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偏差并不构成法律上的出口补贴——评美国《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

标志着美国对人民币汇率掀起新一波进攻狂潮的《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以汇率偏差指控为支点,重心在于将汇率偏差等同于出口补贴。抛开汇率偏差在现有国际法律制度中应由《IMF协定》及其授权的IMF辖制姑且不论,即便依WTO有关出口补贴的规则来审视,汇率偏差及其针对的人民币汇率不仅不在《SCM协定》规定的财政资助和收入支持涵盖范围之内,也没有授予中国出口产品和出口商以利益,而且人民币汇率安排是出于广泛的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而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而非以出口业绩为条件的事实上的出口补贴。《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虽标榜与美国承担的国际义务相符,实际上与之相悖。正因为汇率补贴得不到WTO现有规则的支持,巴西2011年9月在WTO提议建立专门针对汇率偏差的反补贴制度,值得密切关注。     

简析《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

《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是美国在2011年通过的法案,该法案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文章通过分析该法案的出台背景,结合相关国际法原则,认为其不仅有违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义务,也违反了WTO的贸易自由化原则,阻碍了中美双方贸易的正常发展,违背了时代潮流,更重要的是它是一项政治产物.最后指出面对此种法案,我们应当在坚持货币主权的同时进行友好合作,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坚定人民币汇率改革方向.     

人民币汇率争端的法律分析

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近年来国际社会关注焦点,特别是美国参众两院先后通过关于汇率改革法案,不断质疑人民币汇率政策。汇率主权是国家货币主权的应有之义,主权国家有权决定并且改变本国的货币价值,不受其他国家干涉。一些国家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指控,如汇率操纵、汇率偏差、或者是构成"出口补贴",都可以从法理上看到漏洞。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则不足以判定人民币汇率违反国际义务。中国政府应该在坚持货币主权原则的基础上,通过灵活的法律手段解决人民币汇率争端,促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寻求国际合作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法律指控及其新变化

进入本世纪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对人民币汇率提出了多项法律指控,大体可以概括为国际货币法的指控和国际贸易法的指控。前者主要有人民币汇率操纵和汇率严重偏差,后者主要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妨碍了GATT意图的实现和人民币汇率为中国的出口产品提供了出口补贴或造成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倾销。为了突破先前指控的法律困境,近来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指控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主要包括强调汇率偏差,突出和试图分离汇率偏差的贸易效果,将汇率操纵或偏差作为补贴或倾销等。但对美国这些指控及其发展变化细加审视便可发现,其仍然存在难以逾越的法律障碍。     

《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评析

2010年9月29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试图通过修改其1930年《关税法》,授权主管机关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本文分析了该法案出台的背景,简述了其主要内容,并剖析了其立法动向,指出人民币汇率问题对美中经贸关系十分重要,以立法干预贸易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评美国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兼及我国的因应之策

金融危机后,中美人民币汇率纠纷问题不仅重浮水面,而且愈演愈烈。特别是2010年以来,美国上层,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政府要员和总统都纷纷对我国当前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大加指责,并以要对人民币采取各种法律行动和制裁措施相要挟。然而,在既有的国内法和国际法框架内,无论是单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美国施压我国人民币汇率的各种可能法律行动均缺乏其单方所宣称的报复效果和胜算的把握,有的甚至还存在合法性不足与欠缺等问题。因此,我国不应为其喧嚣的谜像所困,而应与之展开积极协商,据法力争,并渐进可控地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从而更好地应对美方的法律挑战和袪除人民币汇率的操纵之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新决议》对汇率操纵的释义有悖国际货币基金协定

为了提升《IMF协定》有关禁止汇率操纵这一规定的可操作性以有效对付人民币汇率,美国等西方国家操控IMF执行董事会于2007年6月通过了《新决议》。《新决议》事实上将是否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汇率作为判断汇率操纵行为存在与否的基准和标尺。证之以《IMF协定》第4条对汇率操纵的规定和其它相关规定,《新决议》的释义不仅于法无据,且与《IMF协定》经过第二次修改而建立的自由汇率制,特别是其中的盯住汇率制相抵触,也有悖于牙买加体系的基本理念和条约解释的基本准则,我国宜根据《IMF协定》规定的机制解决之。     

IMF《对成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评述

2007年6月15日,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大力推动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the Executive Board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通过了《对成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Decision on Bilateral Surveillance over Members'Policies,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废     

论银行“太大不能倒”原则 兼评美国《2010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传统的银行业"太大不能倒"原则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战。建立在银行系统重要性与公共性基础之上的"太大不能倒"原则有其合理性一面,但该原则的适用也带来道德风险、竞争原则的破坏、财政负担等巨大负外部性。美国《2010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通过建立大型银行清算程序最终放弃了"太大不能倒"原则,同时法案建立了系统风险应对机制以预防大型银行倒闭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该立法反映出美国银行监管的价值取向由"系统风险优先"向"公共利益与系统风险并重"的转变。     

论习惯国际法规则在美国《外国人侵权法》诉讼中的适用——兼评2002—2011年美国Kiobel案

在美国《外国人侵权法》诉讼中,习惯国际法是原告起诉的重要实体法依据。在长期司法实践中,美国联邦法院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习惯国际法规则测试标准,即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必须是"具体的、普遍的和具有约束力的"。这一标准与传统习惯国际法的两大构成要素——"实践"和"法律确信"既有所区别又相互关联。《外国人侵权法》诉讼中美国联邦法院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识别与适用极大推动了美国国内对习惯国际法的争鸣和研究。     

美国2009年《个人消费者金融保护署法案》及其对我国金融监管法制的启示

为应对金融危机,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预防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奥巴马政府酝酿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进行彻底改革,其改革方案的核心就是设立个人消费者金融保护署。对于金融监管法律存在诸多缺陷、金融消费者权利保障不到位以及没有构建应对系统性风险的我国金融法律制度来说,美国2009年《个人消费者金融保护署法案》在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及存在系统性风险金融产品及服务监管方面是一个可以借鉴的“他山之石”。     

透视美国公司法上的董事忠实义务——兼评我国《公司法》对董事忠实义务之规定

集中管理模式之下的公司董事具有相当大的权力,股东与董事之间难免会产生代理成本,为此法律规定了董事对公司和股东负有信托义务。信托义务主要包括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我国现行《公司法》对董事忠实义务的规定不够完善,建议我国《公司法》扩大董事忠实义务责任主体的范围,规定举证责任分配,归入权的具体行使主体、行使方式、行使期限等。     

后危机时代中美经济发展的危与机——评《大博弈·中国之危与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承接了东南亚国家的加工制造能力,大量的美元因外汇盈余而输入中国,一举解决了困扰中国多年的流动性危机,庞大的制造业产能吸纳了美元的流动性,形成中国和美国经济之间的"恐怖平衡"。如今,这一"恐怖平衡"正因美国的过度投机、滥用自己的美元霸权而以次贷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形式最终被打破。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面临着再平衡的问题。与此同时,各个有影响力的地区联盟和国家为建立符合各自利益的新经济秩序展开了新一轮的博弈,其间必然伴随着利益、资本和原材料定价权等关键要素的转移。     

价值视角的转变与正义模式的演绎——评美国1998年《ADR 法》

经过联邦法院对 ADR 的十几年的探索实验,美国国会最终通过了1998年《ADR 法》,为 ADR 措施的开展发放了“绿卡”。该法要求所有的美国联邦法院实施“当事人服务型”的 ADR 措施,并允许法院强制当事人参加 ADR 程序。联邦法院 ADR 部门要想成功有效的实施该法,对各种 ADR 措施进行选择,以使其与现有的法院体系相兼容,同时为当事人提供便利,首先要协调好 ADR 措施所内涵的正义模式与一直引导着法院的传统的判决型的正义模式的关系。     

“进步”的隐喻:评《美国进步时代的政府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马骏、刘亚平主编（2010）．美国进步时代的政府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共321页．     

涉外亲属法中的反致制度——评2011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的相关规定

反致概念起源于19世纪末一个涉外亲属法中的继承案件.从其发端到现在,已经历一百多年的历程,随着时代发展,反致制度在世界各国国际私法体系中的地位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涉外亲属法特别是民事身份领域,反致制度—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11年在我国最新施行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对反致制度的取舍显得格外慎重.     

对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之合理性的探讨——兼评《物权法》第106条

2007年3月16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明确规定了不动产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是立法对这一问题的定论并不表明是终局性的定论,尚有值得探讨的余地。本文认为,第三人取得不动产所有权是基于登记的公信力,而不是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对不动产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之争的缘由在于对登记公信力和善意取得制度的认识混淆。     

拯救司法权威——试评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

200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作为当下官方性质的司法改革指示性文件,该纲要对全国司法系统,特别是各级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势必产生重要影响。本文试就该文件的几个重要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并就我国当前司法改革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简要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