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资料和先秦及秦汉判例制度考论

一、先秦判例制度的形成 先秦时期为我国法律制度萌芽和发展的时期。据文献记载,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法律为西周的吕刑。吕刑应是西周判例汇编。如《尚书·吕刑》日：“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荆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吕思勉先生质疑：“案集先秦法律之大成者为法经,不过六篇,安得有三千或二千五百十条？” 又如《汉书·刑法志》载：“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武帝时,“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先秦儒家法律思想探源

儒家法律思想的发展，可分为先秦儒家法律思想和秦汉以后的正统儒家法律思想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孔孟为代表，后一阶段以荀况为代表。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是“德主刑辅”。而“礼”和“人治”与“德”又是不可分割的，是“德”的补充和展开。     

试论中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的完善

风险投资的健康发展必须要有法律的保护、制约和引导。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风险投资相关机构的行为和操作做出规定 ,甚至有的法律条文本身就阻碍了风险投资的发展。因此 ,针对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对相应的法律规范予以及时地调整、修订和完善 ,为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创造一个适宜的法律环境。     

浅谈吐蕃时期法律制度与宗教的关系

倘若我们研究一个民族,就要从这个民族的社会意识形态开拓着手,从文化的演变、发展、变异中进行分析,并对其内在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内涵、精神文化进行更深入的探究,而这也是这个民族对物质文化的需求,制度文化的遵守,精神文化的追求。早在原始时代起,藏族就有自民族的宗教信仰,也有以此为法律制度的准则,一直到苯教兴盛时期同样也以宗教信仰为法律准则的内容很多。到了吐蕃时期,藏族接受了佛教的传入,并发扬广大,同时也以佛教中的如＂十善＂作为人们的思维垫基,对当时的法律也进行了数次的补充、完善、改革等。而对于吐蕃而言这时是佛教兴盛期也同样是法律的完整期。     

试论建立我国遗产税法律制度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个人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日益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通过遗产税调节个人财产分布上的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完善税制,势在必行。     

试论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完善

在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由上海试点到全面铺开的情形下,充分认识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从构建非监禁刑执行和社区矫正的科学体制、提高社区矫正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实行全程化网络监管机制等方面,探讨如何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体制下作为非监禁刑执行方式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     

试论我国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制度

本文对我国外来物种入侵的严峻态势及立法现状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并根据外来物种入侵的特点和我国管理体制的基本情况,提出建立和完善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制度,以有效防治外来物种入侵。     

试论中国反贩运人口法律制度的完善

贩运人口是一种现代形式的奴役,严重侵害被贩运者的人权,危害社会和谐稳定。虽然有证据证明,中国的贩运人口情况很严重和需要加大对反贩运人口的法学研究,但是如何发展反贩运人口法律,仍然缺少系统的分析和严谨的论述。面对严峻的贩运人口犯罪形势,有必要完善反贩运人口法律制度,为打击贩运人口提供更为良好的法治环境。     

试论人力资本出资的法律障碍及其制度构建

人力资本出资在我国是一项新制度,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法规作为依托。同时我国又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如何通过制度安排,使得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转化成具有现实价值的人力资本,并能与有限的物质资源优化组合,产生新的生产力,应该成为我国公司法中一个重要而且迫切的课题。     

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初探

政府采购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 ,既不同于一般的私人、企业采购 ,也不同于政府的一般行政行为。国际上重要的经济组织和发达国家 (或地区 )都制定了“政府采购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政府采购行为进行规制 ,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的政府采购行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地位显著 ,但相关立法尚不系统、完善 ,需要加强研究并加快建立健全 ,以实现政府采购行为的总体目标 ;充分发挥公共资金的经济效率 ;保护民族工业、扶植本国企业 ;最大限度内限制政府采购中的腐败行为 ;在互利互惠的原则下尽可能开放本国的政府采购市场、实现世界经济一体化。     

法律期间制度的功能与建构

作为一种法律现象 ,法律期间之所以出现在众多的法律之中 ,是由其内含的制度功能决定的。现行立法尽管已对法律期间有所重视 ,但仍然存在着相当的立法缺陷。学界应当积极培育法律期间立法的理论资源 ,立法者对法律期间进行立法规制时 ,也必须遵循相应的设置规则     

试论转型期中国行政法制度的变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法制都进入了转型时期,其中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国家发展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行政法制度属于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部分,它的变迁反映出了中国政治体制中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本文分析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行政法制度变迁的类型、影响因素和社会环境,并对转型期中国行政法制度的变迁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国法治需要迈进方法论时代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宪法确定的治国方略,因此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定位,必须坚持法治这一最高原则,在社会转型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应该进入法治时代。法治时代是一个讲法律理性和逻辑方法的时代。法治时代的法治理念承载不了太多的内容,我们应该在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的原则下,熟练掌握法律思维、法律方法、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使人人成为法治的缔造者。     

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

法律解释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整体中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法律解释权 ,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五道程序 ,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中 ,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意义上是成立的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合法则存在疑问。现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中国实际采行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都解释法律的二元化体制 ,前者是法律上的首要法律解释主体 ,后者则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几十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为数非常有限 ,倒是法律上处于其次地位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逻辑上成立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不足因而不能随时根据需要解释法律 ,它并不具体应用法律因而难以适时就法律应用特别是法律适用做出法律解释。转变这种状况 ,单用所谓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是不敷需要的。在法治发达的环境下     

习近平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思想论要

习近平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中国化进程的最新重大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面对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和坚韧行动意志,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上,深入分析了推进当代中国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建设的重大意义,精...     

论中国社会转型期行政机关法律意识的变迁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的大力发展,社会各主体的法律意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其中行政机关法律意识的变迁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在行政理念方面的变迁表现为从“行政法制”转变为“行政法治”;在官民地位方面的变迁表现为从“民告官”到“官告民”：在执法方式方面的变迁表现为从重实体、轻程序转变为实体与程序并重。     

我国经济法治系统工程研究的世纪走向

在 15年以后的今日 ,回顾和思考当年的研究成果 ,试图使 2 0世纪 80年末诞生并曾热过的新事物 ,在 2 1世纪得以弘扬 ,走向成功 ,这是本文写作的初衷。本文论述了经济法治系统工程研究的巨大意义 ,探索其研究的可能性与可行性。研究思路与方法分为三个层次 :法律法规的检索系统、法律专家系统、建立整个法治系统工程     

法制统一维护制度之检视与完善

法制统一的维护不力需要进行制度上的反思。法制统一制度在主体配置、权限分工以及维护机制等方面均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因此需要优化配置法制统一的维护主体,合理分工维护权限,健全完善维护机制,从而完善法制统一维护制度。     

体系前研究到体系后研究的范式转型

我国法律体系形成过程的特点,造就了同时期法学研究的“立法中心主义”特征,具体表现为以功能设计与规范建构为路径的立法论研究范式、大规模引进域外立法材料引致的外源型研究范式、基于立法引导型建构的学术导向范式。这种“立法中心主义”的研究为法律体系的建构和充实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体系前研究范式”隐含的学术缺陷也日益明显,难以满足法治不断发展的需求,有必要向“体系后研究范式”转型。在建构体系后研究范式时,宜确立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学术取向、立足中国场景发现和讨论中国问题、基于平等心态拓展法学知识的域际交流、开展问题导向的新综合研究、赋予解释论研究以应有的时代使命。     

民族法文化与中华法系——以金代为例

本文试以12-13世纪中国北方游牧文明对中原农耕文明的又一波撞击中,女真习惯法文化与中原儒家法文化双向流动、融汇而成的多元一体的金法文化为例,说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荟萃各民族法律文化之精华,兼收并蓄,广采博取,取精用宏,才铸就了自身独特的法律品格;而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华法系的形成也经历了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历史过程;中华法系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法律意识、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长期交流、融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