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的有效性探微

惩罚作为思想教育中控制不良行为的一种辅助手段,是必不可少的。重视对惩罚的研究,对于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与战斗性,减少教育的失误,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惩罚的时间传统观点认为,惩罚开始的时间无关紧要,惩罚时间的早或晚不会影响惩罚的最终结果,而惩罚过程时间越长,对矫正不良行为越有益。我们曾请五名受到“军人大会检查”惩     

社会整合与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功能

在人类生活中，国家（人民的普遍事务）与社会（少数人或个人事务的集合）是最基本的两大活动领域。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这两大领域几乎重合，即使是人们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也是国家主导和控制下的所谓“行政化”的社会生活。     

"知识-权力"与规训社会——对福柯《规训与惩罚》的解析

《规训与惩罚》是福柯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该书中，他对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福柯认为，权力的运作不仅与知识紧密相关，而且就是知识的实践活动。全景敞视监狱的出现和普及促使了规训社会的形成。现代社会在本质上就是一个规训社会。规训社会的运作借助“知识——权力”这种连带关系来进行。     

论西部大开发社会动员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形式

文章认为,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动员是实现西部大开发的前提条件和重要手段。社会动员有传统和现代两种模式。西部大开发需要的社会动员是现代社会动员。其特点是以利益为杠杆,以政策引导、制度激励、社会的自主参与为主要手段和表现形式。因此,西部大开发中的社会动员的主要内容:一是积极促进民间投资;二是大力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三是积极推动公民有序参与。其基本形式:一是体制动员;二是利益动员;三是精神动员。     

论个体权利的政府侵犯

个人权利是人类权利的惟一实存形式,一旦权利成了社会的权利,社会也就构成了权利的实在形式,这时人的个体权利也就沦为一种虚假的形式而不可避免地遭受侵犯。侵犯人类个体权利的行为一是来自个人,一是来自政府,前者容易识别和惩罚,后者则因借“集体权利”“社会权利”和“国家权利”之名行侵犯个体权利之实,而极具欺骗性和隐蔽性,置受害者于被动和无奈之地。     

论新时期弱势群体与社会公正及其建构

党的“十六大”郑重宣布: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它深刻地表明中国社会已经超越了单纯经济的追求效率阶段,进入了追求社会公正的高度整合期。党的“十六大”正是体现了对这一历史必然性的高度自觉:“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改革发展与社会可承受能力成为理解社会稳定不可忽略的两大因素。 二十多年的实践使人们对改革、发展与稳定关系的认识     

实行教育惩罚的实效性分析

拓宽对教育惩罚的认识,从如何正确运用惩罚、怎样的惩罚才是合理的适度的等,上升为讨论实行惩罚后的效果以及学生对惩罚的认同如何。通过研究实行教育惩罚后的实效性与学生认同感,并通过资料的收集和问卷调查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探讨。结果发现,在学校现有的惩罚处理中,越是严厉的惩罚,再犯的比例就越低,效果越好,教育惩罚的实效性得到了极大的体现。学生也能认识到这点,但是让学生对具体的违纪行为做惩罚处理的判断时,他们认为,合适的惩罚与已有的惩罚相比都有偏轻的倾向,需要对其进一步加强教育惩罚的宣传。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再修订"学生管理规定"时,不仅要进行"调查研究",而且要进行必要的"科学研究",通过定量的分析,充实完善惩罚措施。     

从传统官僚体制到新公共管理:范式转换的社会基础比较分析

官僚体制与新公共管理是西方公共行政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两种范式,他们是不同社会价值观孕育的结果,而这些不同的社会价值观来源于不同的社会基础。传统官僚体制是“物本主义”价值观孕育的结果,而“物本主义”价值观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新公共管理是“人本主义”价值观孕育的结果,“人本主义”价值观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     

科学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促进社会建设全面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七部分的标题是“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强调了加强社会建设与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性．特别是对社会管理的定位、目标、出发点、要求和重点内容等作了明确而深刻的阐述．为今后进行科学的社会管理创新指明了方向。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是两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将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既凸显了两者的重要关系，也强调了社会管理的重要性。     

从社会“失范”看当下的社会管理

当前我国的“社会失范”可以从社会整体层面和个体层面两个角度进行阐述：就社会整体层面而言，维系力的弱化，即整个社会的凝聚力与公信力大大降低；社会结构的层级变化过于迅猛使得社会中的大多数个体都无法适应；社会公共空间的大范围缺失减少了个体交往的可能性，     

社会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之一

(一)《晋阳学刊》开展的关于“社会改革理论”的讨论,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当今世界有两大潮流:一是新技术革命的潮流,它席卷了一切发达和中等发达国家;一是社会改革的潮流,它已波及了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个潮流的发展,必将极大地改变世界的面貌,推动人类社会向前     

基于黑名单管理的社会监督稳定机制理论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从理性人假设出发,基于博弈论的分析方法比较了黑名单管理下的社会监督相对于传统由上至下的单纯监管的优势。通过分析监管者与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博弈关系,进而得出通过社会监督改变监管者的成本收益结构才可以长期提高社会诚信。相反,仅仅通过改变惩罚力度只能从短期中约束失信行为,长期中无效且滋生寻租现象。而通过权利清单法定约束,制度标准公开统一,黑名单公告途径专有化,以及信息共享、联合惩戒可以强化黑名单制度的社会监督机制,促进诚信社会的构建。     

培育公民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和谐社会”之谓“和谐”,从社会伦理的意义上讲是指人自身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要实现这种多方面的内在和谐,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主体性因素上讲,离不开独立自主的人格、平等原则、契约精神等一系列专属于现代社会公民的自觉、自律精神和公民意识;而现代“公民社会”的发育、生成和实践,就客观地孕生并包含了这诸多因素。因此,只有培育公民社会,才能为中国特色“和谐社会”的实现提供必要和充分的条件。     

究竟是"社会国家化"还是"国家社会化"?——从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看当代中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当代探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问题上,“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是当代学者们从两种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的两种相反的经典理论研究范式。“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孰优孰劣?马克思的“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我们科学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以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指导,走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协调发展道路,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必须和必然。     

论智能技术对社会治理变革的影响

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智能技术成为推动社会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研究发现,智能技术所具有的数据理性、赋权治理和隐性规训等特质推动了社会治理的变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智能技术权力化引起社会权力结构重塑;二是数字化治理引起社会治理的理念、路径和方式等发生变革。智能技术嵌入社会治理,在促使社会治理变革的同时,也呈现出社会权力分化、“数字官僚主义”和集体共识困境等负面作用。     

究竟是“社会国家化”还是“国家社会化”?——从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看当代中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当代探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问题上,“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是当代学者们从两种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的两种相反的经典理论研究范式。“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孰优孰劣?马克思的“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我们科学把握国家与社会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以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指导,走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协调发展道路,成为必须和必然。     

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一、加强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社会经济建设成绩斐然，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地改善和提高。然而，近年来，伴随改革发展的深入，社会治理也面临着一系列严峻考验，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冲突频繁，社会稳定维护与社会治理成本日渐增高。     

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及价值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又是“十二五”规划纲要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当代市民社会的理论内涵进一步明确,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进行历史检视,得出中国必须借鉴和超越西方市民社会构建的经验和教训,避免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出现大起大伏的波动,并根据中国国情,借助国家的力量推动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这是中国市民社会构建的必由之路.同时,也对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价值进行了探讨.     

论“社会心理”的内生逻辑关系

“社会心理”既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重要范畴,又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它所承载的不仅仅是人们心灵的现实诉求,而且深深印刻的是人与世界“关系”的经验性思考.在“社会心理”之中,蕴含着三种有着逻辑联系的内生关系:非理性和理性之间的自觉统一关系、社会现实与社会理想之间的内在平衡关系、个人“自我”与社会“他者”互动的现实关系.     

中国正走向社会政策时代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详述了执政党“社会建设”方略，提出构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这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第一次单独阐述社会建设内容。自改革开放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而十六大之后，社会政策才开始陆续制定，社会政策时代向民生渐行渐近。所谓社会政策，是以公正为理念依据，以解决社会问题、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改善社会环境、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为主要目的．以国家的立法和行政干预为主要途径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法令和条例的总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