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建立职务犯罪检察局的构想

现行的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局和渎职侵权侦查局在检察侦查权的配置上不够合理,应建立统一的职务犯罪检察局。职务犯罪检察院的机构设置必须符合“精简、统一、效能”原则的要求。为保证这项改革正常进行,应解决相关问题。     

论我国职务犯罪防控体系的完善——以中国古代职务犯罪防控为借鉴

职务犯罪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一大公害，是公共权力腐败的突出表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中国历史上专制制度下职务犯罪的真实写照。知古以鉴今，在对职务犯罪防控进行历史考察并借鉴和吸收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完善现行法律、健全专门职务犯罪防控机构、突出检察机关的预防职权、完善教育预防措施等方面全面构建我国职务犯罪防控体系。     

职务犯罪预防的阶层防线及其体系完善

职务犯罪的预防应当从一体化视角入手，创新性地进行体系建构。加强教育，内化认识，使其“不愿”犯罪是基础性前提；加强监督，减少机会，使其“不能”犯罪是关键；严密法网，通过多元化的制度建设与措施安排，使职务主体“不敢”犯罪是核心。建立“不愿”、“不能”、“不敢”犯罪的三防体系，通过三者彼此之间的良性互补和共同运转，构筑预防职务犯罪的强大堤坝，从根本上预防或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     

警察职务犯罪的生成机制及遏制理论

警察力量作为复合行使国家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机关,其职务犯罪问题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运用雷克利斯的遏制理论探究我国当前警察职务犯罪的成因,对建立有针对性的警察职务犯罪防控体系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职务犯罪的制度预防新论

职务犯罪是权力异化的产物,预防职务犯罪的关键在于通过制度建设来制约权力。科学、合理的预防职务犯罪的制度设计应当具有系统性和可操作性,通过建立并完善包括权力配置制度、权力运行制度、权力监督制度和法律惩治制度在内的制度体系,达到从根本上预防职务犯罪的目的。     

职务犯罪初查制度探究

检察机关将职务犯罪的立案条件错解为“客观立案条件”,并以此为据,将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定位为立案前的审查和调查,属于越权立法。初查中局限性的调查手段,根本无法适应查处职务犯罪的实际需要。职务犯罪初查的本质是一种侦查制度,属于初步侦查,有必要于立案之后先开展初步侦查,待获取一定证据之后再开展正式侦查。     

论职务犯罪初查的归位

检察机关将职务犯罪“主观立案条件”错解为“客观立案条件”,为满足“客观立案条件”的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职务犯罪初查定位为立案前的审查和调查,这实际上属于越权立法;而初查中有局限性的调查手段,导致变相地放纵了职务犯罪。职务犯罪初查的本质是侦查,是初步侦查,有必要于立案之后先开展初步侦查,待获取一定证据之后再开展正式侦查。     

职务犯罪初查中适用强制到案措施的思考

从职务犯罪初查工作的实践出发,对被调查对象采取强制到案措施十分必要,但是相关法律条文却对此作出了禁止性规定。检察机关解决实践需求与法律禁止之间冲突的路径皆行不通,根本原因在于职务犯罪“客观立案条件”思想的存在衍生了职务犯罪初查无法克服的缺陷。检察机关应树立正确的“主观立案条件”思想,将职务犯罪初查定位为立案之后的初步侦查,检察机关在初步侦查中可以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到案措施。应立足于职务犯罪侦查的法律监督属性,针对职务犯罪的现实危害性,树立“职务犯罪侦查权威观”,检察机关在初步侦查中对证人也可以采取强制到案措施。     

治权与职务犯罪预防

职务犯罪是权力行使者超越权力、滥用权力、放弃权力行使的表征,是权力商业化运行、垄断运行、无职责意识运行的结果。治权可以通过法律和制度约束、限制、控制权力的行使,预防和减少因权力滥用而滋生的职务犯罪。依法治权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之一,建立权力制约制度,建立检察机关指导预防职务犯罪制度是通过治权预防职务犯罪的可选择方式。     

“性恶论”视野下之职务犯罪问题思考

我国的主流思想历来坚信人性本善,然而在职务犯罪中,对人性的过于信任,难免会让人陷入道德理想主义的泥潭,这不利于职务犯罪的惩治和预防。将性恶论的思想引入职务犯罪体系,一方面,可以促使监督者以看待犯罪嫌疑人的姿态来审视权力者,这有利于监督者加大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力度;另一方面,公职人员也会以权力的危险性来认识权力,这有利于公职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提高警惕,时刻自我监督和自我内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