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犯罪刑事诉讼程序的完善

针对当前恐怖犯罪滋生蔓延的形势,在我国修订后《刑事诉讼法》深入贯彻实施的背景下,加强刑事诉讼程序规范、运行方式等方面的思考和构建颇具必要性和紧迫性.恐怖犯罪兼具政治性、反社会性、反人类性与组织形态复杂性等不同于一般犯罪的特点.其特殊性对打击该类犯罪提出了特殊的程序性要求.目前可行的具体措施应包括:建立和健全专门的侦查机构、强化技术侦查手段的运用;加强电子监控手段的运用、在监视居所的选择和布置中充分考虑嫌疑人的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以营造有利于其接受诉讼的氛围;对恐怖犯罪遵循源头管辖原则,落实侦查、检察、审判一地实施以提高司法效率,坚决剥夺恐怖犯罪的涉案财产,妥善处置可能涉及的未成年人犯罪.     

西方国家对有组织犯罪的法律规制

西方各国政府都积极地采取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文化的各种手段,加大对有组织犯罪的打击力度,遏制有组织犯罪的蔓延。在这些手段中,法律手段是最重要,也是最常用的手段。     

试论起诉便宜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司法资源的严重不足与犯罪率不断上升的矛盾。另外受非犯罪化、轻刑化等刑事政策的影响以及保障人权的要求,原来的起诉法定主义已经不再适应追诉犯罪的需要,起诉便宜主义应运而生。本文针对起诉便宜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新社会防卫论视角下规制暴力恐怖犯罪的制度反思

近年来,暴力恐怖犯罪日益猖獗,手段更加残忍,给广大无辜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及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无论是在我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新形势下的暴力恐怖犯罪产生了众多新的特点,仅仅依靠传统的刑法规制理念及立法已经不能满足打击严重暴恐犯罪的需要;新社会防卫论从特殊预防的角度出发,通过刑事处罚和犯罪预防相结合,最大限度的实现了对于社会的保卫目的,这同我国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所追求的目的效果是相一致的.我国可以从新社会防卫论的视角,对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的政策导向、罪名完善、刑罚设置、预防措施等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完善.     

共同犯罪实行过限的判定标准

共同犯罪在刑法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为各国刑法所关注.在共同犯罪的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实行犯实施的与共谋的犯罪不一致、超出共谋犯罪故意的犯罪行为即实行过限行为.实行过限认定问题是我国当前刑事司法中的一个重要的疑难问题,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全球化时代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治理研究

全球化时代,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呈现智能化、虚拟化、有组织化的特点,成为联合国规定的17类跨国犯罪中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新态势、新特征对追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证据的收集、检控、审判等活动提出新要求,对传统国内刑法体系和国际刑法规则带来新挑战。目前大多数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国际条约都对侵犯知识产权罪进行了规定,但规定得比较简略,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的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还存在较大分歧。为了更好地打击全球化时代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我国应积极推动并深度参与跨境知识产权刑事司法合作,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调整优化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体制机制,以提升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打击能力,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格局良性发展,促进国际经济贸易与科技关系的深入合作。     

吸食注射毒品罪的立法比较与思考

当今世界，毒品已成为人类的公敌。国际毒品泛滥给全人类的健康和世界各国的政府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控制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日益蔓延的势头，消除毒品危害，世界各国和地区纷纷制定严厉的法律制裁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其中，不少国家把吸食、注射毒品行为规定为犯罪，用刑法的手段打击吸食、注射毒品行为，遏制毒品违法犯罪蔓延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近年来，我国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日益猖獗，毒品蔓延较快，关于设立吸食、注射毒品罪的呼声越来越大。因此，对设立吸食、注射毒品罪进行研究和探讨很有必要，这对于推动完善我国毒品犯罪的立法和打击毒品犯罪活动的司法实践以及参与国际礼会的禁毒斗争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域外取得的刑事证据之可采性

在打击跨境犯罪及犯罪分子的跨国流动中,域外取得的刑事证据在本国刑事审判中具有重要意义。域外取得的刑事证据之可采性判断遭遇的最大难题是各国刑事司法主权的隔阂,具体立法层面牵涉法律依据重叠、证据规则多元、权利保障差异等多重因素。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演进来看,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存在程序优先于实体、实体优先于程序、"程序—实体"二元分立、替代性解决方式四种立法思路。我国立法、司法中采取的真实性审查方式忽略了对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为了促进对跨境犯罪的打击和跨境追逃工作高效、有序的展开,我国相关立法应予完善。     

经济全球化与跨国犯罪的防治对策

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带来犯罪问题的全球化。当前,跨国犯罪问题日趋突出,国家之间如何加强司法协助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显得非常迫切。跨国犯罪具有跨国性、有组织性、犯罪手段多样性的特点,因此遏制跨国犯罪必须进行国际司法协助,这就要求国家间在立法、相互交流信息情报、引渡跨国犯罪罪犯、监控追缴赃款赃物上进行合作。目前国际社会在打击跨国犯罪上还存在立法不够完善,自我保护意识太强,反洗钱机制不完善,有政治分岐和种族偏见等问题。各国应该发挥国际合作精神,采取措施解决以上问题,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     

网络恐怖活动犯罪及其整体法律对策

信息时代的到来,也使基于恐怖主义目的而使用互联网的网络恐怖主义得以产生,它具有网络化、国际化、信息化等新特征,是具有更大影响力和破坏力的综合形式的恐怖活动类型,给国际社会和各国带来新的严峻挑战.目前打击网络恐怖活动的对策包括技术、法律、思想宣传、公共政策等多个方面.其中的法律对策至少应有打击网络恐怖活动的预防与控制法、刑事程序法和犯罪法三个部分,预防与控制网络恐怖活动的立法是关于甄别、发现、介入干预和紧急情况下控制网络恐怖活动的相关措施立法,相关犯罪法和程序法由网络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立法组成.近年来国际社会和各国对打击网络恐怖犯罪的立法都在不断完善发展中,本文通过比较研究国际国内打击网络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立法,进而分析了反网络恐怖活动犯罪的立法现状和未来发展.     

Precursor Crimes to Terrorism and the Local Prosecutor's Role in Disruption

Much of the discussion of terrorism prosecution focuses on the federal judicial system or the use of military tribunals. The passage of state anti‐terrorism legislation in response to September 11, 2001, raises the issue of what role local prosecutors might play in responding to terrorism. Of particular interest is the role that local prosecutors have in identifying offenders who have committed crimes that may be precursors to terrorism and how they gather and share information. Using data from a survey of the 112 largest prosecutors’ offices in the country and information gained from case studie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local prosecutor's role in responding to terrorism, how they are involved i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prosecution of precursor crimes, and the overlap between federal and state prosecution.     

反贪工作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作为一种基本的刑事法律指导方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司法实践活动中早有体现;但是,在司法实务过程中,以数额为主导确定定罪量刑幅度法定刑的规定,存在诸多法律或技术上的障碍和困惑,以及对贪污贿赂犯罪处理上宽严失衡客观情况的存在,都给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造成了困惑和尴尬,因此,完善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刑罚规范,并修改程序法以提高侦查机关依法打击贪污贿赂犯罪能力,将反腐败斗争纳入法治化轨道,同时完善反贪工作中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相关工作机制,成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主要途径。     

论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

我国最新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公诉和自诉的规定,旨在切实保障知识产权被害人的刑事自诉权.然而,司法实践中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极其罕见.认为在适用现行程序法规定和证据规则的条件下,知识产权遭受侵犯的被害人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因此,中国在今后制定或修改法律时,应当确立新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从根本上减轻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刑事自诉人的举证负担.     

略论中国内地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

知识产权对世界各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其进行刑法保护乃国际趋势。在中国内地,对知识产权进行刑法保护是由刑法的保障法功能、刑法追求的公正价值以及WTO的游戏规则决定的。中国知识产权的刑事立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中国内地刑事法律规定了知识产权个罪的犯罪构成,规定了罚金刑和自由刑结合的刑罚手段及公诉与自诉结合的起诉方式。尽管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立法方面尚有待进一步完善。     

论互联网时代诽谤罪的公诉范围

我国刑法对诽谤罪采取自诉为主、公诉为补充的双轨制模式。由于刑法但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公诉依据具有模糊性,同时司法解释本身缺乏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存在同义解释、近义解释等问题,加剧了公诉诽谤罪和其他罪名之间的冲突和竞合,特别是当被害人为地方领导干部时,诽谤罪的公诉权在实务中存在被滥用风险,部分限制公诉权的要件在实务中被淡化甚至忽略。从相对狭义的角度看,“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只有在行为人对侵犯个体法益具备主观故意,但对侵犯社会法益或国家法益不具备主观故意(或无法证明其具备故意)的情形下,才有其独特的法律适用价值并不与刑法其他罪名相冲突。为妥善处理和平衡诽谤犯罪中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内外部变化,建议通过修改我国刑法,将诽谤罪区分为情节不严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三种形态,为充分保障宪法权利,情节不严重的不作为犯罪处罚;为充分保障自诉权,情节严重的为绝对告诉乃论;为依法惩治犯罪,对符合特定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情节特别严重的诽谤犯罪可以依法公诉,以维护网络信息秩序。     

对交通肇事案中的死者进行“全面尸检”的必要性及措施

司法机关对出现死亡后果的交通肇事案件的处理往往不能达到法律与社会效果的有效统一,主要原因在于不能对作为案件认定依据的尸体作及时、科学、适当的检验.而司法实践中因为种种原因而缺乏对尸体的正确处置与检验程序规范化建设的缺失,导致检察机关对该类案件的办理存在诸多诉讼风险.鉴于此,建立由检察官主导的全面尸检程序可以成为司法机关正确办理交通肇事案件的基本前提.     

Simple Rhetoric and Complex Punitiveness: Federal Criminal Justice Responses to White-Collar Criminality

Abstract

Though criminological literature shows that the manifestation of punitivenes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s complex, it rarely differentiates between responses to different kinds of crimes. This constitutes a significant gap in knowledge, as 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white-collar crimes are treated leniently. In light of the “heating up” of political rhetoric, the expansion of federal criminal law, and the increased maximum punishments on conviction, the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whether prosecutorial and judicial responses to white-collar crimes have become more punitive, employing rarely used datasets from the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BJS) between 1996 and 2014.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these responses are more complex and less consistently punitive than the rhetoric and policies advanced by politicians. It endeavors to capture the complexity of punitiveness in practice by measuring numerous variables and multiple point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process, studying punitiveness from multiple angles, using prosecution and sentencing data.     

我国控辩协商程序的规范进路:以认罪认罚案件为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量刑协商模式。协商性司法模式的确立,使刑事诉讼的重心由审判阶段向审查起诉阶段前移,与对抗模式下的庭审实质化相对应,控辩协商实质化亦成为协商性司法模式的基本要求。然而,控辩平等协商作为协商性司法的核心和量刑合意形成的关键环节,却未受到立法、实务层面的应有重视,相应配套之程序性规则体系与保障措施的缺失,使得控辩协商的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控辩双方诉讼实力不平衡导致控辩协商实质性缺位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程序正义是刑事诉讼的灵魂。为增强控辩合意过程和协商结果的公正性,应探索控辩协商之规范模型,从控辩双方的主体地位、决策能力两个层面考量,探讨建立规范、具体、系统的控辩协商程序之基本方向和完善法律规范层面对控辩协商规制不足的路径。     

中国语境下的暂缓起诉制度构建

暂缓起诉作为一种起诉裁量制度,是检察机关行使起诉自由裁量权的方式之一,在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及地区的司法实践中已有了良好的运行。我国检察机关在进行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也探索着试行暂缓起诉。我们需要在借鉴国际上关于暂缓起诉的立法和司法运行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暂缓起诉的诉讼价值,构建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暂缓起诉制度。     

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实证研究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案件处理方式,近年来出现于我国司法实践之中,并在许多地区进行了多元化探索。数据表明,在刑事和解的内容、适用的案件范围、主持者和参与者、和解成功案件的处理方式、需要的工作量和时间、影响成功与否的因素、相关配套制度和效果等方面,有些理论预设是成立的,有些则是不完全成立甚至是根本不成立的。历时两年多的实证研究,不仅检验了刑事和解的各项功能及对刑事和解的正当性基础提供了数据支持,更重要的是在宏观上揭示了我国刑事和解的现状,从而为解决刑事和解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探索刑事和解在我国的可行性模式提供了认识上的基础和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