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旦的气度

《两宋风云》在央视的百家讲坛热播,引起了人们对宋史的再度关注,主讲人有一句叫"南宋无相,北宋无将"的话,颇为客观中肯。的确,     

忠贞刚烈的南宋贤相赵鼎

大厦将倾,独木难撑。这便是赵鼎的可悲处。 关于两宋臣工．有这么一种说法：北宋无良将,南宋无良相。但在实际上,北宋不乏良将的存在,而南宋也并不缺少贤相。在南宋,便有这么一位文臣,他曾被后世史家视为南宋头号贤相,此人就是赵鼎。其地位之殊虽比肩王导、谢安、李纲等名相,但就知名度而言,赵鼎却是远逊于这几位名相的。故赵鼎事迹,应广而告之。     

是非叶祖洽

科举时代,最荣耀的莫过于进士及第,高中状元。泰宁共出过两个状元。叶祖洽为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状元,邹应龙为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状元。一个偏僻小县能出两个状元,算是件不寻常的事。想一想,1300年间,全中国不过出现了750个左右的进士科状元。两宋三百年,118科,两科的魁首着落在泰宁。这比例相当高了。然而,这叶祖洽(1046—1117年)虽然大魁天下,在各种史籍中并不荣     

两宋之际豪放词派承传的北折与南还——兼论金初蔡松年的转枢作用

豪放词派在两宋之际的承传是随着政治走向变动的。在其开创期的北宋,虽然有着苏轼这样的大文豪作为其开宗鼻祖,但在北宋词坛,豪放词派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和传播。相反,随着北宋灭亡,这种词风被蔡松年带去了北方金朝,形成了"程学盛南苏学北"的情况。蔡松年让豪放词风成为金朝词坛的主流之一,并发扬光大。辛弃疾早年师从蔡松年,很好地继承了此词风,并随着归宋而将此词风重新带入南宋并将其发扬光大。因此,起源于苏轼,成熟并发展于北方金朝蔡松年,最后被辛弃疾带回南宋,才是豪放词派的承传和发展轨迹。     

以李弥逊挽宝学连公诗证连南夫史事研究

连南夫字鹏举,湖北应山(今广水市)人,生当两宋之交,为南宋建炎绍兴间名臣,是当今连战的先祖,近1000年内中华连姓文化史上的闻人。他力主抗金,反对和议,在宋人编的《绍兴正论》中排名第五,《宋史.秦桧传》中所记反对议和者当中位列第二,排名尚在岳飞之前。及其绍兴十三年(1143)为权相秦桧迫害而死,时贤并为南夫知交的李弥逊有挽诗二首,对于研究连南夫行年和政绩极具价值。     

宋朝法定赎刑制度的演变及其特点

宋初颁布的《宋刑统》,规定了赎刑适用的刑种、罪名、对象,赎刑限制适用的范围,赎刑执行的具体方法,并在两宋时期长期行用。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两宋赎刑制度也在发生变化。其中的制度性变革,表现为官僚贵族和平民百姓适用赎刑范围扩大,宦官、贡举人、医官、太学生、僧尼、道士、女官等特殊人群适用赎刑,限制荫赎适用对象,限制官吏失入死罪的用赎,改革赎刑执行方法等方面;非制度性变化多属以敕破律的个案,包括不当赎而赎、当赎不赎、以官赎罪后又恢复其官员身份等情形。宁宗嘉泰年间颁行的《庆元条法事类》,反映了南宋赎刑制度的特点。其所规定的赎刑制度,在赎刑适用对象和赎刑限制适用的范围上均有所扩大。     

两宋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关系考略

两宋时期,中国成为东南亚诸国的交流中心,两地以朝贡及朝贡贸易为主要形式的交流日益频繁,市舶贸易也异常繁荣。两宋时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在我国的海外交通尤其是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占有重要地位。这一局面的形成与整个两宋的边境形势、与政府推行的对外发展战略、与航海条件的进步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职业声望视角下的两宋家训差异

宋代是我国家训发展史上一个阶段性高峰.两宋家训表现出明显的时代差异.从家训中子弟择业的价值标准上看,北宋家训更多地强调子弟的为学为官之道,读书做官是职业声望的顶峰.而南宋家训注重的是教导子弟如何通过商业经营去治生、发家,商业作为子弟正当职业已得到士人们的认同.产生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导致社会流动的加速,进而造成传统社会严格的四民等级身份制的松动.     

舟楫之利与南宋国运兴亡——军事史视角的考察

南宋守住了川陕和荆襄,保障了长江上游的安全,从而形成了与金人在江淮争锋的局面,能以舟楫之利遏制其骑战优势。南宋立国江南,赖以抗拒金朝的正是舟楫之利和水上优势,并藉此在几次事关国运存亡的关键水战中击败了金朝。而金朝从江淮正面突破,难以实现骑兵对舟楫的优势转换。元朝围困襄樊期间,在汉水建立了强大的水上力量,与南宋共有舟楫之利,首先从鄂州突破南宋江防,并充分发挥水战和骑战结合的优势,控制了长江全线,通过几次关键水战,击毁了南宋赖以立国的水上力量,使南宋丧失了舟楫之利,进而灭亡。     

明清时期的民间慈善事业

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历程中,两宋时期政府的慈善救济机构发展到了一个巅峰.两宋政府意识到社会上都市贫民阶层的存在,并为此创立了安济坊、居养院等官方救济机构,收容都市中贫穷、年老、生病的人以及弃婴.政府的社会福利性救济在宋代形成了一套体系,已经颇有近代国家福利政策之风.     

每月聚焦

<正> 南宋皇家园林惊现吴庄杭州曾经是南宋都城,但今天遗存并不多。4月在吴庄基建工作中发现了南宋皇家园林遗址,遗址出土了瓷片、铜钱,初步考证园林主人是宋宁宗的恭圣仁烈皇后。保存如此完好的南宋园林,在杭州是首次发现,即     

常德出土南宋邢倞夫妇墓志考

2001年,常德黄土山南宋初年邢倞和刘氏合葬墓被发掘,墓中出土了邢倞为妻子撰写的墓志铭。这是一篇少见的丈夫亲撰的悼文。邢倞在安葬妻子后不到半年内,就或死于钟相、杨幺起义的乱军之中,这篇墓志也成为研究南宋建炎初年常德历史的重要材料。     

论唐宋商事法律制度变迁及其历史意义

两宋＂新经济＂思潮有别于历史上的＂重农抑商＂单方策略,统治者因势利导的商业观得到了修正。两宋＂新经济＂思潮从对商事主体的约束、商事客体的确定以及对商事活动调整的广度和深度等法律规制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这使得唐代政府对商业活动被动调整的立法理念得到了纠正。宋以来的种种商事实践表明,两宋所颁行的法律已经在悄然撼动着封建制的根基。统治者对于商事交易活动介入的加深从表面上看是为了解决国家的燃眉之急,强行切分商业利润,但实质上则彰显了国家对于承认并保护个体商业经营的政府决心;两宋＂新经济＂思潮及其商事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体现了我国商业政策从＂超经济强制＂向＂经济强制＂的历史过渡。     

“瓦瘾”:华靡两宋都城的销金锅——论两宋全民享乐之滥觞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两宋都城在城市面貌变革和商品经济发展方面有着诸多新气象,新兴的市民阶层也开始广泛的参与到市场和消费中。娱乐场所"勾栏瓦肆"的出现和繁荣也为两宋都城民众提供了享乐和消费的新环境。"瓦瘾"概念的创造性提出,从全民享乐的视阈辩证地分析两宋都城过度繁荣的原因和隐患,指出当今社会的科学消费环境和经济政治和谐发展之路,才是真正的繁荣之道。     

换扁额的用意

金兵南下之前，派遣大量间谍刺探南宋情报。公元1161年9月，金国燕京人刘蕴古受命诈降南宋，刺探南宋朝廷机密。刘蕴古为了与南宋朝廷搭上关系，就装成贩卖首饰的商人在南宋一带活动。他经常故意泄露一些金国的机密并夸下海口：取中原，灭大金是件容易的事。南宋边境的官员将刘的动向密奏朝廷。于是南宋朝廷下令让地方官员送其进京，任命刘为迪功郎。     

“南宋皇城遗址公园”对联前瞻

2008年初夏，为纪念南宋定都杭十州870周年，杭州古都文化研究会、杭州皇城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举办了“南宋皇城遗址保护”研讨会，笔者忝列会议。据皇城根公司董事长倪焕真先生介绍，“南宋皇城遗址公园”项目落成后，将再现当年南宋皇城的部分建筑、园林等，充分展示南宋辉煌的文化成就，会邀请当今书坛大家题写匾额楹联。     

换匾额的用意

金兵南下之前,派遣大量间谍刺探南宋情报。公元1161年9月,金国燕京人刘蕴古受命诈降南宋,刺探南宋朝廷机密。 刘蕴古为了与南宋朝廷搭上关系,就装成贩卖首饰的商人在南宋一带活动。他经常故意泄露一些金国的机密并夸下海口:取中原,灭大     

南宋乡村社会“富民”阶层实态与社会关系研究

南宋时期,内忧外患伴随政权始终,使得南宋政权不得不日益将地方财务聚集中央,导致地方官府行政治理能力严重不足,百姓赋税重于前代。唐宋以来崛起的财富力量“富民”阶层,历经北宋,到南宋时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乡村社会强弱关系、贫富关系、官民关系等重要社会关系的主导力量,使南宋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富民”阶层在强弱关系、贫富关系、官民关系中不断加深着与国家、与小农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既推动了乡村经济的繁荣发展,更保障了乡村社会的协调稳定,为维持国家政权稳定和社会安定奠定了基础。同时,“富民”阶层逐渐成为地方社会的经济文化引领者,而且促成了吏强官弱的地方政治治理模式,成为乡村社会治理与教化的主要力量,使南宋社会呈现出政治力与社会力共治的形态,形成明清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形态的雏形。     

试论两宋时期湘西沅水流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

本文依据空间区域理论,以区域人文与自然特征为背景,对两宋时期湘西沅水流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深入探析。通过对宋代为镇服五溪设立沅州城的典型分析以及“省地”经制州县与“生地”羁縻土司地区两种不同城市发展道路的对比,揭示了湘西沅水流域两宋时期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     

两宋使北诗三论

两宋使北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诗歌题材,它的创作群体,创作环境、题材选择在宋诗中都较为独特.它真实的记录了宋代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各民族百姓的生活状况,描述了两宋时期北方河山的风光风情,反映了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状态下,宋朝文人在民族交往中的心态.作为宋诗中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类型反映出宋诗艺术的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