争”,但是,看来布什政府还是不愿意同时挥起两个拳头。     

对强国复兴的多重书写——深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正>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以下简称“第四卷”）立足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与历史成就,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守正创新,科学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深刻阐发了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集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