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选乡长,是扩大农村基层民主的一次探索--关于四川步云乡个案的思考(下)

直选乡长,是扩大农村基层民主的一次探索;分步推进“直选乡长”,符合现实国情;审慎实施“直选乡长”,有助于社会稳定;直选乡长;需要解决合理不合法的问题。     

"公推直选"的效应及思考

“公推直选”的试点使得党内思想、党内矛盾、党的活动方式、干部管理等方面出现新的变化：这是实现政党现代化的必然举措。为了推动“公推直选”深入开展，现阶段，应把“公推直选”的边界定到地方基层领导班子和主要领导；应扎实推动党员代表和群众代表的直选工作；应着重在党员、上级党组织和党外群众三个方面研究配套制度。     

乡镇公推直选制度创新与乡村权力关系变迁

公推直选作为党内基层民主的创新形式,直接给乡村权力体系植入民主精神和机制。公推直选制度创新必然导致乡村权力主体关系、权力授受关系和权力运行关系的变迁,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探索和检验了在推进乡村权力关系民主化、规范化及科学化变迁过程中的制度价值。     

公推直选的四种方式

公推直选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相对于传统的干部选拔制度,融入了更多的民主因素,实现了由选“一个人”到选“一个班子”的转变,是民主执政的一种实践形式。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有利于调动广大党员的政治热情,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有利于形成基层党组织对民负责、为民办事、受民监督的良好导向。从各地公推直选的实践来看,决定公推直选质量高低、成效大小的关键在于选举环节方式的选择。有鉴于此,本着“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拟以乡镇党委领导班子为例,从公推直选不同方式的利弊分析入手,来考量公推直选的实际运作成效。     

治理视域下“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实践机制与完善路径——基于赣南G村的田野调查

“第一书记”制度是传统时期干部下乡制度的延续。在扶贫阶段,主要从资源的视角对“第一书记”制度展开研究,在治理转型的背景下,从治理的视角重新定位和阐释“第一书记”制度的实践逻辑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治理视角强调“第一书记”制度作为一套新的治理体系,发挥资源输入、组织培育、制度引入和文化建设等多元治理功能,其实践逻辑表现为角色定位清晰化、功能发挥多元化、职责边界有限化。“第一书记”制度应该从顶层设计、基层组织和村庄社会这三个层面来完善。为进一步激励制度活力“第一书记”制度与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间有着内在衔接性,表现在其与转型社会的契合性和与治理现代化的亲和性两方面。由此,“第一书记”制度和第一书记可以作为国家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载体和治理抓手,在国家治理和乡村治理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小马拉大车”:经济发达镇治理何以可能?——一个双向调适的解释性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涌现出一大批人口集聚多、经济规模大、城镇化水平高的经济发达镇。这些乡镇有着与中西部县区相当的人口规模、与地市相当的经济规模，但囿于乡镇的行政层级，出现了“小马拉大车”的治理现象。对D市A镇的调研显示，为满足辖区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经济发达镇治理呈现出“双向调适”的行为特征。“双向调适”作为经济发达镇在面对规模负荷增加而组织层级不变的冲突时发展出的一套策略组合，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维度：前者表现为上级政府对基层的充分放权和低职高配；后者表现为基层充分发挥自主性和能动性。经济发达镇得以在这一双向互动的进程中实现功能和结构上的回应性调适，从而能够应对由治理规模所造成的治理资源与治理负荷不匹配问题。双向调适展现了经济发达镇治理的力量来源，构成理解基层治理行为的一个小切口。     

城市基层行政组织的制度调适：一个“主体需求—制度结构”的分析框架——基于深圳市Y街道的实践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行政组织的制度调适是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文章构建了分析城市基层行政组织制度调适逻辑的“主体需求—制度结构”框架,并结合深圳市Y街道的实践进行阐释。制度调适的动力来源于主体需求的存在,因此基层制度调适的起点就在于准确识别治理主体各自的需求。在街道范围内,上级党委和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社区居民是参与基层治理的三类主体,分别产生了政治需求、社会需求及自治需求。政治需求涉及基层党建创新和治理任务达标,社会需求涵盖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和承担社会责任,自治需求则表现为居民的自治呼声。每类需求经由不同的渠道传递到街道层面,推动街道以不同的制度类型加以回应,而制度类型是通过制度结构进行区分的。制度结构的不同体现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化组合。政治需求、社会需求和自治需求分别通过正式制度占主导的命令指导型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协同的支持引导型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占主导的协商互动型制度来实现。     

执行型经营者：乡村产业振兴中的基层政府——基于湖南星镇的田野观察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治理资源的下沉推动基层政府组织形象特征发生重大变化。基于制度逻辑的理论视角,构建出“多重制度逻辑-组织目标-差异化回应行为”的分析框架,并对湖南星镇研学产业发展实践进行历时性观察,以刻画新时代基层政府的组织形象。研究发现,基层政府在乡村产业振兴中会受到服务导向的社会逻辑、执行导向的科层逻辑与经营导向的市场逻辑的形塑,而三种制度逻辑对基层政府组织目标约束与激励的非均衡性,促使基层政府分别采取回避型、合规型以及积极型的差异化回应行为,最终塑造了“执行型经营者”的形象特征。“执行型经营者”不仅反映了乡村产业发展中的制度情境复杂性,更体现了新时代基层政府对治理情境变革的适应性调整,但其对产业经营的深度介入,也会挤占乡村产业内生力量的成长空间。因此,要进一步强化基层政府的服务导向,建立乡村产业培育机制,实现内外相融合的乡村产业新内源式发展。     

乡镇直选与基层民主建设——对云南红河石屏县乡镇直选的思考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在州委、州政府的领导下,对干部任用制度实行了“大胆”的改革:在石屏县的7个乡镇实行了乡镇长“直推直选”,在泸西县实行乡镇党委领导班子组成人员“直推直选”,这是基层民主建设的一次积极的尝试和有益的探索,值得我们去认真关注和深入研究。     

制度哲学视域下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结构与功能探析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为当代中国国家制度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首次提出了“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这一时代命题。回应“制度如何健全”的逻辑前提与实践基础是厘清“制度是什么”等问题,制度哲学为剖析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内在结构样态与外在功能表现提供了合理可行的理论密钥。在制度哲学视域下,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内部呈现出“三大制度层次”与“两大制度类型”相互联结的“三层两型”结构,同时与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图谱等外围制度系统存在结构性关系。依据特定结构及结构性关系,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既发挥着规范领导权责、形成自由秩序与推进规模治理等基本功能,也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图谱中具有清晰的功能定位。     

公推竞选乡镇领导干部的实践与思考

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亟待突破的难点问题。宿迁作为江苏省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综合试点市，一直坚持不懈地在这一领域进行探索。近年来，相继实施了村支部书记“公推直选”、村委会主任“双直选”和村团支部书记、妇代会主任“三荐一选”、乡镇党代表常任制等一系列改革。随着农村小康建设进程的不断加     

制度能力与治理绩效——以上海社区为例

本文考察了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通过对上海45个小区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文章发现居委会的制度能力与社区治理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居委会动员社区外资源的能力有助于提高其服务效率、居委会直选投票率,居委会与物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也有助于提高直选投票率.该研究发现意味着,随着住房市场化和封闭式小区的出现,传统的基于楼组长动员网络的社区治理技术面临挑战,居委会有必要采取新的社区治理实践和技术来强化其制度能力的建设,从而更好地服务、管理社区.本文将制度能力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引入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丰富了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视角.同时,本文认为今后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居委会制度能力的测量指标,并进一步阐明制度能力影响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     

农村基层治理:科层制抑或反科层化?——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的调研分析

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级政府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以“包发展、包党建、包稳定”为主导的联镇包村制度是地方政府回应国家加强农村基层治理的一项制度安排,在制度运行中显现出如下特点:组织高层依赖权威治理,化解政策执行阻力;委派单位依赖代理治理,缓和基层社会矛盾;驻村干部依赖指标治理,提高主体责任意识的科层制路径依赖特性。在压力型体制下,不同行动者的行动逻辑显现出差异化:组织高层由“权威动员”向“参与互动”转变;委派单位由“分利失序”向“合作共治”转变;驻村干部由“被动回应”向“主动服务”转变。这种反科层化的运作方式推动联镇包村制度运行,以此提升基层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进而推动农村基层走向“善治”。     

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制度构建与实践路径——基于农村治理主体结构困境的解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的普遍实行，整个农村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根本性的政治变迁，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农村治理主体结构成为农村治理逻辑结构的核心概念，“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便是这种新的治理模式的集中表述。     

“中国之治”的制度创新逻辑及其效能转化

“中国之治”取得举世瞩目的两大奇迹,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制度优势,“中国之制”成就“中国之治”。本文从六个方面诠释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创新逻辑,即：“中国之治”制度创新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制度创新的理论源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制度创新的现实基础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制度创新的终极主体是人民群众;制度创新的效率标准是人民满意不满意;制度创新的奋斗目标是民族复兴。这一制度创新逻辑是“中国之治”制度创新的成功“密钥”。其治理效能转化的路径为：厘定中国式现代化治理目标,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升治理效率;加强治理评价,凸显“人民至上”的治理价值追求。     

回应型政治:农户需求与政府服务衔接的国家整合

国家整合能力的彰显取决于政府的资源汲取能力、社会控制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之间的三维均衡。农村公共政策之落实,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基层政府来维持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与公共治理。毫无疑问,国家"服务下乡"是政府与农户的双向治理回应,凸显了农户诉求与政府服务的嵌入。基层治理的回应是通过政策实践与价值重构来折射城乡二元融合的时代镜像。对于长期存在的基层治理内卷化的治理危机必须通过"政策下乡"来解构,并通过"软治理"回应和制度异化的消解来革新多中心服务的价值理念,从而达到农户需求与政府理性治理格局的多元议题整合。     

云南省泸西县乡镇党委直选研究

2004年的云南泸西乡镇党委直选,是党内民主改革和基层民主创新的一次成功典范和有益尝试。它在选举范围、选举方式、程序化程度等多个方面都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也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制度变迁和深刻的社会演变。泸西直选实际上成为新时期基层党委领导能力建设和发展的一个新的基点和里程碑。它为新时期基层党委领导能力建设提供契机、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重要的制度冲突。     

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城乡比较——基于场域理论的分析

新时代“枫桥经验”已经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经验,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仍面临适应性困境。为应对社会基础的结构性变迁,“枫桥经验”正在积极顺应城市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在治理内涵、治理空间、治理功能上不断拓展完善。基于场域理论,从治理资源、关系结构、治理空间、制度供给的角度界定城市和乡村基层治理中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适用差异,进而提出新时代在城市基层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优化路径,以期在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场域形塑到行为共生：“场域-惯习”下的驻村干部治理转型——基于广西凌云县的跨度案例分析

从脱贫成果巩固到乡村振兴,基层驻村干部的工作重心逐渐从贫困应对转向基层治理,中国特色驻村干部制度继续发挥效能优势的关键在于应对基层治理场域中的消极惯习。通过对凌云县的实地调研和案例解构发现,转型背景下的驻村干部很难在“内生自治”属性的乡村治理场域中寻求兼具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行为调适。制度、关系、利益成为影响驻村干部基层治理成效的核心原因变量链条,只有打破驻村干部制度的场域-惯习障碍,才能靠有效的接点调适打造基层治理主客体行为共生格局。乡村治理需要通过吸纳乡村内生动力实现驻村干部接点治理共生理念转型,在基层治理实践中重塑干群互动的场域共生关系,动员乡村内生精英并优化外生制度打造内外社会资本共建共享与共治共生的场域治理环境。本研究的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宏观结构分析与微观个体行为分析的二元对立分析逻辑,通过解构制度、利益、关系等核心要素重构基层治理的场域-惯习共生性理论分析框架,为阐释转型期的基层治理格局样态与治理效能升级提供了新的学术话语。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与变迁

20世纪后半叶中国城市社会经历了持续而深刻的变革,主要体现为不断向下延伸的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改造,新的基层治理体系的形成。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究1949年以来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结构与制度变迁的过程,分析国家与社会互动之下的基层社会运行脉络,以此观照当代中国的基层政治发展。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即:国家权力是如何有效改造城市基层社会的,城市基层治理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范式变革,以及在此基础上探究构建长治久安的基层民主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