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探讨

预防腐败一直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世界各国关于预防腐败的制度和措施多种多样。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作为其中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越来越受到各国的认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实施对于本国防腐作用是巨大的。"腐败-惩罚"的传统模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申报-公示-防腐"的全新模式。     

政府信任视域中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从政府信任的视域看,世界各国的政府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建构了民众对政府的初步信任。实行政府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是遏止权力腐败、塑造廉洁政府的有效利器是提升政府信任的长效机制;是赢得民心、夯实我们党长期执政基础的重要环节。以"中国国情"为由延阻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与世界大势及时代潮流相背离。     

腐败“零容忍”的困境与对策刍议

腐败"零容忍",就是对任何腐败行为都不能容忍的态度。中国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实现腐败"零容忍"是其理想追求。但当前腐败现象依然严峻,要真正做到对腐败"零容忍"还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要解决这些难题,就要从思想、制度、监管、惩治四个维度入手,使官员不想贪、无法贪、不能贪、不敢贪,从而推进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取得质的飞跃。     

我国预防腐败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

预防腐败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针对当前我国预防腐败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我们要立足国情,与时俱进,继续推进政务公开;建立预防腐败的法规、制度,规范公务人员职业行为;继续深化监督体制改革,逐步探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预防腐败的制度模式。     

我国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探析

长期以来,腐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难题。由于官员腐败常常伴随着个人及家庭成员物质财富不正常的迅速变化,公开官员的财产状况、收入来源及其匹配程度,使之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官员的贪污受贿行为起到威慑或遏制作用,从而进一步达到监督官员和预防腐败之目的。而尽快构建国家顶层设计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将其以法典形式固定下来且彻底地贯彻实施,则是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反腐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试论加大对行贿犯罪打击力度的反腐战略

刑事法律制度中的重受贿、轻行贿的战术、战略是导致腐败行为愈演愈烈的直接原因之一.只有实施重行贿、轻受贿的战略和制度才能有效遏制腐败,并促进民主法制建设.加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索贿罪的法定责任是遏制腐败的必然要求.     

基于现代大学制度的高校反腐倡廉建设研究

高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涉及教学、科研、管理和党建等各方面,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反腐倡廉建设对于高校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高校"三风"建设、功能优化和实施国家"两大战略"的根本保证。研究表明,管理制度执行不力、内部监督制约不足、民主管理渠道不畅、惩治腐败力度不够等制度因素,影响着高校腐败行为的产生和防腐体系的构建。因此,要深化高校反腐倡廉建设,构筑预防腐败体系,实现现代大学制度与高校反腐倡廉建设的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     

俄罗斯反腐败的基本前提、方向和方法

本文从法学和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解释了腐败的概念及其内涵。作者基于俄罗斯法律和国际法两个层面,辨别并分析了"腐败"概念的两种路径:一种是简洁说明,另一种是列举各种能被界定为犯罪的行为。本文讨论的制度和经济学的腐败包含了经济、政治、官僚和选举领域中存在的腐败,以及"国家俘获"和权力的私有化。基于综合管理学、制度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建构的腐败理论模型,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21世纪最初十年俄罗斯反腐败政策的目标和方向,即从对抗寡头家族俘获政府深入到反对行政腐败和"精英的国家化"。     

制度实施机制的行为动力学分析

制度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含制定制度、执行制度、遵守制度、制度监督、制度评估、制度完善等重要环节,其中"执行、遵守、监督"三个环节构成"制度实施"过程。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的转化过程就是制度实施过程。转化效果、实施成效如何,取决于制度实施机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制度实施是不同制度主体之间博弈的复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制度主体的动力、毅力和能力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制度实施的动力机制。深入分析研究制度实施机制的行为动力规律,对于提高制度实施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论立法腐败

立法腐败是立法中的“设租”行为。立法腐败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理念,损害了人民政权的合法性,也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要通过构筑违宪审查制度；实行开门立法,建立民众参与机制；推行立法回避制度,建构遏制立法腐败的程序性屏障；放宽新闻审查制度,加强新闻媒体对国家立法活动的宣传和监督等途径预防和治理立法腐败。     

腐败治理：解释框架、逻辑基础与制度设计

从经济学角度探寻腐败行为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无疑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分析视角。官员接受政府委托,成为政府代理人,他们在行使公共权力时是否进行权力寻租,常常会在成本-收益之间进行博弈,本质上是理性经济人的选择问题。在这个博弈过程中,涉及腐败行为暴露概率和暴露后果两个重要的终极变量,这两个变量的计算结果将影响到腐败行为的选择。这为腐败治理的制度设计提供了路径:一方面要加大腐败行为的暴露概率;另一方面要提高腐败行为暴露的代价。     

“裸官”的道德风险及其防范

裸官的道德风险是指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而谋其私利的非正常行为倾向。它严重影响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危害国家经济社会安全。产生裸官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既具有普遍性,又带有特殊性。当前防范裸官道德风险的制度设计有完善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强化权力公开运行机制、健全官员激励约束机制、构建裸官道德风险评估机制以及加大对裸官腐败行为的查处力度。     

腐败成本收益的经济学分析与反腐败的对策

腐败的泛滥程度取决于腐败的成本收益与反腐败的成本收益之间的博弈:有腐败可能性的人是否选择腐败取决于腐败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如果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则他们会采取腐败的行为,否则,则相反;腐败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取决于反腐败的力度,取决于反腐败的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如果反腐败收益大于反腐败成本,则政府会加大反腐败的力度,采取积极措施反腐败。     

新形势下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途径初探

目前在我国要防治腐败,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关键是要构建三位一体的腐败防治防线,即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从根本上使人不想腐败;完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从体制上使人不能腐败;强化监督机制,从力度上使人不敢腐败。新形势下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以教育引领,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以制度保障,完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以监督约束,强化反腐倡廉监督机制"。     

腐败洗钱研究

据国际会议披露,中国内地近几年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的黑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其中300多亿来自政府官员贪污受贿的腐败所得。这种被外国记者称之为"中国特色的洗钱犯罪"主要有同步式腐败洗钱和衔接式腐败洗钱两大类,其猖獗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缘于现有的法律、管理和合作方面的漏洞。因此,要有效地同腐败洗钱作斗争,必须适应打击洗钱犯罪的大趋势,尽快制定《反洗钱法》,扩大洗钱犯罪对象的范围,强化以审计制度为核心的干部管理体制建设。     

精神腐败及其危害

精神腐败是指国家公务人员出于自身的既得利益,滥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权力,获取或出卖各种精神利益的行为。精神腐败是宗派主义的根源,并且容易导致物质腐败和其它各种违法犯罪行为。遏制精神腐败,需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强化人格教育,还要从制度上预防各种腐败行为和加大打击力度。     

“上行下效”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之构建

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实践中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央层面"上行下效"的财产申报制度的缺失。上行才能下效,为此,中央高层作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立法的政治决断,是构建"上行下效"官员财产申报的前提;中央高层财产申报的实际行动是构建"上行下效"官员财产申报的关键;增强财产申报受理机关的权威性与执行力是构建"上行下效"官员财产申报的保障;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是构建"上行下效"官员财产申报的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文化是反腐斗争的有力武器

一、腐败的定义 2002年,世界银行两位专家丹尼尔·考夫曼和宙尔·霍尔曼完成了一项涉及80多个转型经济国家的企业调查,对反腐败与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这项研究对腐败的定义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且这种行为对社会造成的损失大于自己所得.根据这个定义,该研究将腐败行为界定为两大类:为了规避现行的规章制度的腐败行为和为了改变规章制度的腐败行为.前者带有被动的性质;后者被称为"俘获国家",即:企业等主动地通过腐败的方式直接影响政府决策部门.他们利用法律条文中的不完善之处,利用行贿等手段以类似"点菜"的方式向国家(政府官员)购买对其产权的庇护.     

中国省部级反腐实证探析

十八大以来持续高压的反腐倡廉初步展现了中国政治生活的"新常态"。基于案例库的数据统计,三个核心指标"省部级腐败官员查处数量的变迁""涉案金额规模变迁""腐败获刑期变化"展示了当代中国省部级反腐规模与趋向。从根源来看,权力-人格化权威-资本的三元交融为省部级官员权力寻租提供了经济空间。从制度异化来看,委托代理链条过长、信息垄断、公民监督的搭便车、政策规避导致横向与纵向维度的双重委托代理失灵。从腐败集团化趋向来看,省部级腐败集团构成"核、点、线、网、体"五要素支撑的"分利联盟",基于其所控制的政治、经济与信息资源,垄断着委托代理链条的信息传递的速率与内容,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团体腐败的风险与成本。     

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中道德与制度关系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随着反腐倡廉的新进展,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然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全面实施,有赖于能否摆正制度与道德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制度与道德的恰适关系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问题。本文试结合国外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成功理论和经验,从制度和道德的关系上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进行理论探析。我国拥有深厚的道德哲学和道德实践的历史传统,中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必须围绕本国的道德资源和制度环境来建构。同时,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不仅是道德责任与政治义务的辩证统一,而且还是民主政治和国家稳定、社会和谐的促进机制。因此,只有把制度规范与道德约束结合起来,才能构造合理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和有效的反腐倡廉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