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网络通讯监听适用立法探讨

网络通讯监听是信息时代重要的技术侦查措施.美国在网络通讯监听方面目前已设置了较完备的法律制度,在一般性立法上,主要包括宪法第四修正案、《联邦通讯法》和《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在专门性立法上,主要包括《外国情报监察法》、《电子通信隐私法》、《爱国者法》和《保护美国法》.通过对美国相关立法进行分析,我们可以从中获得诸多有益启示.     

网络通讯监听及其合理运用的政府保障

网络通讯监听是IT时代一种重要的技术侦查手段,其主要特征是监听主体的普遍性、监听对象的非确定性和监听范围的广泛性。主要类别包括即时单独网络通讯监听、即时多人网络通讯监听与非即时网络通讯监听。网络通讯监听存在正反两面价值冲突,我国应将其与网络舆情监测区分,树立令状原则并明确除外情形,建立其合理运用的政府保障。     

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监听问题

监听的产生和广泛采用,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刑事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有利于打击和惩罚犯罪;另方面它也容易导致国家刑事侦查权力的膨胀和扩张,从而对公民的通讯自由权和隐私权构成威胁,为了达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民两大价值目标的协调统一,美国、德国、日本等国都根据本国国情,对监听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在我国,监听在司法实践中同样被广泛使用,但我国法律对监听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因此,监听立法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论监听立法之完善——以比例原则为视角

监听是一种秘密侦查手段,在实践中已为侦查机关广泛采用,但迄今为止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对之作出规制,导致司法实践中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而迫切需要立法予以完善.比例原则在西方许多国家和地区是其公法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基本价值所在就是保障人权、防止权力的滥用.因此,比例原则与监听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它可以作为设计监听立法的指导原则和操作标准,以此防止国家侦查权的滥用和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     

论监听侦查的限制

监听作为对付重大犯罪的一种有效的强制措施,易对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因此有必要对监听行为进行限制。包括对监听概念、法律性质的限制,对监听立法依据的限制,对监听实施条件的限制,对监听资料使用的限制。     

秘密监听制度研究 ——以证据为视角

秘密监听作为一种涉及公民权利的高科技侦查手段,对侦查破案往往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我国<刑 事诉讼法>对此却没有加以规定.顺应证据立法的趋势,从证据法的角度对秘密监听加以研究,探讨秘密监听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总结出一些指导秘密监听证据适用的特殊证据规则,为秘密监听证据的适用提供法理依据,就成为我们不得不考虑的一个课题.     

论监听的界限

监听是侦查人员为查明犯罪而广泛运用的一种技术。我国刑诉法应当将监听作为侦查行为之一进行规定。同时,由于监听具有侵犯隐私权的潜在可能性,为此,必须明确监听的界限。除了将监听限定在一定范围使用外,还必须有严格的程序规定。     

论监听的特有原则

秘密侦查的原则与监听的原则不完全相同,监听有其自身的特有原则.监听的特有原则包括相关性原则、时限原则、适度公开原则、隐私权保障原则及司法救济原则等五个方面.     

秘密侦查在贿赂犯罪侦查中的必要性及其规制——以监听为视角

在贿赂犯罪的侦查中,采用监听等秘密侦查措施在对预防贿赂犯罪、打击贿赂犯罪起到促进作用的同时,还是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体现;在贿赂犯罪侦查中使用监听手段的同时,还应当对监听手段进行规制,防止违法监听的出现。     

论刑事侦查中的监听问题

作为一种侦查技术，电话监听极大地提高了侦查效能，提升了侦查品质，但该技术同时又对公民的信息安全构成巨大威慑，极易行走在侵犯隐私权的边缘。因此各国都对电话监听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合法的系统化的程序规则限缩侦查权的过度扩张。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对电话监听缺乏明确规定，应当加以改进。     

比例原则与监听刍议--兼论监听立法之完善

监听是一种秘密侦查手段,在实践中已为侦查机关广泛采用,但迄今为止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对之做出规制,导致司法实践中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而迫切需要立法予以完善.比例原则在西方许多国家和地区是其公法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基本价值所在就是保障人权、防止权力的滥用.因此,比例原则与监听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她可以作为设计监听立法的指导原则和操作标准,以此防止国家侦查权的滥用和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     

论秘密监听的法律规制

在侦查实践中,秘密监听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技术侦查手段。为了在打击犯罪与保障公民隐私权等基本人权之间寻求平衡,在今后的立法中,必须从秘密监听适用的实体条件、审批程序、被监听人享有的权利等几方面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     

对司法监听所获材料之证据能力的探讨——以合法监听为分析对象

我国法学界普遍认为域外合法监听所获材料具备证据能力,但从比较法考察的情况来看,这是一种误解。对于非法监听所获材料是否具备证据能力,域外的处置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必然面临被排除的命运,同样,对合法监听所获材料是否具备证据能力的处置有"绝对许可模式"、"绝对排斥模式"、"区别对待模式"等不同的模式。就我国而言,从各方面因素考虑,对合法监听所获材料是否具备证据能力的处置采取"绝对排斥模式"是符合当前国情的一种妥善的立法抉择。     

通讯监听证据立法之探讨

通讯监听是被我国司法实践所适用的一项技术侦查手段,但我国相关的可操作生立法却仍然阙如。本文拟从通讯监听的概念出发,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实现对我国通讯监听证据立法的初步构想,以期使通讯监听技术侦查手段的实行真正实现合法化,并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论刑事诉讼程序个人主体性——以程序利益保障为视角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很多规则之所以在实践中失范,根源是缺失以人本精神为指导的诉讼理念和漠视对刑事诉讼主体程序利益的保护。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当以刑事诉讼程序个人主体性为维度,通过规则对当事人的相关程序利益进行保护以避免诉讼程序个人主体性的缺失,从而最终建构具有人本精神内涵的诉讼理念和注重程序利益保障的刑事诉讼机制。     

秘密监听问题探析

随着犯罪手段日益智能化,秘密监听作为一种高科技刑事侦察手段,在侦破特殊疑难刑事案件中具有传统侦察手段不可比拟的作用.然而同法制健全国家相比,我国关于秘密监听的立法规定还比较粗略,司法实践中无法可依的状况造成了应用中的混乱,并与公民的隐私权相冲突.要顺应世界人权保障的理念.追溯秘密监听的立法起源并在证据效力上对其准确定位,完善其适用条件和程序机制.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初探——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鉴定人出庭作证问题关系到当事人的质证权的实现,对于案件真相的查明和判决的公正性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作用。我国的鉴定人出庭制度应做如下改进：明确鉴定人出庭限于＂对鉴定结论有异议＂;完善鉴定人拒绝出庭的制裁措施;建立相应的鉴定人保障制度消除鉴定人出庭的后顾之忧。     

秘密监听问题探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犯罪手段日益智能化,秘密监听作为一种高科技刑事侦查手段,在司法实务中被广泛地应用于侦破犯罪案件。然而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关于秘密监听的立法还很不完善,司法实践中容易造成混乱,并与公民的隐私权相冲突。为此,需要探讨秘密监听的立法起源,结合证据学阐明秘密监听的证据效力,并针对秘密监听在立法、司法中存在的问题,对它的适用条件,程序机制及个人权利的保护提出可行性的构想。     

关于监听的法治化思考

监听是有效对付犯罪的秘密侦查措施,具有技术性、有效性、秘密性和强制性的特征。我国目前应从法律上对监听的适用案件进行严格的规定。同时还应当对违法监听加以制裁,以确保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     

构建我国监听制度之分析

作为技术侦查手段之一的监听由于本身固有的隐秘性、强制性以及我国在有关监听的专门法律规范的阙如，使得其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又极易造成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犯。因此，应当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对监听进行立法，使之有效运转，以实现保障公民权利和打击犯罪两种价值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