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初探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事实上,世界上很多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已通过法律途径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提供保护.相比之下,我国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法律保护体系尚未构建.本文通过论述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概念、特点以及保护的必要性,分析国内相关现状,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探并提出些许建议,以呼吁加强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

在现行的法律体制下,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权益遭受不当侵害已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突出问题。本文主要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方面进行探讨,为更好的实现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而寻找一个新的切入点。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

在现行的法律体制下，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权益遭受不当侵害已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突出问题。本文主要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方面进行探讨，为更好的实现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而寻找一个新的切入点。     

试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保护和利用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华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增进民族理解和团结、维护国家安定和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济扶持制度、税收优惠制度、知识产权制度、文化市场化制度是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法哲学考察——以知识产权基本理论为研究范式

《乌苏里船歌》案被认为是中国司法部门就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诉讼进行审理的代表性案件。该案件虽然早已有了明确的结论 ,但它对我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价值取向、研究进路、模式选择等仍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因此引起了知识产权理论界的关注。虽然既有的知识产权基本理论范式能够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正当性提供一定程度的证明 ,但运用各种传统理论论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正当性还存在着诸多的困境。“权利弱化与利益分享理论”则为建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石。     

西部大开发中民族民间文化的法律保护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部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对蕴藏着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的西部地区来说,保护好民族民间文化是西部开发中的一项重要课题。从民族民间文化的界定入手,分析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意义,在了解国内外关于民族民间文化的立法现状的基础上,对民族民间文化的法律保护提出建议。     

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知识产权

本文简介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建议稿)》的立法过程及主要内容,以个案调查的方式论述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和知识产权法在履行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冲突和盲区。提出了对于浩如烟海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靠一部单一的《保护法》来保护,其保护是脆弱的,在操作层面上是比较困难的。立法机构应将知识产权法和其他相关法律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整合起来,统筹兼顾,形成体系,防止执法时各行其是,甚至冲突的建议。同时,针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多样性,指出法律法规的制定是必需的但不是惟一的保护方式,在不同的领域存在着不同的保护手段和方式,应该总结各地已经行之有效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多种形式的保护手段或方法,上升到国家层面予以提倡或实施。     

《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评介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社会文化中的基本部分之一,是一代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积累,生活实践的结晶,也是人类文化历史上的印记和积淀.如果说保护生物的多样性是对自然的认同,那么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文化的多样性,正是对人类世代智慧的承认.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发达国家依靠经济技术强势,通过大众传媒控制着文化输出.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丧失了自己文化的特质,就很难与之平等对话.这是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必要性之一.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版权法保护意义探究

不同的实体法在调整社会关系中具有不同的功能或不同的调整方法,相互间具有不可替代性,因而我国在强调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享有文物保护法、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等基本法律法规保护的同时,不应忽略或排斥对其进行版权法的保护,应尽快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相关单行条例的制定工作,完善相关的版权法保护机制,以实现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全方位法律保护.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法哲学考察——以知识产权基本理论为研究范式

《乌苏里船歌》案被认为是中国司法部门就民间传统文化保护诉讼进行审理的代表性案件。该案虽然早已有了明确的结论,但它对我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价值取向、研究进路、模式选择等仍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因此引起了知识产权理论界的广泛关注。虽然既有的知识产权基本理论范式能够对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正当性提供一定程度的证明,但运用各种传统理论来论证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正当性还存在着诸多的困境。“权利弱化与分享理论”则为建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石。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