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十四年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第一次一洗百年耻辱,也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人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抗日战争以其持续时间长、牵制日本兵力大,打破了日本原有的"北进"与"南进"计划,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使德、意、日法西斯全球战略破产.同时,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是毛泽东思想和人民力量向前发展的重要时期,是新民主义革命的重要阶段和特殊阶段.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更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牢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也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全国范围内都举行了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我们之所以要举办规模如此隆重的庆典仪式,一方面是为了号召全国人民不忘历史,缅怀先烈,并学习当时党能够发展壮大的历史经验;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各种庆祝活动和宣传,来弘扬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即抗战精神,因为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     

中华民族振兴的转折点——论抗战胜利的历史意义

伟大的抗日战争及其胜利,在中国近代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因此,抗战胜利成为中华民族从衰亡走向振兴的转折点。这种转变,给予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进程以深远影响。在中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今天,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再次审视它给予我们民族的影响,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抗日战争的胜利,解除了中国近百年来的沦亡危机,结束了近代中国的民族屈辱史,使中华民族保持了独立…     

纪念抗战胜利与促进两岸统一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人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一场伟大战争。抗战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实践的光辉结晶。尽管抗日战争这一历史事件与促进两岸统一这个现实目标之间,在国际国内环境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比性,但是站在历史的角度,总结抗战胜利的经验,从中可以悟出一些有利于促进两岸统一的道理。一、加强同台湾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广泛团结,是促进海峡两岸早日和平统一的基础。自鸦片战争以后,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紧随英国之后,向中国伸出了劫夺的魔掌,不仅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而且直接控制了中国的内政和外交,中国从此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     

抗战胜利历史经验的辩证思考

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是现代军事斗争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的成功典范。今天，回顾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缅怀先烈创造的伟业，总结历史教训并进行理性的思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心灵的震撼，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治文明的历史考察

考察政治文明演进的历史,把握政治文明的发展规律,吸收和借鉴前人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和政治智慧,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建国以来我国民主政治程序化发展的历史考察

民主政治程序化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根本方式和内在要求,它的含义是让程序成为一种制度性规定,规范民主政治的运行,以保证民主政治目标的实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民主政治程序化进程伴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认识的不断深化而不断发展和逐步完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明确了程序化对实现民主政治目标的重要作用。作者通过考察建国以来我国民主政治程序化的发展历程,认为其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人民阶层获得自主权利的民主政治新秩序阶段;民主政治程序的曲折发展与重挫阶段;制度化框架下的民主政治程序重新开启和稳步推进阶段;法治框架下的民主政治程序快速发展阶段和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统一阶段。通过系统的历史考察,揭示了程序化对促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具有的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     

建国以来我国民主政治程序化发展的历史考察

民主政治程序化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根本方式和内在要求,它的含义是让程序成为一种制度性规定,规范民主政治的运行,以保证民主政治目标的实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民主政治程序化进程伴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认识的不断深化而不断发展和逐步完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明确了程序化对实现民主政治目标的重要作用。作者通过考察建国以来我国民主政治程序化的发展历程,认为其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人民阶层获得自主权利的民主政治新秩序阶段;民主政治程序的曲折发展与重挫阶段;制度化框架下的民主政治程序重新开启和稳步推进阶段;法治框架下的民主政治程序快速发展阶段和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统一阶段。通过系统的历史考察,揭示了程序化对促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具有的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     

参政党功能的历史考察

建国以来近60年中．参政党功能的演变经历了曲折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总结参政党功能演变的内在规律，可以得出三点启示：一是政治生态是参政党功能发挥的重要条件；二是社会基础是参政党功能演进的内在根据；三是制度建设是参政党功能提升的根本保障。     

弘扬武汉抗战精神 谱写时代崭新篇章——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今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甲子年,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纷纷举行了纪念活动,以表达各自爱好和平的愿望。中国人民更是隆重纪念这一日子,这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更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努力建立和不断壮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辉煌成就的日子。8月24日,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国共两党关系史和海峡两岸关系史”课题组、武汉市社会主义学院、武汉市统战理论研究会,在武汉市社会主义学院共同举办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究会”,与会代表60余人,共提交了学术论文43篇。本刊特此开辟专栏,选登部分论文,与广大读者分享。     

抗日战争时期党保持纯洁性的历史经验

党的纯洁性是先进性的前提和基础,是先进性的可靠保证。重温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保持党肌体纯洁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在思想、作风、组织建设、构建廉洁政府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对于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保持纯洁性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立法院的调整

抗战爆发以后,立法院因国家进入战时体制,在人员构成、权限、立法原则等方面进行了调整,总的趋势是立法院权力受到更多的削减与限制,国家的法制建设进程减缓甚至倒退。立法院一般侧重于非常时期的立法工作,颁布了大量有关的战时法令,随时修正各部门提交的法案,以适应抗战的需要。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群众观及其实践

毛泽东的群众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述了党与群众的关系,阐述了群众路线的丰富内涵,用群众路线解释党的领导;用群众路线进行经济管理和建设,同敌人开展经济斗争;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的原则,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筑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成人教育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在以学校教育为主要形式的国民教育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以社会教育、干部教育为主要形式的成人教育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不仅提高了边区广大民众和各级干部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而且也为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各级各类干部。     

抗日战争时期陈云思考党的建设问题的几个特点

陈云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贡献卓著,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他对党的建设问题有全面而深入的理论思考,其主要特点体现在他在思考党的建设问题时的整体性、开放性、预见性、深刻性、指导性、针对性方面。这些特点,对今天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提高执政能力,仍然很有启发作用。     

建国以来中国行政价值体系结构的历史演化研究

行政价值研究目前在国内外行政学界属于前沿基础课题。本文运用所提出的基于外向性关系行政价值论的历史结构主义研究架构，通过理论假设与统计分析相结合．对建国以来我国财政支出功能性结构演化过程进行定量研究和价值分析，解读并揭示了我国行政价值体系结构演化的基本轨迹及其一般运行特征。     

抗日战争与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进程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局部执政与领导抗日战争胜利的实践过程中,得到了多方面发展,推进政治民主化,政治上逐渐走向成熟;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和整风运动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意志;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与制定人民战争的路线使得组织上取得了有效地发展和壮大。这对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成熟、壮大,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进程中的很重要的转折点。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游击队扎根基层社会的路径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深入基层社会,并以游击战发展壮大。问题是,当时各种势力蜂拥而起,为什么最后只有中共立下足、扎下根?应该说,良好的纪律是重要原因,它培养起民众对革命的最初情感。但只有纪律是不够的,如何把情感转变为政治意识,是中共的持续努力。总体观之,中共游击队进入基层社会,经历了一个从情感到组织的演变过程,最终赢得民众拥护。     

中共对抗战总体战略的影响和战争中的地位

本文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抗战战略的形成以及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和相互关系,由此考察两党在战争中的地位,特别是对中共及其军队在抗战第二阶段以后的中流砥柱突出作用从新的角度提出了看法。     

新中国成立以来承担国际责任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贯重视承担国际义务,在不同时期形成了各具特色又一脉相承的中国国际责任观,并以此为指导展开了极富时代特色的外交实践。建国初期,高举国际主义大旗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履行国际义务的鲜明特色;改革开放后,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是第二代领导人承担国际责任的突出贡献;冷战结束后,广泛参与国际机制成为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现实选择;新世纪以来,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新时期中国担当大国责任的集中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