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30年：反思与前瞻”笔谈：历史意识与历史书写——-观察近30年文学的一个视角

在目前对新时期文学30年所进行的研究中，有一些学者将这一阶段的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30年加以比较，对其成就持批评或否定姿态。王晖、谢泳和樊星等学者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他们对于这种姿态的回应，以及对近30年文学的基本认知。反思过去，前瞻未来，立足建设，推进前行，是他们对新时期30年文学进行研究的基本态度。王晖主要从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的角度观察近30年文学的流变，认为中国当代作家并非缺乏直面历史的勇气和书写“大历史”的力量，他们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呈现出阶段性，即“新时期文学”的初中期，大多呈现出历史意识的重新觉醒以及对“大历史”的直接表达；1990年代之后，则主要致力于“小历史”的书写，对于“大历史”的展现显得更加多元，甚至更加隐晦。对中国当代作家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具有深广度地去形象化地诠释历史，如何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之心去叩问和反思历史，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掘历史的真相、以思想和艺术的亮度去烛照历史。谢泳将新时期30年文学放入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中来考察，认为观察新时期文学的发生，要注意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十七年文学的定型和文革文学的时代特征等三个时代背景。这样才会对这一时期文学更具“了解之同情”。新时期文学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它承担了相当繁重的历史责任，离开思想解放运动谈新时期文学，不可能理解其贡献和意义。樊星则通过对新时期30年和现代文学30年的比较，阐释了前者独具超越价值的“当代性”，认为新时期文学对现代文学的超越体现在：现代文学多是从“思想启蒙”方面呼唤“改造国民性”，新时期文学则更集中于对政治痼疾的深入探讨，并因此而产生了成就超过现代文学的“政治小说”、“长篇历史小说”和“政治性报告文学”，现代“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也渐渐被“重新认识民间”的文学所取代。这些重要的超越显示了新时期文学的某些“当代性”。     

新时期文学的"当代性"——新时期与现代文学两个30年的比较

在比较新时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成就时，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是新时期文学不能与现代文学相提并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时期文学没有大师。这的确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从常理上说，一个称得上伟大的文学时代是应该有几个大师作为代表人物的。但因此而扬“现代”贬“新时期”，似乎也大可不必吧。     

地域文化视角与新疆当代汉语文学

新疆当代汉语文学因独特的个性和审美价值具有研究的价值,然而却因重视不够和最佳视角的遮蔽未能得到准确解释。从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独特性体现着手,揭示出独特性生成的社会环境背景所具有的地域性色彩,在具体研究中,以地域文化和作品的对应关系、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地域文化的历时性及波动性的影响效力、文学对地域文化的反作用、文学未来的走向五个方面,来解析新疆地域文化与新疆当代汉语文学的关系,可为观照和评价新疆汉语文学的成就,提供在整体中又具有独立性的独特立场和最佳视角。     

文学意识与媒体意识的重奏——《钟山》与"新写实文学"的兴起

在"新写实"文学思潮的倡导过程中,<钟山>成功地将文学意识和媒体意识加以结合,它对文学思潮或文学倾向积极倡导,并进一步文本化、学理化、定性化.对于这一类型的文学作品集中力量的发表和推荐,复活了曾经被屏蔽了的现代媒体意识,是新时期大陆文学刊物中较早成功体现媒体运作策略的刊物.这也是<钟山>以主人公姿态积极参与文学创作过程的文学策略的有效运作.由此奠定了<钟山>在全国大型文学刊物中的先锋地位.     

论文学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一个"法律与文学"的分析视角

通过两种不同社会语境中的司法模式"司法广场化"、"司法剧场化"考察文学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以"法律与文学"理论为背景,分析论述文学的叙事技艺以及情感诉求对于法律运作的实际效用.法律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关权利话语的实践,法律因着话语这一媒介而被视为某种文学的形式.法律实践更多的是一种说服性、劝诫性活动,它更关注听众而非说话者本人,通过两者间的运筹性对话活动来打动听众的心弦,实现互动性理解的法律实践目的.     

思想解放运动背景下的中国新时期文学

1930年代初，陈寅恪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时，曾提出观察历史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对历史中发生的一切事实和人物以及学说的产生，应具了解之同情。陈寅恪的这个判断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后人研究历史所能得到的史料不可能完全，二是后人极难对当时历史事实和人物处境完全明了，     

改造与成长:"十七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书写规约

在工农兵形象成为文坛主角的十七年文学语境中,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为了获得合法的生存空间,建立了自己的书写规约———改造与成长的模式。书写规约建立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获得资格认证、从而被准入的过程。但是,这一书写规约并没有使该题材小说免于被批判,因为,规约的表象之下蕴含着诸多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     

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与启蒙文学的兴衰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启蒙文学在中国经历了两次高潮,一次是在1920年代"五四"运动前后,另一次是在1980年代新时期文学之初.遗憾的是,两次启蒙文学都是昙花一现,未能为继.90年代以后,在文学领域,启蒙话语的失效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启蒙文学的世纪兴衰,与知识分子主体的精英意识具有重要的关联.因为与作用于文学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围因素相比,创作主体主观精神世界的改变要更为直接地对文学创作发生影响,这是一种更为内在的驱动力.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基于历史选择论的视角

本文在初步对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内涵的阐述上提出了一个新名词——历史辩证统一论,试图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历史决定和历史选择的辨证统一的结果。针对1949年中国人民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一个案例,本文阐明了这种选择是历史辩证统一论的必然结果。     

论历史、理性与教育学——基于历史哲学的视角

教育学和教育史分别以历史的和逻辑的方法对教育进行研究,尽管二者在研究对象、内容、方法上各有侧重,但学科之别不应成为学术研究的壁垒。教育史研究以历史为研究对象,是教育研究的一个基本领域;它通过考察历史来理解教育,因而又是一种研究方法。一部教育史潜藏着一部教育思想史。逻辑的与历史的是一致的,教育史研究不仅仅是史实的记录和复述,文献的查找与整理,而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厘清教育发展的来龙去脉,通过归纳、分析、演绎、推理等方法,发现教育的逻辑。     

宪法与历史意识的现代性——以中国宪法纪历方式为切入点

现代性是一个标志着时间意识的概念。从时间意识的演变来看,中国宪法的现代性在宪法文本上首先表现为纪历方式的变化。以公元纪年来表示时间,隐含着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的革命。西方传统的历史观是一种以基督教历史意识为主导并将其世俗化的历史观。现代宪法理念颠覆了传统的历史观,却需要一种全新的历史观为其提供正当性根据。人民取代上帝成为历史进程的主导,是现代历史意识对古代历史意识的反叛,因而从根本上体现了现代历史观,直接标志着历史意识的现代性。     

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一个神话的建构

在中国20世纪理论—文化景观中,现代性构筑了中国文学生成的总体框架和理论视野。以现代性观照百年中国文学历史的总体性,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内发性要求。现代性从产生之日起就处在理性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矛盾对抗中。现实需要和主观欲求共同决定了近代中国对理性现代性的认同和追求。在20世纪中国文学转折的起点上,对二维现代性中的理性现代性的片面接受,一方面导致了在缺乏审美现代性的批判和监督的情况下,对理性现代性的盲目乐观和完全信赖;另一方面产生了依靠外部权威实现理性自由这一显然不符合理性现代性的精神实质的悖论。     

国家文化战略与“主旋律”文学的生产机制——对于1990年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回望

1990年代以来,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战略不仅强化了对文学的文化要求,还积极倡导和支持"主旋律"的文学生产,建立了"党政领导-选题的规划立项-资金保障-深入生活-创作修改-组织协调-激励表彰-宣传评介-市场业绩-影视改编"这一"主旋律"文学的生产机制.     

试论近30年中国学术翻译的形态嬗变

1980年代末开始,述评性学术翻译应运而生,以弥补移植性翻译的三种局限:难以应对文化背景的未及性,移植性翻译与学术研究之间的某种内在紧张,移植性译者缺乏消极自由.如果从解构主义路径突破这些局限,容易否定平等对话和重叠共识,导致话语霸权.基于构述法的述评性翻译有助于厘清翻译内容的文化语境,赋予翻译者更大的、合法的言说自由,发挥研究与翻译的双重价值.     

论立法法与其历史环境——关于立法法研究的一个方法论问题

立法法的有效实施卒赖人们的理解和接纳.然而立法法出台前后,人们对它的回应,褒贬迥异,驳杂纷纭.这里有人们观察法律的视觉分别,也有立法法自身原因.而这两者都同立法法赖以产生和存在的中国现时期社会历史环境有直接且深刻的关联.所有的制度建置,都应当是一定社会历史环境的内在规定性的表述.认知和解读立法法,应当将立法法与中国现时期的历史环境衔接起来.中国立法法的制定,一方面应当适应历史环境的需求,另一方面应当将历史环境所可能给予的局限性减弱到最低限度.在前一方面,立法法成就显著,它吻合了中国的政府推进型法制建设道路,统一了中国立法的基本制度,总结和固化了二十年间所积聚的诸多成功立法经验,适应了法治国家建设对立法的一些需求,也为消除二十年来所累积的种种立法弊病作出了努力.在后一方面,立法法却多有瑕疵、缺憾甚至显症,它偏重于经验而疏离了立法理论、忽视了立法创新、拒绝了立法借鉴,偏重于立法权限、程序、监督而忽略了立法者的制度规制,偏重于法律解释而忽略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其他法的渊源解释,偏重于立法主体的权限规制而全然没有设置立法不尽职守的法律责任,偏重于立法制度建置而严重忽略了立法技术事宜.这些问题的存在固然与立法法诞生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局限性有关,但未能采取有效措施以减弱这种局限性更是主要原因.消除这些瑕疵、缺憾甚至显症,是完善中国立法法的必要任务.     

历史与逻辑统一：文学史研究的伪命题

历史与逻辑统一,出自哲学领域,有其错误与弊端.该命题出于预定式思维方式,实违背辩证法精神.历史与逻辑统一,与历史、文学史研究的特性不合,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伪命题.应放弃此类理论幻想,追求文学研究的多样与灵活.     

改革开放30年的刑事审判工作

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我们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30年来，人民法院主要经历了恢复正常、充实提高、全面发展三个阶段，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发展道路，     

突不出的重围——在与“解冻文学”比较中反思“百花文学”

五十年代后期中国文坛上出现的“百花文学”,深受原苏联“解冻文学”的影响,触及到官僚主义、情爱等建国初期创作题材的禁区,并呈现出“非英雄化”的倾向。但由于中国作家精神资源的相对贫乏、与西方文化的隔绝,尤其是他们尚未能摆脱中国的政治语境来全面理解人道主义,他们的作品缺乏对人的异化的深入揭示,因而“百花文学”作家们尚无力担负起使文学突出重围的重任。     

批判与体察——直面中国“十七年”文学景观

从1949到1966年,中国"十七年"文学呈现复杂的景观.特殊的政治情势和氛围,使它始终处于政治风暴的中心.苏联文学理论和作品的大量译介,给它带来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农村题材作品、革命战争题材作品、社会主义"新悲剧"作品得失相依,很难一概而论.对于中国"十七年"文学持审视历史的批判态度是需要的,但同时必须进行设身处地的"体察",给予实事求是的准确评价.     

迈向政治与历史视野的宪政史研究

宪政史研究以宪法文本为中心，这似乎是一个惯常做法，因此，在法学界主流的中国宪政史书写模式中，论者多集中于《钦定宪法大纲》、《宪法重大信条十九信条》等宪法性文件的文本梳理，而聚焦于民元时期的从王朝到共和国的宪政转型，则以《临时约法》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