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对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

本文对目前理论上和立法中关于业务过失犯罪处罚的三种观点进行了评析,并提出了处罚业务过失犯罪的新标准.作者认为,主张对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应当轻于普通过失犯罪的观点,以及主张取消业务过失犯罪处罚,代之以重大过失犯罪和普通过失犯罪并设置相应法定刑的观点,都是不合适的.主张对业务过失犯罪加重处罚的观点,从结论上看是基本正确的,但过于绝对化.关于业务过失犯罪处罚的正确观点应当是第一,在通常情况下,对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应当重于普通过失犯罪;第二,当某些普通过失犯罪表现为行为人公然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行为的客观危害性并不小于业务过失犯罪时,对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应当等于或者轻于普通过失犯罪.     

重大责任事故罪法定刑配置释疑——从刑法修正案(六)本罪第二款谈起

刑法修正案(六)第二款对重大责任事故罪法定刑配置高达15年有期徒刑,在过失犯罪中是少见的。本文通过该罪与刑法分则规定仅有其它4个过失犯罪法定刑配置高达15年有期徒刑犯罪比较,与其它业务过失犯罪比较,与一般过失犯罪比较,探析该罪法定刑的应然配置。     

试论对弱势群体型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

对业务过失犯罪处罚孰轻孰重,进行统一的考虑是不合理的,应当在业务过失犯罪内区分弱势群体型业务过失犯罪和一般业务过失犯罪后,加以分别讨论;弱势群体型业务过失犯罪这一概念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对一般业务过失犯罪应该适用较重的处罚;对弱势群体型业务过失犯罪应该适用较轻的处罚.     

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主观要件研究

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已经纳入刑事保护范围。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本身的技术性和复杂性,要求必须对刑法定罪范围和量刑尺度做出适当规定。而我国刑法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主观要件的规定容易产生歧义,就其中“应知”主观要件的规定本身而言,应当属于过失犯罪。但是,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和整个知识产权犯罪体系来说,在第三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中规定过失犯罪则有失公允。建议将过失犯罪排除在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之外,以维护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体系的完整性。     

论业务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

现代科技发展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业务过失犯罪,给社会造成了巨大危害。文章系统研究业务过失犯罪后,反思我国刑法对业务过失犯罪规定的不足,并根据我国现行业务过失犯罪发生的状况,提出了立法完善建议。     

同类型故意与过失犯罪法定刑同一的立法完善--从故意与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展开

故意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重于同类型过失犯罪的.各国刑法多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处罚过失犯罪为例外";过失犯罪的种类在立法上大大少于故意犯罪,且其法定刑明显轻于同类型故意犯罪.但我国刑法中的故意与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滥用职权犯罪和玩忽职守犯罪等少数犯罪的法定刑却是相同的,有必要予以区别、修正,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法的统一性.     

试论业务过失犯罪

业务过失犯罪是危害极大的一类过失犯罪.本文对业务过失犯罪的概念、构成特点以及有关的一些问题做了初步的讨论.     

浅析风险社会语境下的业务过失犯罪

随着现代科技、文明的发展、全球已步入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语境下，以行为无价值为核心的新过失论是应对风险最为恰当的选择。风险社会中，刑法中的“业务”具有反复性、危险性及职业性。大量新增的风险，对于业务过失犯罪之理论变迁影响尤巨，而诸如传统归责理论的突破、犯罪前置化、业务过失法网逐渐严密等也成为业务犯罪刑法规制之重要特征。’     

共同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

共同犯罪之所以比单独犯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在于它是基于共同犯罪故意结成的犯罪活动的整体；而过失犯罪的特点决定了共同过失犯罪不可能具有共同犯罪所要求的那种整体性。共同过失犯罪根据个人过失犯罪的情况分别定罪量刑，不以共同犯罪论处。     

论单位过失犯罪

在市场经济逐步确立的过程中 ,单位犯罪行为激增 ,其中也包括单位过失犯罪行为 ,这决定了单位过失犯罪的客观可能性和刑法价值性。单位意志深层次的因素是违法性意识 ,违法性意识说应作为肯定论的理论基础。以单位过失犯罪的主体特征、主观特征、行为特征来界定单位过失犯罪范围 ,一定范围内的单位过失行为应予犯罪化。单位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由单罚制过渡到双罚制更为合理     

论城市社会面的治安防控

城市社会面与市民的关系极为密切，其治安状况直接影响到市民的安全感。当前，影响社会面治安的主要因素是某些多发性犯罪，而要从根本上消除犯罪困难很大。公安机关应当转变思路，通过消除犯罪所需的时空条件和被害人条件来减少犯罪实施的可能性，进而减少和消除犯罪，实现社会面治安的迅速好转。     

商贸社区治安治理模式构建途径选择初探——商丘市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警务现状调查分析

商贸社区治安治理模式的科学构建,不仅会制约社区内部的犯罪情势,还可极大地促进地区特色经济的发展。商贸社区治安主体由贸易直接参与者、市场管理机构、政府和警察构成。通过对河南省商丘市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的警务现状调查,探讨了商贸社区群众安全感变化的原因。只有培育良好的社区治安文化、正确选择警务模式、合理划分部门职责,建立评价监督体系,才能构建合理、高效的商贸社区治安治理模式。     

价值观念的缺损与修补--剖析环境犯罪的伦理视角

环境犯罪这一特殊性犯罪现象其成因复杂.人的价值观念、环境意识、环境道德责任及其环境法制观念的缺损是导致环境犯罪的重要原因,而价值观念的调整则是预防环境犯罪的重要机制.     

使用假币罪的实行行为方式解读

“使用伪造的货币”是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使用假币罪的实行行为方式,学界对其基本含义存在“狭义说”与“广义说”之争,这种争议实质上是基于规范用语与普通用语的不同角度来理解“使用”概念而产生的。根据我国使用假币罪的立法变动情况和普通用语规范化的目的论解释方法,“使用伪造的货币”的基本含义应当解读为：以伪造的货币冒充真币,并以真币的通常用法加以利用的行为,但是应当排除私人储藏、出售伪造的货币以及银行工作人员以伪造的货币换取真币等三种情形。     

关于“执政党意识”的思考

较之“执政意识”,“执政党意识”的概念更能比较科学、完整地体现本义,曼能从执政权力和执政责任两个方面全面地认识执政党的意义,更好地树立民主意识、责任意识、危机意识、沟通意识、法冶意识、服务意识等执政党意识,从思维方式和执政实践中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关于挪用犯罪几个问题的思考

挪用特定款物罪是我国刑法最早规制的挪用犯罪,随着经济发达和社会进步,刑法规定了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和挪用资金罪都属于挪用类型的犯罪,两者主要区别是主体不同.国家工作人员为了个人使用目的而挪用特定款物的应当认定为挪用公款罪.从犯罪主体的重要性,即身份犯的原则出发,非国家工作人员挪用特定款物应该定为挪用资金罪.“挪用”一词在三个罪名中大同小异,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资金罪的显著特点是挪用的私利性和有归还的意思,而挪用特定款物则不具有私利性且不以有归还的意思为前提.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的认定与责任

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的组织犯已经构成要件化,是狭义意义上的组织犯。准确认定这种组织犯的关键,需要对其作为构成要件的四个特征进行全面把握。它存在完成形态和预备、未遂、中止等各种未完成形态。在责任认定中,过剩的组织行为与组织犯的成立已关系不大,其责任可分别归入领导、积极参加和一般参加者来承担。组织犯在评价中存在重复评价问题,在评价时应该减去重叠的部分。     

试析城市闲散未成年人的犯罪易感质

犯罪易感质是社会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特殊状态.在一定意义上,犯罪易感质的形成是决定一个常态的行为人衍变为反社会的犯罪人的关键.与普通未成年人相比,城市闲散未成年人犯罪易感质形成的可能性较大,而其特有的生活情境往往又促成了这种可能性的实现.预防城市闲散未成年人犯罪易感质的形成,不仅在于控制犯罪行为,更根本的是提高未成年人适应社会的健康能力,这是预防犯罪过程中以人为本位思想的体现.     

刑罚目的之理性建构

传统的刑罚目的理论正在面临着愈来愈多的挑战。刑罚目的可作如下划分,即：以刑罚作为刑法的下位概念为基础,在横向层次上．将刑罚目的划分为主要目的（惩罚犯罪）和次要目的（预防犯罪）两个层次,此为狭义的刑罚目的之理性建构;在纵向层次上．将刑罚目的划分为第一层次惩罚犯罪与预防犯罪（直接目的）,——第二层次保护法益（根本目的）两个存在递进深入关系的层次,此为广义的刑罚目的之理性建构.     

非法行医罪主体论纲——兼论我国非法行医罪的立法完善

刑法设置非法行医罪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范非法行医行为的发生,因此,“四类主体”可以成为非法行医罪的主体。我国现行刑法对非法行医罪主体的规定存在着明显缺陷,建议将单位纳入非法行医罪的主体之中,并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明确“未以合法方式取得法定资质而非法行医”中的“未以合法方式取得法定资质”的含义及“非法”的含义,以完善相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