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行城市反贫困政策的几点思考

城市贫困问题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经济实现两个转变过程中逐渐凸现并成为社会关注焦点的。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先后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反贫困政策,但现实表明这些政策的实施效率并不高。原因有多种,其中之一就是现行扶贫政策体系中存在重外部支持(他助)而轻贫困者自我救助(自助)的问题,本文就这一问题发表一点看法。     

资产社会政策与农村贫困治理

在社会贫困治理进入后攻坚时期,要适当调整扶贫策略,将传统的单纯依靠发展经济治理贫困的模式逐步转向具有生态持续发展理念、融合社会公共政策与经济政策为一体的资产社会政策模式,已经迫在眉睫成为时代要求。建立具有资产建设性质的个人资产账户,在当前及未来的贫困治理工作中应有重要担当。     

我国政府对贫困群体的责任之演变

在中国社会的不同时期 ,由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政府对贫困群体的责任、态度以及救助模式存在很大的差异。大体来说 ,我国古代社会 ,政府对贫困群体的责任承担以两宋为界分为三个时期。鸦片战争以后 ,在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的影响下 ,我国政府的对待贫困群体的责任和济贫政策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也发生了改变。一、中国古代社会政府对贫困群体责任与社会救助实践在中国古代社会 ,政府对于贫困群体的责任承担要远远早于西方。中国古代社会有非常发达的社会救助系统 ,包括政府救助和非政府救助两个方面。从非政府的角度来看…     

教育差距与权利贫困——基于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实践困境的讨论

贫困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议题,它不仅表现为经济问题,同时也构成了一个持续的社会问题。长期以来,贫困总是以经济收入来衡量的,扶贫政策也大多是有经济取向的。文章讨论了从经济贫困到权利贫困的认识与政策转向,强调经济贫困只是表征,权利贫困才是农村贫困问题的根源。基于连片特困地区开发式扶贫实践的案例,文章深入探讨了当前我国开发式扶贫政策实践的困境,并阐释了以教育差距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不平等如何导致了贫困的再生产。最后,我们强调扶贫政策应该致力于改善农村人口的权利状况,以消灭权利贫困、实现权利平等为主要政策取向。在权利贫困的框架下认识农村贫困问题,就是意味着在扶贫实践中经济与社会并重,或者说将扶贫开发与社会建设结合起来。     

城市贫困的社会建构与再生产：中国城市发展30年

城市贫困是制约经济发展与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贫困过程既是一个市场建构的过程,也是一个政治性建构的过程,现代化的话语实践与发展悖论、差异性、非均衡性的城市发展逻辑,带来了城市贫困的社会建构和再生产.寻求新型的扶贫制度,实现从道义性扶贫到制度性扶贫,实现非正规就业的合法性转变,实现从基本救助到多元化的综合救助、消极救助到积极救助,以社区作为基本的扶贫单位等是解决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     

高职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展性资助探究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的特殊群体,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救助贫困大学生弱势群体是彰显人道主义、保障受教育权和教育公平实现的要求,也是社会稳定的需要,扶贫先扶志,文章从实际情况出发,探讨了贫困界定与发展性资助模式的研究。     

对扶贫政策措施的反思

赵玉、刘传岩在2008年第1期《红旗文稿》上撰文指出：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这种形势下，对我国现行扶贫政策措施进行反思，意义尤为重大。一、贫困识别机制有待完善——识别不准，扶贫错位。当前，我国的贫困识别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部分政策规定不够完善，落实不力；2．政策设计门槛过高，部分贫困县、贫困人口难以逾越；3．扶贫资源稀缺射发不正当竞争，干抗贫困识别；4．受客观条件制约，难以对贫困识别进行有效监督。     

模式与经验:新中国特色扶贫的脉络传承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长期的扶贫开发实践中,党和政府通过传承发展扶贫理念,适时调整扶贫政策,科学制定扶贫战略,创新扶贫政策机制,构建起多层次扶贫体系,搭建了多主体扶贫格局,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模式,积累了丰富的扶贫开发经验。中国特色扶贫的开展在实现国家全面脱贫的同时,也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城市贫困家庭社会救助模式创新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许多城市出现了新型贫困现象,这对传统的、基于"收入型贫困"而设计的城市贫困家庭社会救助模式提出了极大挑战。新形势下,欲创新城市贫困家庭社会救助模式,就要树立"发展型"的救助目标和理念;要提高执行能力,加强贫困家庭救助的绩效评估;要建立公共信息平台、完善家庭收入核查机制;要分级分类救助,惠及贫困边缘家庭;要健全基层组织,打造专业化的贫困家庭社会管理队伍;还要吸引慈善类公益组织参与贫困家庭的社会救助。     

我国城市扶贫政策的消极性缺陷及其改进途径——"积极福利"角度的考察

"积极福利"的核心理念是无责任即无权利,其具体的实施维度可以丰富和重构为四个方面,即保障生活、提升资本、增加权利、增强动力,其中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从"积极福利"的角度看,我国现行城市扶贫政策存在较为明显的消极性,即侧重于从外部对贫困者进行基本生活救助,而相对忽视挖掘和激发贫困者自身的潜能,这不利于搞好城市扶贫工作和构建和谐社会。为此,应营建更加积极的城市扶贫政策。     

贫困的多因素、多层次治理逻辑与治理体系研究——基于宁夏三种扶贫模式的经验分析

研究贫困治理的逻辑问题,不仅要考虑经济增长与贫困的关系,更要考虑中国共产党坚持减少和消除贫困的决心、改革开放以来的体制改革、社会文化转型等因素,这是讲好中国减贫故事的关键。基于对宁夏贫困治理东西扶贫协作的"闽宁模式"、金融扶贫的"盐池模式"、易地扶贫搬迁的"平罗模式"的分析,构建贫困治理的逻辑与贫困治理体系,对精准扶贫的深入推进和成果巩固有重要意义。使经济发展惠及贫困人口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贫困治理的政治定力;突出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联系实际、因地制宜,是贫困治理的活力来源;结合社会文化因素进行"造血式"贫困治理,是减少和消除贫困的内生动力。     

反贫困与社会治理专题研究

<正>[主持人语]在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中,中国减贫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贫困问题尤其是农村贫困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还相对严重,这不合乎中国和平崛起和"中国梦"之要求。最近几年,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扶贫开发政策,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摆到更加重要的地位,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从过去的输血式扶贫转向造血式扶贫,继而开展连片特困扶贫攻坚。但是,应该看到,当前扶贫开发工作依然偏重于经济建设而忽视社会建设,偏重于自上而下的传输和投入模式而忽视扶贫对象的社会参与,偏重于资源配置而忽视沟通、协商、参与。由此,严重地制约了扶贫开     

精准扶贫政策背景下医疗保障反贫困研究

居民个体健康水平的下降会使其面临更高的贫困脆弱性,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仍然是农村贫困的主因。推进健康扶贫,消除健康贫困,应充分发挥医疗保障的反贫困功能,增强健康扶贫精准度,建立因病致贫数据库,医疗保障政策向农村贫困人口倾斜;建立"四重医疗保障"反贫困政策体系,充分发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专项医疗扶助等制度的反贫困功能,同时加强医疗费用控制。     

揭开“贫困帽”下的机制缺陷

消除贫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千百年来人民梦寐以求的美好理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500万以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过去25年全球脱贫事业成就的67％来自中国。但最近国内曝光了“假穷”、“哭穷”、争戴“贫困帽”和以贫为荣等现象．彰显了我国现有扶贫机制设计的不合理以及扶贫政策的滞后。也就是说．如果不创新扶贫机制促进扶贫效率．即使投资力度再大．也解决不了贫困问题。     

国外对社会救助权的理论研究及其政策发展

二十世纪以来,社会救助权逐渐引起各国学者和政府的重视,国外对社会救助权的理论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对贫困的界定和贫困与人权联系的论证;关于社会救助权实现途径和因素的探讨;社会救助权利正当性的论证;对贫困群体责任的强调。而有关社会救助权的政策发展在各国主要体现为:从生存权的保障扩展到生存权和发展权并重;社会救助权的实现凭借政府和社团组织的合作;注重教育救助和医疗救助;完善社会救助权的制度。     

信息荟萃

我国正全力构建制度化城市反贫困行动体系近日，民政部副部长杨衍银在出席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民政部共同举办的“中国城市反贫困论坛”首届国际研讨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说，我国正全力向城市贫困问题发起挑战，目前全国已初步建立起城市反贫困行动体系，为贫困者提供就业服务、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其他各种社会服务。城市反贫困行动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实施有效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去缓解贫困，并逐步创造最终消灭贫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随着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行，现在近２０００万城市贫困人口的吃饭问题得到基本解决。杨衍银说，从近期…     

脱贫攻坚后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政策选择

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议题,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追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减贫工作取得巨大成效,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的目标基本实现,但是,消除贫困并不意味着反贫困任务的终结,相对贫困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将会长期存在。因此,全面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减贫工作的历程,在总结经验基础上分析脱贫攻坚后相对贫困的新特征,从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和低收入群体救助制度、推进公共产品均衡化供给等方面,实现国家扶贫减贫政策的调整和优化。     

政策网络视角下的文化扶贫问题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贫困问题是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我国各级政府也始终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文化扶贫是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提升文化扶贫效果对于强化整体扶贫开发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以政策网络理论为基础,从政策行动者、政策网络结构和网络互动三个层次分析辽宁省文化扶贫问题,能够为文化扶贫的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建立网络共同体、加强政策网络评估以及多元主体参与等方面是构建辽宁省文化扶贫政策网络,提升全省文化扶贫效果的路径选择。     

社会救助财政投入机制探索——辽宁的实践与启示

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深化,辽宁的城乡贫困问题表现突出,社会救助制度逐渐成为保障全省贫困人口基本生活的一项不可或缺的政策内容。然而,在辽宁社会救助全面推进的过程中,城乡二元化制度模式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制约了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如救助体系的城乡分立、救助标准的城乡有别、救助资金的城乡不均等。其中,如何完善辽宁社会救助财政投入机制的重要议题亟待破解,对此,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对策

一、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存在的问题（一）贫困范围广泛，贫困标准不明确，缺乏基础数据按照2011年新扶贫标准，就是每天l美元即年收人2300元计算（世界银行的贫闲标准是1．25美元），估计贫困人数占农村人口的15％至18％之间，约为l亿人左右。现阶段农村贫困的主要特征有：一是贫困人数的绝对规模还很庞大；二是贫困人口下降速度减缓，并时有反弹现象；三是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低，自身发展空间有限。另外，农村社会救助对象的甄别缺乏统一认同的标准。农村困难群众数量较大，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当地群众生活水平有着很大差距，实际操作时的认定非常困难。如果掌握不好，救助制度的实施就会偏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