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当前的法外"地方立法"

本文首先说明了什么是地方立法,分析了当前地方立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然后指出了法外"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之间的微妙关系,并就国家与地方如何对待基层政府的"立法权"问题作了分析,认为国家应严格控制地方的立法权,地方政府也应掌握好立法权的度,应合法、合理地使用这一权力,以免与国家立法权发生冲突;最后,还指出了现行<立法法>在地方立法权的主体方面所存在的缺陷.     

党内法规制度执行不力的立法探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实践中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其中法规制度执行不力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性和实践性课题.从立法的视角看,引起党内法规制度执行不力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党内法规建设相对缺乏一个总体规划,前瞻性不强;部分党内法规制定得比较粗疏,立法质量不高;党内法规体系不完全配套,程序性法规偏少;党内立法冲突较为明显,协调性不强.     

论我国关于外国法查明的立法冲突

自《法律适用法》颁布施行以来,新法与旧法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渐凸显出来。通过比较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关于外国法查明的规定,试图探讨我国司法实践中关于外国法查明的合法方法。对立法冲突进行比较分析。     

辩论机制促进民主立法

在日前召开的《深圳经济特区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立法听证会上,首次引入了辩论机制。这开了全国之先河,是有助于立法走向科学民主的创新之举。俗话说,真理越辩越明。立法也是一个发现真理的过程。因此,立法过程中的辩论不可或缺,惟有如此,才能准确反映和表述客观需要。在私权愈加发达、权利冲突有所加剧的今天,立法过程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利益博弈的过程。开门立法也好,引入辩论机制也好,就是为了让利益博弈更加公平和充分,找到一个兼顾各方利益的平衡点,从而产生公正的良法。当然,法治的精髓还在于强调对公权力行使的约束和民主制度的坚实保障。在公开听证的基础上引入辩论机制,通过公开报名和保证有不同意见的人参与,还公众以应有的立法话语权,本身就是一种民主政治的实践。让公众参与到立法中来,让立法权的行使处于社会监督之下,有利于实现对公权力的制约,有效解决立法过     

论网络犯罪立法完善的必要性

随着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犯罪率也在不断增高,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性不容小觑。而我国目前对网络犯罪立法方面存在很大的缺陷。完善网络犯罪的立法,降低网络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增加单位犯罪主体;明确规定"电子证据";设立网络警察,收编网络黑客,组建网络犯罪侦查"特种兵",提高和打击网络犯罪的能力,维护良好的网络秩序,还原一个良好的网络环境,已经成为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论行政成本

行政成本是政府行政活动对经济资源的消耗,降低行政成本,建立经济型政府,可以减轻民众的负担,重塑党和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     

论军事刑法的单独立法

军事刑法从古至今经历了从与普通刑法一体到分离再到融合的历程。我国学界对于军事刑法的定义存在诸多不同的观点,通过辨析得出军事刑法的概念。本文对我国现有的军事刑法立法状况进行评析并指出现存的问题,同时对军事刑法的单独立法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进行阐述。     

论提高立法质量的认识论基础

提高立法质量,是加强立法工作,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核心环节,它涉及立法制度的完善,法律环境的优化,立法活动主体素质的提高等诸多问题。从根本上说,提高立法质量是一个认识,把握立法规律的过程,其涉及认识论的许多问题。本文仅从认识论的几个重要环节,对提高立法质量问题作几点思考。     

论金融犯罪的立法及完善

我国金融犯罪立法采取刑法典、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规制范围较广,涉及罪名较多。《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废除了金融犯罪中的死刑规定,但主刑设置仍较为严厉。完善金融犯罪立法的重点是: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行为规定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完善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法定刑设置,增加单位犯罪主体;对逃汇罪增加自然人犯罪主体;对贷款诈骗罪增加单位犯罪主体。     

论我国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之间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中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地方立法和国家立法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一方面,国家立法对地方立法起着指导和依据作用,地方立法总体上从属于国家立法,执行着国家立法;另一方面,地方立法又具有一定的自主性,相对独立于国家立法。正确认识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关系,有利于中国法制体系的整体发展,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有利于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腐败与反腐败的收益成本博弈及对策研究

腐败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比较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腐败的泛滥程度取决于腐败收益和成本与反腐败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博弈。收益高、成本低是当前腐败现象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运用经济学中“成本-收益”理论,对腐败收益和成本的构成因素以及与反腐败收益和成本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提高腐败成本从而抑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发展趋势。     

论立法过程中的利益平衡

立法过程中存在着广泛的利益冲突,社会转型过程中利益冲突力量对比的不平衡性趋向日益凸显,客观上需要在立法过程中进行必要的利益平衡。在构建利益平衡机制过程中,公平、有效等价值追求的实现有赖于科学、合理的制度建设与实施。在利益平衡诸要素中,立法公开制度建设最为重要。具体而言,利益冲突平衡机制的构建应当从立法机关自身建设、扩大立法民主参与、构建合理博弈平台等多方面进行。     

论胎儿权利的立法保护

随着胎儿侵权事件的不断增多，法学界对胎儿权利的保护越来越关注，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对此类案件的裁判更是大相径庭。这反映了我国法律不承认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缺陷和不足。赋予胎儿特殊的民事权利能力，以强化对胎儿的保护是必要的。     

论地方社会救助立法的地方性

地方立法的地方性特征是地方立法的灵魂。地方社会救助立法当然也应该把握好地方性这一特征,以明确地方立法相对于中央立法的定位,防止照搬照抄上位法和同位阶法的地方"二次立法"的出现,使地方社会救助立法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得以发挥。地方社会救助立法的地方性特征应在立法主体、立法权限和立法内容上有所体现。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立法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在行政法治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由于行政立法的滞后,行政自由裁量权往往有时被滥用,极大地损害了行政法治建设.因此,从立法视角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有效运作,显得尤为重要.     

论自由贸易试验区立法路径 ——以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为例

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构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律体系,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立法路径的选择。立法路径的选择既要考虑立法动因,又要检视立法现状。就自由贸易试验区立法的动因而言,根本动因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及其片区的功能定位;直接动因则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推行的改革事项。当前,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立法路径主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主导的"自上而下授权立法",直接导致自由贸易试验区立法的片面性和被动性。为此,应建立"自下而上提请立法"路径,满足自由贸易试验区各片区的主动立法需求,以双重立法路径构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律体系,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发挥"试验功能"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     

论中国行政立法程序的蜕变

自2004年《立法法》颁布以来,我国的行政立法程序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变迁。行政立法从规划本位转变到立项本位,起草从内部协调为主到法治、民主和效能的综合考量,草案审查的法治化和行政法规规章解释制度的改革等都体现了我国行政立法程序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论网络赌博罪的认定及其立法建构

网络赌博罪是一种新型犯罪形式,它凭借其犯罪成本低、风险小、利润丰厚等优势在全球迅速蔓延。相对于传统 赌博罪来说,网络赌博罪隐蔽性更强、监控难度更大、犯罪来势更猛、危害更加严重。网络赌博罪的构成要件有其自身的独特 性．不易认定,再加之现行刑法对此规范不明确,它已成为一种危害严重但又打击不力的犯罪。对此,我国必须尽快完善赌博 罪的构成要件和法定刑,积极寻求刑事法律冲突的国际协调和合作,以有效预防和打击此类犯罪。     

论包庇罪的司法困境及立法完善

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适用中难以妥善处理包庇罪与伪证罪、包庇罪与帮助伪造证据罪的关系,在某些具体案件的定性时往往左右为难。应通过完善包庇罪的方式来解决前述问题,在具体的完善方式上,可取消窝藏罪、伪证罪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将三罪纳入包庇罪的规定之中,同时增加陷害罪的相关规定,形成新的罪名"包庇、陷害罪"。     

论罢工权的立法确认

我国现行立法对罢工权没有作出明确的肯定,但也没有作出明确的禁止,从而使得劳动者的罢工权成了一个灰色地带,这种状况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了。因此,尽快修改现行宪法,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罢工自由,并通过修改和制定相关的普通法对罢工权进行确认并作出严密的规定,这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