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自治的体系与流派分析

"自治"是相对于"官治"而言的,其强调民主权利,追求民主精神,地方自治是一种理想的政治模式,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尤其是近代社会以来,地方自治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潮流,对地方自治的深刻内涵和基本理论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加深我们对地方自治的理解,并对我国正在推行的农村村民自治和城镇居民自治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地方自治的理论与实践

地方自治是指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的居民自愿通过民主方式组成自治团体,产生自治机关,自行处理与自己有关的事务,一般情况下国家不得干预的一种社会管理方式。地方自治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的一种社会秩序,它是人类个体行使权利的结果,因而它是权利而不是权力。从构成要素上讲,地方自治是个人自主权、社会自治权与地方自我管理权的一种权利叠加。自清末以降,地方自治一直是中国政治进程中的主要内容,但由于政治家在制度建设上更多的基于政治功利的考虑,因而真正符合宪政意义的地方自治在中国史上并未建立。这表明,在国家体制范围内,地方自治的实现与完善,必须限制国家权力。     

集中性民事权利的滥用及其控制——兼论公法控权理论之引入

民事权利经过集中和整合可能质变为强大的权力性权利。这种权力性权利易于被滥用,是民法应予控制的对象。传统的民法控权理论没有区分权利的大小强弱,并且过分倚重国家权力而忽视社会的自治力量,无法控制权力性权利的滥用。民法应当运用分权控权、社会控权、程序控权、弱权整合等控权方法,来控制权力性权利的滥用,以实现从调整平等关系到增进平等关系的转变,并努力促进公法与私法在控权理论和观念上的互动。     

对中国立法权设置的反思——以几个法律文本为考察中心

通过对现行《宪法》,以及《立法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文本的考察发现,我国现行宪法和法律关于地方性法规制定权、自治法规制定权、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的规定并不一致。导致这种不一致的原因,最为浅显的是立法者（以及修宪者）在制定法律性文件时没能与其他法律性文件相协调;更为深层的原因则根植于两种错误观念中：一是误解了人民权利的正当性基础与国家权力（包括法律性文件制定权）合法性来源的差异,二是混淆了《宪法》和法律在规范国家权力中的不同作用。     

中央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以基本法规定的授权关系为框架

对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的理解应当以基本法所规定的授权关系为框架,在此基础上讨论高度自治的保障问题。在授权框架下,特区的权力来自中央的授予并且必须接受中央政府的监督,授权的结果既不应产生分权模式下的灰色区域,也不应产生人权语境下的对抗权。在单一制体制下,中央政府权力下放之后,特区政府和人民虽然在法律上不存在对抗中央政府的权力,但是中央政府必须严格依法行使权力,遵守自己通过法律对地方人民所作的庄严承诺。与此同时,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作为宪法保障机关行使的权力,应当视为代表包括特区在内的国家整体,而非在中央地方关系框架下单纯代表中央的权力。     

晚清学人对民主自由诉求的一种表达——以严复地方自治主张的提出与阐释为例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部分学人将富强之梦寄托于中国的改制,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并且主张通过开设议院、推行地方自治等制度形式来体现。特别他们是将地方自治思想作为民主自由理想的一种表达载体,将地方自治制度作为通向民主自由之路的起点而大力鼓动,严复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严复认为,地方自治作为是民权、民主和自由的基础,旨在培育国人的自治能力、参与意识与能力,以及合私以为公的公共情怀。因此,地方自治作为与官治相对的民治制度,应当以分权和法制为依托,以民权、民主为意旨。正是基于这种立场,他提出地方自治是“分权”之制、“众人”之制和法治之制的主张。     

近代中国城市江湖社会纠纷解决模式

近代中国城市江湖社会解纷模式的特征是：在主体方面形成了以“异乡人的共同体”属性的“帮”为基本力量的多元化局面；在手段与途径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在暴力解纷倾向中寻求和平的协商与参与机制；在规则依据方面形成了以“业”为核心的“习惯”、“帮规”与国家法相互渗透、相互磨合的“交织的法网”格局。其可以概括为“帮权自治型”解纷模式，以“帮”的权力与权威的具体运作为“共同体的自治”的内在机理。在注重“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的民族国家构建模式下，江湖社会解纷模式蕴涵的本土化的自治能力和自治经验极易被忽视。     

港澳基本法中有关授权的概念辨析

授权是港澳基本法规定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的一个重要法律概念。授权广泛存在于法律观念和法律体系中:只要将自己的权力委托给其他机构行使,都是授权,如君权神授与人民主权理论、单一制下中央对地方的授权、宗主国对殖民地总督的授权、授权立法、行政授权与其他有关某种具体权力的授权,等等。授权的核心是权力行使的转移,而非权力本身的转移,我国对特别行政区的授权是指中央对港澳地区管治权行使的转移。高度自治必须以基本法的规定为限,中央有权对高度自治进行监督。港澳基本法存在着两种授权形式,一种是通过基本法进行授权,一种是由基本法以外的形式进行授权。     

近代以来中国商会治理变迁及其法制意义

商会制度,是近代中国由农耕社会法制向工商社会法制、由统制经济法制向市场经济法制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法律制度。在传统中国法制中,社会治理以绅士阶层为中心,形成了在中央集权引导下,与儒家主流意识形态和官僚系统保持一致的绅权治理。及至近代,商会制度的出现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法制变迁的契机,集权式的绅权治理开始向分权式的商会治理转型。尽管在这个制度转型过程中,法制变迁的路径依赖和制度惯性效应仍不可避免,并呈现出迂回曲折的变迁轨迹,但是它依然具有较高绩效。中国商会治理变迁所取得的经济绩效表明,当前中国法制应坚持集权治理向分权治理转轨的制度变迁路径。     

行政“退权”与自治“增权”的尺度考量——转型背景下基层行政与社区自治间逻辑困境的再思考

在我国,基层行政与社区自治之间面临着一定的权力分配与资源整合问题,二者之间从表面上看是两种治理理念与路径的逻辑冲突,实质上则是如何界定行政权与自治权之间可触边界的尺度问题.因此,通过对二者逻辑困境的演绎进行分析,既应正确看待基层行政与社区自治之间在理念上的间隙,理性分析“退权”呼声与“自治”主张,在此基础上合理考量行政“退权”与自治“增权”的操作尺度,以实现基层社会不同治理主体间的良性互动,推进社区治理的不断成熟与完善.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之基本问题研讨

对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处理,有必要采用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相结合之新途径进行分析,从探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命题高度出发,高屋建瓴对影响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现实问题予以研究。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中涉及的地方自治和垂直管理等问题上,应该通过宪法和其他宪法性法律坚定不移又循序渐进地推行和拓展地方自治制度,并严格控制垂直管理的设定,从而使我国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和关系处理中充分体现现代法治精神。     

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中人民法院权力解析

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权力配置可分为法定意义上的权力配置和实践意义上的权力配置。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中权力结构的最初型态表现为:自治权力、准许权和责令权、认定权、证据调取决定权、委托权和纠正权。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中人民法院的权力结构要素是: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证据,证据权力的运用,行政诉讼当事人和证据事项。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中的权力表明:行政诉讼构造模式仍以职权主义为主导,人民法院是以平衡和调节当事人在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中的能力和机会来实现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目的的。     

美国城市的法律地位——狄龙规则的过去与现在

狄龙规则是美国处理州和地方关系的重要原则。它认为城市是州立法机关的创造物,州立法机关对其组织和结构具有绝对的控制力。狄龙规则自诞生以来就不断受到各种冲击。二战后,美国各州相继确立了地方自治制度,地方相对于州而言取得了较大的自治权。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却开始通过经济渗透逐步介入地方事务,城市逐渐陷入联邦的控制。狄龙规则的变迁体现了权力制衡,地方政府在摆脱州权控制的同时又受到了联邦权力制约。     

人大代表提议案权之“权力”和“权利”属性分析

"提议案权"的运作不仅是一种政治范畴,同时也是一种法律范畴,而对法律活动的分析,通常需要以"权力和权利"的界定为前提。由于"权力"与"权利"的不同属性及作用,厘清人大代表提议案权的"权力"和"权利"属性,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理论指导着实践,对于人大代表而言,自身需要首先对提议案权有清晰的认识,深刻的把握,否则通过提议案实现民意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违反民意,不利于民主与法治的进程。本文旨在针对提议案权的权力与权利的性质及其运行作一定的分析,从内涵及类型上界定提议案权的权力与权利的属性与范围,从关系上分析提议案权的权力与权利的合理配置与运行。     

清末宪政改革中的地方自治——以《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早在“百日维新”前夕,朝廷官员袁世凯就提出了异于康梁的、自地方变起的改革思路。1901年后,袁氏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权力资源,在天津推动地方自治改革,颇有成效。终于,以预备立宪为契机,地方自治改革得以在全国推行。本文试图以《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为基本依据,展现士大夫观念之先进(他们对立宪与地方自治之认知程度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以及在中央权威弱化的背景下推行地方自治政策之困局。     

从宪法到普通法:法律文本里的地方立法权流变考

地方立法权的存在和运用必须有明确的宪法、法律依据,此乃法治之基本要求。而根据我国《宪法》之规定,除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享有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权外,仅授予省、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地方性法规制定权。其他地方国家政权机关,包括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方性法规制定权、地方人民政府的规章制定权等,则是分别通过《地方组织法》、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相关授权决定的方式所获得的,并最终为《立法法》所确认。     

走向新区域主义:俄罗斯联邦主义的发展

联邦制是设计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框架,其中涉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垂直权力关系和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司法机构之间的横向权力关系,而垂直权力的集中与分散是识别集权单一制国家与联邦制国家的重要标准。俄罗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向联邦制转型,经历了主权巡游阶段、联邦协议阶段、俄联邦新宪法阶段、地区封建主义阶段和准联邦制阶段。在俄罗斯从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向联邦制转型的不同阶段中,联邦控制和地方自治能力一直是转型与政府改革的重点。改革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央集权的传统,反而加强中央联邦对区域的控制,并不断削减区域自治,因此,严格而言,俄罗斯是一种"准"联邦制。但是,联邦控制区域的政治目的受到外界超国家层级经济发展和俄罗斯政治传统的影响,俄罗斯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区域自治能力,促使了"新"区域主义的产生。     

论我国自治条例、单行条例行政许可的设定权

行政许可设定权是行政许可制度规范化的基础。关于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有无行政许可设定权,理论界和实务部门莫衷一是。基于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法规性和法律性有机性统一的属性,自治地方的立法权应当比非自治地方的立法权自主灵活得多。结合我国当前的立法体制,对自治法规作适当区分,而配置行政许可设定权并完善相关制约机制,不失为当前的最佳选择。     

浅析行政控权理论的现代蜕变

行政法无论是在近代还是在现代,都强调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传统行政控权理论形成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顺应时代的发展。然而,传统力量和现代社会要求之间的张力使传统行政控权在保持其固有的理论根基的同时,实现着蜕变,这种蜕变是适应现时代的,在保持传统之基本立场和框架的情况下,对其内涵的实质内容作面向现实的变更。"控权"在近代和现代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有所变化,近代,是单一的行政控权,而现代所强调的是一种综合的行政控权。     

论明治时期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

日本前近代的地方分权孕育了地方自治的传统,当遭遇近代西方侵略时,实行地方分权的日本地方已经有一定的自主性,即使在中央法令不完备的情况下,许多地方事务由地方官自主行事,处理对外事务相对灵活,这也为后来实行地方自治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