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办理地役权合同公证

我国《物权法》第156条对地役权进行了规定，地役权的设立须以意定方式，即须由需役地人与供役地人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达成役地契约。由于地役权采私权自治设立，因此客观上就存在地役权合同公证的可能。本文就如何办理地役权合同公证，谈一点粗浅认识。     

论空间役权在我国设立的必要性

现代社会,由于土地的分层利用、立体利用日益普遍,空间权制度在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建立。随着《物权法》规定了＂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空间权制度在我国迈出了第一步。至于空间役权是否有在我国设立的必要,目前尚有争议。空间役权是空间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自身特殊的存在价值。空间权的设立,一方面是完善我国用益物权制度的需要,地役权和相邻关系都无法替代,另一方面是解决新的空间利用社会问题、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进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究竟什么是地役权?——评《物权法(草案)》中地役权的概念

现有的《物权法(草案)》中关于地役权的概念不尽准确.考察罗马法中地役权的产生以及各国立法例中地役权制度,我们可以发现,地役权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地役权权利内容具有不确定性;第二,地役权中需役地利益对需役地人利益具有包容性.地役权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在不动产上设立用益物权的一般权利模型,为新的物之利用方式生成为物权提供了方便.为了和地役权的此项特点相吻合,我们必须对于《物权法(草案)》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     

我国《物权法》中地役权制度探究

我国《物权法》关于地役权的规定深受土地公有制、房地分离制度以及多元化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的影响。在理解地役权的客体、设立主体、从属性等问题时,绝不可生搬硬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立法或学说。另须注意的是,地役权只是一个高度概括的属概念,其由土地役权和建筑物役权两个种概念抽象而来,而土地役权或建筑物役权之下则包含形形色色的像通行权、汲水权、眺望权、建筑支撑权之类的内容。因此,在理解地役权制度时,须同时并用具象分析、抽象分析这两种方法。     

地役权与居住权问题 评《物权法草案》第十四、十五章

<正>一、关于地役权的规定(一)关于地役权的类型的问题《物权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只规定了当事人通过契约设立的地役权,这种地役权在学理上被称为意定地役权。在大陆法系国家,除意定地役权之外,还承认有法定地役权的存在。之所以有法定地役权,主要是考虑到在许多情况下,需役地对供役地的利用有绝对的必要(比如说汲取生活用水),出于利益衡量的考虑,法律规定需役地的所有人直接依法取得对供役地的地役权,不需要取得供役地所有人的同意。法定地役权,由于依法而存在,完全排除了     

地役权概念的体系性解读

自罗马法到近现代一些重要的民法典,地役权概念始终保持了明确的内在规定性。地役权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超政治体制和跨时空转换生命力,根本原因在于其内在构造的客观性,即其不仅以需役地和供役地的并存为构造基础,而且直接以需役地而非需役地权人的利益为构造目的。如此独特的构造,使地役权拥有了纯技术性概念的外观,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其“役使他人”的法效果,并进而增强了它的亲和力、便利了它的普适性。这诠释了自罗马法以来的大陆法为何始终强调地役权必须是为了需役地的利益,并决定了地役权不可能具备孵化他种用益物权的“母权”功能。     

地役权的现今适用与未来发展

本文以地役权的适用和创新为中心，研究地役权制度，受英美法的附土地转移契约与衡平法上的地役权的启发，论证了地役权在营业竞争限制与城市开发中的应用，认为可以以土地的消极利用为契机，实现相郑土地的有效利用，增进土地权利人的权利．上述两种新型地役权利用方式可以在中国应用，设立否定地役权。通过限制供役地人的权利，体现地役权的制度特色与优势，实现土地利用方式的丰富与创新。     

再论地役权的从属性

地役权具有从属性，且为固有属性，而非立法政策“强加”的；地役权规范为强制性规范，在建筑物、土地所有权转让的场合，当事人不得约定地役权继续保留在地役权人之手；数个地役权并存于同一宗供役地的场合，先设立且已登记的地役权的效力优先；先设立却无登记的地役权，不能对抗后设立但已登记的地役权；至于先设立却无登记的地役权与后设立亦未登记的地役权之间的效力关系，应按照四项规则处理。     

论地役权的效力——对一则案例的不同视角的分析

地役权是各国民法领域广泛存在的物权制度,我国物权法草案也通过专章规定了地役权的内容。文章通过一则地役权案例分析地役权的效力,特别是当需役地和供役地的权利人发生改变之后,地役权是否继续有效,是否可以对抗第三人。     

地役权的解释论

本文就地役权的客体,地役权的从属性,地役权的不可分性,地役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衔接,地役权的对抗力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     

中国现代矿业制度研究———基于《矿产资源法》修改的框架性建议简

修改《矿产资源法》,以破除“两证同体”制为入口,以建立现代矿业制度为目标,重构矿业法律体系.从传统的调整矿产物权为主的《矿产资源法》,转向现代的以调整矿山产业为主的《矿业法》.现代矿业制度,明确市场与政府的分工,让权利与权力之间边界明晰：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融入普通物权地位而由民法调整,矿产权的商品市场自由流转;政府对产权归属明晰的矿产开发行为和开发主体进行严格管制,矿业开发市场必须受到严格限制.建立合理且严格的矿业开发市场准入制度,对进入市场后的矿业环境保护、场所健康与安全、矿业用地以及矿业相邻关系等行为进行重点规范,并构建保障这些行为预期的系列矿业法律责任.     

论地役权对物权法定原则之补充

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法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原则,主要是指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直接规定,当事人不能自由创设,也不能变更.这一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在土地利用中的协议自由.地役权的客体范围广泛,权利内容也不确定,为当事人灵活协议、更好地进行土地资源利用提供了空间,对物权法定原则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随着物之利用形式的不断变化和创新,地役权的优越性已日益体现.     

论矿业权动态持有的经济法治因缘

炒作矿业权是一种违背资源配置与财产权配置的有害行为,资源的稀缺性要求其得到效率性开发,社会发展对资源的依赖性则促进了立法对囤积矿业权的炒作行为的强制干预。矿业权动态持有是市场配置资源规则与投机利益博弈的结果,符合现代民商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分析其法治性与合理性可为我国新时期的资源立法提供有利参考,确立可持续发展、生态并重的资源财产观。     

水权制度初论

本文从水权的基本含义着手 ,通过分析水权与水资源所有权在各国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将水权定位为民法上的新型用益物权 ,并进一步说明了水权在优化水资源配置、实现水资源多元价值方面的制度功能。为使水权与相关物权相互衔接和配合 ,作者从理论上探讨了水权与土地所有权及使用权、相邻权、地役权等物权制度的关系 ,并初步提出了理顺它们之间关系的立法设想。文章还探讨了水权不同于传统用益物权的特征 ,并对水权的种类、设立和取得方式以及水权贸易的具体规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土地使用权的物权法定位——《物权法》规定之评析

不动产物权是根植于特定社会的法律制度,土地使用权便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不动产物权,它是我国土地物权化的制度工具,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接轨的纽带。土地使用权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他物权范畴,但因与大陆法国家用益物权的社会基础或功能不同,它并非大陆法国家意义上的用益物权。在我国,土地使用权充当自物权的功能,土地使用权自身不仅可以转让、处分,而且还可以设定用益物权。《物权法》将各土地使用权放入用益物权编规范,不仅不能凸显土地使用权在我国不动产物权上的基础地位,而且不利于建立清晰的土地使用权体系和用益物权体系。在笔者看来,我国不动产物权应当分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和用益物权三个层次,除地役权外,《物权法》并未规定真正意义上的用益物权。     

物尽其用与矿业权出资入股

判断资源是否得到了合理的配置，需考虑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在供给有限的前提下，合理的资源配置决定着人们的需求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不合理的资源配置决策含浪费稀缺资源，降低需要被满足的程度。就矿业权来讲，它在取得时已经发生了大量的成本消耗，再加之资源存在的有限，若将之用于出资，既是封矿藏价值的尊重，又可实现价值利用的最大化。本文试从矿业权物权理论出发，阐述矿业权出资入股符合物尽其用原则的要求。     

采矿权并非用益物权的法理辩析——与中国政法大学李显冬教授商榷

《物权法》颁布，一贯主张采矿权属准物权的专家转向采矿权属最完整的用益物权，以矿产资源是劳动对象，开采中即时消耗不须返还为采矿权客体的被处分作辩解。但是，法律关系的客体和经济关系的劳动对象不可能相通，而且客体没有在开采中即时消耗，完全可以速还，客体被处分误为标的物被消耗。采矿权是财产权、行政权、行为权三个不同层面整合的多面体，不同层面的性质不同。应重构采矿权为独立的矿产权和采掘权（开采权），矿产权是国有特定矿产所有权的让渡，属自物权。     

论环境权的性质

环境权是一项以环境要素为权利对象、以环境利益为权利客体、以享用良好环境为主要内容的,具有人格面向的非财产性权利。环境权本身既非人格权亦非财产权,而是一项需要综合运用公法和私法、实体法和程序法进行系统保护的独立、新型的环境享用权。环境权与资源权、排污权的权利对象都是自然要素,但三者的权利客体各异,分别指向环境支持功能、资源供给功能和环境纳污功能。资源权、排污权属于广义财产权的范畴,在价值取向上同环境权截然相反;自然保护地役权具有民事权利和行政权力的双重属性,属于保护自然的权利。被称为程序性环境权的环境知情权和环境参与权,亦非环境权,而属于保护和实现环境权的派生性权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在本质上属于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之行政命令的司法执行诉讼,尽管同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一样,也具有环境权益保护的重要作用,但二者均不属于环境权诉讼的范畴。     

论我国地役权制度的立法选择

地役权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物权制度体现了土地物权结构利用化的发展趋势,因此我们在立法时应本着国际化、综合运用调整方法的原则,以德国法系的立法体系为参考,并立足本土,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地役权法制度。     

The Symbiosis of Property and English Environmental Law – Property Rights in a Public Law Contex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environmental regimes entailing considerable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are now serving to contextualise and partly to constitute property rights in English law. In particular, rights to use land are ‘democratised’ to varying degrees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are adapted to land‐use problems on an evolving basis. In return, property rights affec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rough legal protections for property interests, although the nature of the discretion exercised within environmental regimes seems to determine the kind and extent of this symbiotic influence. As a result, environmental law challenges property scholars to reflect on the impact of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on property rights, conceptually, doctrinally and in terms of its legitimacy. At the same time, environmental lawyers need to take seriously the nature and legal treatment of property rights in the application and analysis of modern environmental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