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权属纠纷诉讼机制探析——以民行交叉为背景展开

对于如何解决民行交叉问题，学界已有诸多方案，但这些方案的目的多在于建立两种诉讼的协调机制即先民后行或先行后民，或是建立两种诉讼的统一机制即行政附带民事或民事附带行政，而较少关注可否通过法律的修改与完善，使纠纷仅仅通过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一种诉讼机制来解决。我们需要检视现有解决机制的利弊，寻找通过单一诉讼机制解决房屋权属纠纷的途径。     

论我国不动产物权登记的审查范围——以违法建筑为视角

从不动产登记行为自身的性质考察，我国不动产登记宜采实质审查模式；基于实证的考察，我国目前的不动产登记应采实质审查模式，以体现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要求；基于转变政府职能角度考察和比较法的考察，我国不动产登记应分流实质审查功能而采形式审查模式，将实质审查功能分流给逐步转型为社会权力者的公证机构行使。     

审理股权转让案件相关问题的调查——涉及工商登记中交叉问题的研究

股权转让制度是现代公司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畅通的股权转让能有效地促进公司筹资和资本流通、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实现股东投资目的。由于股权转让涉及多重法律关系,股权转让情形多而复杂,所以股权转让纠纷经常发生,并呈增长趋势,特别是股权转让纠纷中的工商登记问题日益突出。为了更全面了解公司股权转让纠纷的审理情况,及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我们对北京市朝阳区法院2006年至2008年审理的130件公     

团体法视角下股东除名规则的构建——以青岛奥特莱斯案为例

2011年施行的《公司法》解释(三))为我国商事审判提供了新的法律渊源,该司法解释第十八条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除名制度做出了原则性规定。本文试图通过对青岛太平洋奥特莱斯公司与股东章某的股东资格纠纷案(首例股东除名之争)的分析,从团体法的视角分析股东除名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探析——以ADR为视角

ADR是对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总称,其对满足社会成员多元化的纠纷解决需求。缓解法院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以ADR为视角,构建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符合我国农村社会现实;通过健全组织机构、强化组织管理、完善调解制度和司法制度来构建ADR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对于化解农村社会纠纷．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婚姻登记行政诉讼司法审查研究——以婚姻法与行政法竞合为视角

近年来,因婚姻登记行为引发的行政诉讼屡见不鲜,由于其所特殊蕴含的婚姻法与行政法、私法与公法相互交织的双重属性,使婚姻登记行政诉讼在原告资格、合法性审查标准、法律责任承担等问题上存在较大争议,裁判方案差别较大.如何正确认识与理解婚姻法与行政法、私法与公法相互连接与交织现象,并妥善解决由此产生的法律争议与诉讼问题,实为司法...     

电子商务中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初探——以信息技术应用和消费者保护为视角

基于信息技术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ODR)在电子商务领域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它具有以利益为导向的创造性解决消费者纠纷的潜力.在线协商、在线调解和在线仲裁等都应秉承保护消费者的基本原则,并依赖于不同类别信息技术的保障和推动.ODR优势和障碍并存,多数障碍可随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法律制度的完善逐渐得以克服.     

重塑中国行政审判的价值追求与目标设定——以行政纠纷实质性解决为视角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不能有效化解行政纠纷,追根溯源,原因在于行政审判制度价值追求与目标设定存在缺陷。现行《行政诉讼法》将其立法目的确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该目标设定具有多元性与全面性,却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本文旨在通过探讨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设计所采纳的理论借鉴与其在实践中的＂中国式困境＂来寻求目标设定缺陷的根源,进而对行政审判的价值追求与目标设定进行反思与重塑,以行政纠纷实质性解决为视角,以＂依法行政阶段论＂为理论平台,建议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行政审判制度的唯一价值追求和目标设定,以期达到行政纠纷实质性解决的目的     

论派出所解决纠纷的机制--以一个城市派出所为例的研究

在对四川某中等城市一个城区派出所的调查基础之上 ,本文客观地描述了派出所对治安纠纷和普通民事纠纷的调解机制。以此为根据 ,作者从公安机关和当事人双重角度分析了派出所纠纷解决职能的正当性 ,揭示了派出所在调解过程中从纠纷解决到社会控制的功能拓展。作者预言 ,只要社会结构与犯罪状况不发生根本的变化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之内 ,上述职能的合理性将会继续存在 ;从更为久远的前景看 ,随着正式的法的社会控制的增强 ,警察机关解决纠纷的职能有可能被时间所消解。     

高校教职工劳动纠纷特点及解决机制研究——以四川省高校为例

高校教职工劳动纠纷呈现复杂性、案件调解率低和双方协商愿望高的特点.在教职工发生劳动纠纷时,出现了需要“第三方”又不信任“第三方”的矛盾情结,只有让“第三方”在其中不起主要作用才能既满足教职工对“第三方”的需求又能对“第三方”信任要求,在法定的四条劳动纠纷解决途径中,只有协商符合这一要求,故而解决高校教职工劳动纠纷应首选协商.     

论行政诉讼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实现——以争讼行政法律关系的确定为研究进路

一、问题的提出:行政案件高申诉上访率引发的思考当前,行政案件申诉上访率居高不下成为困扰行政审判的"老大难"问题。据统计,2009年全国法院新收刑事、民商事、行政一审案件6688963件,行政案件虽然不足2%,但行政申诉上访案件却占了全部来京申诉上访案件的18%左右,比平均值高出8倍,绝对数已经超过了刑事和执行。行政案件申诉上访问题,事关国家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实践进路与争议解决:不动产登记纠纷民、行交叉的司法对策——以司法个案为视角

司法实践中,对不动产登记案件的民事、行政重复审理,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不仅给司法公信造成了损害,也对统一司法尺度、正确选择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审判实践中处理不动产登记案件呈现出多种处理方式,体现出公权与私权、行政权与司法权、行政权与私权、行政审判权与民事审判权的互动与博弈,惟有通过强化立案职能、充分运用协调和解机制、发挥变更登记与异议登记的效用,才能在维护法律秩序和保障当事人的权利的基础上实质性地解决问题。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立法的定位与路径思考以四个地方条例的比较为视角

社会转型期,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纠纷解决需求与纠纷解决机制发展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遇到制约发展的法律瓶颈问题,亟须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考虑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法,以解决纠纷解决部门职能不清、社会解纷资源 不平衡、衔接机制不顺畅、保障制度不到位等问题。厦门、山东、黑龙江、福建等地区大胆探索,先行出 台的地方条例为国家立法提供了有益参考。国家立法在吸收地方经验和弥补不足的同时,还需考虑与《民事诉讼法》《人民调解法》《仲裁法》等现行法律的衔接问题,共同构建中央与地方统筹协调、专门立法与综合立法协同推进的多元化纠纷解决立法体系。     

环境侵权纠纷解决机制的经济法解读——以乌油污染案为例

当我国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政府经济管理主体对环境侵权案件的行政调解已经成为解决环境侵权纠纷的主要途径之一时,鉴于普通财产和人身的侵权案件中,政府不会直接介入的特质使我国环境侵权纠纷解决机制具有了经济法的属性.本文试图以乌油污染案为例,在对环境侵权纠纷解决机制的经济法属性和经济法的弱势群体特殊保护原则在环境侵权案件中的运用进行大量分析的基础上.探究环境侵权纠纷解决机制的经济法解读与民法解读的协调与互动,从而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思考我国环境侵权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与未来.     

完善仲裁司法监督制度的现实价值评析——以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视角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强调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而仲裁作为ADR中制度化最强的方式,它与诉讼的关系成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大亮点。因此,理顺仲裁与司法的关系,完善仲裁司法监督制度,对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意义重大。     

行刑诉讼交叉案件的裁处机制——以行政权与刑罚权的双重法律关系为视角

中国法体系语境下的行刑诉讼交叉案件的产生,既源自违法与犯罪二元化处理机制中临界点的模糊性,又来自行政机关与刑事诉讼机关职权的交叉重叠,而最根本原因乃在于实体法中行政权与刑罚权的双重法律关系,即行政处罚权与刑罚权在惩罚严厉程度上的递进关系以及刑罚权对行政管理权(狭义)的保障关系。据此,行刑诉讼交叉案件可分为两类:一是以行政处罚行为为诉讼标的的行刑诉讼交叉案件;二是以行政管理行为(狭义)为诉讼标的的行刑诉讼交叉案件。前者的处理应秉持"刑事先行,先刑后行"的规则,后者的处断则应坚持"行政先行,刑事后理"的规则。     

彝汉杂居地区彝汉间纠纷解决机制——以凉山州为例的初步考察

本文在分析凉山地区彝汉间纠纷的社会背景及现实状况的基础上,以凉山州喜德县人民法院实行的“特邀人民调解员”制度为例,进行查漏补缺,推出了一套结合民族习惯法和国家法,并适用于彝汉杂居地区彝汉间的纠纷解决机制,以期为其他民族杂居地区的纠纷解决提供可行性建议.     

对“虚假诉讼”有关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以浙江法院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的实践为例

权利不应该被滥用,民事诉权也不例外。随着人们法律素养的提高,民事诉讼已经成为人们维护合法权益和解决争议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但借助诉讼这一合法形式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虚假诉讼现象也随之出现,不仅严重侵害了诉讼相对方或者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还极大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与权威性。为加强对虚假诉讼案件的防范和查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成立了专门课题组,向全省各中院和浙江高院民一庭、民二庭搜集了虚假诉讼案例、有关防范意见和成功经验,并赴金华、温州、台州召开中级法院和部分基层法院参加的关于防范虚假诉讼案件的座谈会,以及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学者和律师参加的征询会。在听取、吸收各方合理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中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案件的若干意见》,并已由浙江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程序衔接的检视与完善--以丫省S市两级法院诉源治理网格一体化研究为例

纠纷解决机制(以下简称“解纷机制”)是为治理社会、化解纠纷而构建的由程序规范、制度规则、组织机构以及一系列活动构成的纠纷解决系统。包括解纷机构、规则和解纷程序以及手段方法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域外称ADR,以下简称“非诉解纷机制”)是除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外具有程序简便、手段便捷、结果双赢、效益凸显等特征的所有纠纷解决方式功能的总称。     

诉讼与非诉讼程序衔接的若干问题——以《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切入点

近年来,我国人民法院积极承担了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构和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的使命。2009年,最高法院与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调解、仲裁等实务机构、社会团体和行业协会相互协作,制定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健全诉讼与非诉讼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