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角色转换

乡镇企业作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一直发挥着令人惊叹的作用。据统计,近年来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工业增加值的1/2,出口创汇的1/3和农民收入的1/3均来自乡镇企业。(《中国乡镇企业、运行机制与发展研究》,黄鹏章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它的发展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制度变迁或创新来加以解释。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变迁发生的前提条件在于潜在利润的发现和创新主体的推动,而政府往往以强制性制度供给的角色出现。然而,我国乡镇企业的制度变迁轨迹则在经验上极大地丰富了政府作为制度创新主体的理论。由…     

制度变迁理论下的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办教育制度经过逐步认可、鼓励、制度化三个历程,民办教育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借助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框架,民办教育制度变迁的主体、动因、类型、影响因素都会制约民办教育的制度发展。当前我国民办教育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制度方案供给不足、执行过程的偏失,究其原因是制度环境不成熟、政府缺乏合理定位、民办教育存在路径依赖现象,因此政府在民办教育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合理定位、民办教育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自我调整与完善是完善民办教育制度变迁的可行路径。     

党内巡视制度百年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党内巡视制度是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有机融汇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的历史叙事之中,经历了萌芽与初创、断裂与重启、快速发展、稳定与调整、成熟与完善等重大的制度变迁。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范式考察党内巡视制度产生与变迁的内在逻辑,可以发现,党内巡视制度变迁呈现出路径依赖特性,也存在以重大事件为表现形式的"关键节点"。国家宏观制度背景决定党内巡视制度的产生与演化,经济发展程度、利益因素和观念意识形态构成影响其变迁的关键变量。行动者的能动创新与自主性不断推动党内巡视制度变迁的发生。未来,要遵循路径依赖规律并把握"关键事件"推进制度创新,优化巡视监督治理模式,完善巡视工作体制机制,推动党内巡视制度的良序变迁,从而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整体进程。     

制度、政策与效能:国家治理探源——兼论中国制度优势及效能转化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为中国政治学提出了新议题:如何理解制度优势、制度供给与治理效能的关系、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讨论上述议题,需要探究国家治理效能的来源。在当今国际体系中,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其运行状况和竞争实力取决于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发展水平,二是治理能力。这也就是说,发展和治理是国家的双重任务和追求。无论谋发展,还是求治理,国家运转需要有制度支撑,也需要有政策支持,因此,制度供给和政策供给二者互动状况决定着国家治理的绩效。良好的制度要配套良好的政策才能产生良好的效能,中国发展绩效实则就是制度效应与政策效应相结合的结果。中国在实现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方面,尤其是在40多年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显示了良好的绩效。主要资源国家所有和多种所有制下不同经济主体市场化竞争的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单一制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这三项制度的综合效应支持了中国高效快速的发展,也为中国治理优势的展现提供了保障。今后,中国共产党应继续凭借集中性、协调性、持续性、高效性的制度优势,通过改革创新,集中力量解决人民关切的问题,并通过对现实问题的逐一解决最终实现制度的成熟固化。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检视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是解读该项制度变迁全貌的一个新的视角.国家宏大制度背景决定行政审批制度的选择,国家制度背景的变迁也导致行政审批制度的不断变更与革新;各种相关政治变量,包括经济水平、利益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与行政审批制度之间存在一种序列结构,行政审批制度与其它政府政策或制度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序列结构,这种政治变量序列结构使行政审批制度处于一个制度矩阵当中,影响并制约着行政审批制度的安排;制度与制度制定及执行者之行为的互动模式则推动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也存在"历史否决点",而制度激励和制度创新是打破"历史否决点",提升制度绩效的必要手段.为此,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需要重塑政府理念,打造治理型政府,并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而且,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必须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适应加入WTO新形势的迫切要求.     

制度变迁动因研究：一个基于新制度主义的整合性分析框架

新制度主义各流派的制度变迁动因，可以根据是否与行为主体直接相关大致分为非主体因素和主体因素，相应地产生了外生路径和内生路径，但基于单一流派视角的动因论证路径缺乏完整性和有效性。近年来，新制度主义各流派融合与观念整合趋势明显，受此启发，结合外生和内生两种路径，建构出一个整合非主体因素和主体因素、具有动态变化的制度变迁动因分析框架。非主体因素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科技因素和突发冲击因素；主体因素包括行为者自身偏好的变化和行为者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非主体因素和主体因素二者相互联系，不断沟通，在不同的层次上通过外生途径和内生途径对制度变迁产生作用，形成了动态分析模型。     

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管理体制的变迁:历程与逻辑

从正式制度要素与非正式制度要素的分析视角分析中国环境管理体制的变迁,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环境管理体制经历了起步、发展和深化这三个阶段,其变迁逻辑可以用"变迁动因—变迁形式—变迁目的"的分析框架进行解释。首先,环境管理体制的治理失灵构成了环境管理体制的变迁动因;其次,非正式制度要素对现行体制的渗入以及正式制度要素从现有体制中的生成构成了环境管理体制的变迁内容,体制环境、路径依赖和改革强度会对环境管理体制的变迁产生影响;最后,提升环境管理体制的运行效率,扭转环境治理失灵,实现体制均衡,最终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是中国环境管理体制的变迁目的。     

基层政府治理变迁的制度分析——以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步云乡乡长直选为个案

四川省遂宁市中区步云乡于 1998年 12月举行了全国第一例乡长直选 ,本文据此提出一种新的制度变迁理论假设 ,即“双向回应”型制度变迁模型 ,并分析了它的发展基础。认为目前中国基层社会和基层政府的合作创新 ,标明中国的制度变迁正进入上下互动的“双向回应”阶段。直选乡长这一新的制度设计与实施 ,使当地公共事物的治理获得了比较有效的“选择性刺激” ,推动了乡域自主治理的进程。当然 ,这一刚刚出现的新生制度还带有特定的脆弱性。     

福利供给变迁中的政府责任及其实现制度研究——福利供给的国外考察与启示

福利供给,究其本质体现为政府主导下的利益配置的过程,意味着政府担当的具有直接助益性的积极义务,蕴含着责任主体、参与供给主体以及社会成员之间动态、复杂的利益关系。作为福利供给的责任主体——政府必须面对福利供给变迁的客观趋势,思考政府福利供给责任的具体内容及其实现方式。而有效的法律制度设计将促使其在衡平社会成员——福利供给需求者的权利享有与义务承担的基础上,有机协调与非政府部门——福利供给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而共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实现利益的均衡配置。     

制度成本视域下党内法规效能提升探赜

党内法规作为管党治党的制度规范,其运行必然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而成本的高低影响着效能的大小。当前党内法规建设中由于存在设计不科学、执行不到位、监督保障不严格等问题,给其顺利运行带来了阻力,也增加了制度成本。为此,就要求我们注重党规制度供给与现实需求的良性互动、寻求党规制度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促进党规体系的协调耦合以提高制度安排的精准性,减少制度制定成本;要注重提高党规执行主体素质、优化执行环境、严格执行保障以提高制度执行的实效性,降低制度执行成本,从而有效调节党规制度的供给数量、提高党规制定质量、整合党规资源存量。     

国家-社会-生态的互动:当代中国的环境政治过程

国家-社会-生态的互动体现了当代中国的环境政治过程,当代中国的生态建设更多地依赖于国家建设,而较少受社会建设的影响。在国家﹑社会和生态三者之间,国家居于主导地位,社会与生态处于从属地位。环境政治过程主体包括个人和团体,其中团体是环境政治过程的主要参与者,按照团体属性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政治性团体、经济性团体和社会性团体;在环境政治过程中,各主体之间围绕着环境利益的分配进行着利益协商和博弈。当代中国环境政治过程的形成机制复杂,多重环境利益的分配格局决定着各环境主体的行为方式和策略选择,最终型构了环境政治过程。优化当代中国环境政治过程,要依法规制政府环境行动,牵住环境政治过程优化的"牛鼻子";大力推动环境NGO等社会组织的发展,切实保障社会环境利益的实现;逐步完善环境诉讼制度,保障公民个体的环境利益;努力参与国际环境事务,为我国环境利益的保障争取更为有利的外部国际环境。     

建党百年来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制的形成轨迹与优化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范式的分析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制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可划分为萌生探索、试点过渡、全面实施与深化拓展四个阶段,形成的基本逻辑遵循结构性与历时性的变迁机制。宏观制度背景、变量及结构序列、行为主体的互动等构成任期制变迁的结构性因素;"增长回报"的正反馈机制作用是其路径依赖与制度存续的主要原因,而关键节点的出现是制度变革的直接动因。新时代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制的深度完善,需要在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下,不断更新干部管理理念、优化要素及其结构序列、把握关键节点,从而不断推动制度创新发展。     

制度变迁与医疗服务组织:一个研究述评

在中西方学者的文献中,关于制度变迁与医疗服务组织间关系的研究一般基于"制度结构"与"制度过程"的二元划分。前者聚焦于制度的规制性要素,重视制度设计和结构对组织的外部影响,更强调结果评估和工具性考量,这种研究取向广泛地体现于早期和主流的文献中;后者将视野转向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的制度要素,不只是将制度当成外生变量,也将其视作一种内生性过程,对组织的行动、组织间的互动和相依关系、行动者对制度的影响等实施了更多的观照,这类研究虽在中国学者的文献中并不多见,但20世纪后期以来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总的来说,两类研究的转变既与学者们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研究旨趣有关,也与各国医疗服务组织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变迁深刻相连,并顺应了组织理论研究从理性系统范式迈向自然系统、开放系统范式的趋势。对于中国的研究者而言,需甄别西方式的分析工具,从本土的经验出发,深入考察医疗服务组织的实践,进而寻求一种适当的解释逻辑。     

非正式制度与治理：一个比较研究框架——前沿理论、中国实践与研究前景

制度与治理关系密切，制度是治理的依据，治理在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早期的制度主义者主要关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整体性的、宪法性的、正式的制度安排，但近二十年来，随着新制度主义的发展，非正式制度逐渐成为制度研究的热点。目前，非正式制度研究的重点问题是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理论上，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存在互补、竞争、替代、适应等四种互动关系，但较新的研究表明，在现实治理场域中，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互动形式更加复杂多样，形成了目标与绩效、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规则执行、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和供给能力、性别政治、街头治理等六个应用视角，揭示出这两种制度在互动中影响社会行为、促进或阻碍治理目标实现的不同路径。新制度主义下的非正式制度研究方法、应用视角、分析性概念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也存在局限。中国的非正式制度和治理研究前景广阔，可以在扎根中国实践、加强理论对话的基础上，构建更具中国特色的制度研究理论体系，为政治学主流理论贡献学术增量。     

价值冲突与权益均衡:县级人大监督制度创新的机理分析

中国的地方政治制度创新是一个典型的政治过程,涉及制度创新的各行动主体之间的价值冲突,也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与利益的博弈与均衡密切相关。本文总结和分析了近年来县级人大监督制度创新的具体实践和内在机理,认为人大制度作为多重制度价值体系冲突的焦点,是近年来地方人大制度创新相当活跃的主要原因。在转型中国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基本制度设定的原则与精神是制度变迁的前提性约束条件,多重制度价值体系与话语体系之间的相互冲突是制度变迁的动力与源泉,各政治行动者之间的价值、权力与利益平衡是制度变迁最终得以成功实现的根本保障,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典型的政治过程。     

对我国民间组织制度变迁过程理性思考——探讨政府行政管理与群众自治良性互动的途径

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相关制度安排承认了民间组织存在的合法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民间组织的发展与壮大则是其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现阶段民间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完善社会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民间组织制度变迁过程进行理论探讨的目的,是寻求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的有效途径.     

公共服务供需均衡的制度变迁范式

不断扩大和趋于变化的公共需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和供给相对过剩之间的不均衡,需要实现公共服务制度变迁。而要实现公共服务供需均衡,需要创新强制性制度变迁,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竞合。     

更对特权首在破解路径依赖

特权是指个人或集团凭借经济势力、政治地位、身份差别等特殊力量，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所享有的特殊权力（不受制约的权力）或权利（为某些人特设的权利），这些权力或权利有的为法律所规定，有的则在法律规定之外。其基本特点是建立在对某些权力或权利分配不公平基础上的以权谋私或权利专属，目的都是特权主体用之以谋取私利。从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来看，制度僵滞与文化依赖是当前特权存在的重要原因。治理特权首要破解恶性“路径依赖”，强化反特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适应性，实现反特权“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良性互动。     

制度创新的条件及实现路径——基于政府、市场、社会的协商共治经验

社会的发展进步，往往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来推动和实现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本质正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不是为创新而创新的“折腾”,也不是换汤不换药的花样翻新，而是基于发展和治理需求导向的解决方案的探索，是基于社会共识而构建新规则，以实现更有秩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的社会公共生活为目标。制度创新是许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多元共治，被认为是协同治理的理想状态。本文从政府、市场、社会互动博弈的角度分析制度创新的条件和实现路径。研究认为，制度创新可分三个阶段，即博弈阶段、共识阶段和实现阶段，相对应地，其实现需要满足三个“有效”条件，即多元博弈机制的有效运转、制度主体共识的有效达成、符合共识制度安排的有效供给。为推动制度创新的实现，应建立多元博弈机制，凝聚最广泛社会共识，激励解决方案的创新设计与试验，增加有效制度供给，才能带来制度效能的显著提升。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的形成和演进

从制度演进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它从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发展为一项国家制度,这项制度走过了从一个创制、构建到巩固和成熟的过程。在中国的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调整并理顺了民族关系,维持了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但是,该制度本身还需要继续完善,而且制度环境又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因此,发展和完善这项制度,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