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中的农民参与:现实困境与实现策略

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推进乡村治理改革、实现乡村富裕的重要举措。农民在乡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实现乡村振兴不可缺少的主体。但当前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存在着农民主观参与意愿不强、"官本位"与"小农"思想残存、农民内生能力不足及传统科层治理缺陷等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中心的角度进行审视,构建农民、政府、乡村企业、社会组织、新乡贤等五位一体的合作方略,实现以农民为主体的良性参与模式,以此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乡村振兴视野下基层治理的路径探究——以马边彝族自治县福来村为例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马边彝族自治县福来村在推动基层治理中,通过党建引领促发展、产业发展促增收、人才振兴强保障、“三治融合”促和谐,积极探索乡村治理发展模式。但纵观各地乡村基层治理实践还存在农村后备人才力量不足、村民自治“行政化”突出、依法治理水平亟待提升、发展内生动力仍然不足等问题。以福来村为切口可知,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充分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大力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要以党建引领带动产业发展,以法治力量赋能基层治理,以人才支撑提供不竭动力,以规范权责优化服务职能,以乡村自治厚植文明乡风。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为农村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要实现乡村振兴就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我国长期以来是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和乡村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还未形成。因此,在产业发展、环境治理及公共服务等方面要大力推动农村和城市的融合,要通过城乡要素顺畅流动来带动农村的繁荣和发展,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乡村振兴战略下构建多元化乡村生态经济体系研究——以福建省泉州市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下构建多元化乡村生态经济体系应以不影响生态系统稳定性为前提,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作为沿海生态资源丰富的城市,福建省泉州市十分重视乡村生态资源保护,积极探索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乡村生态经济体系,在收获喜人成绩的同时也遇到了发展困境。突破乡村生态经济体系构建困境,需要完善管理制度、强化要素支撑、明晰产权、增强生态意识、引导绿色消费,充分发挥政府、村级组织、乡村产业经营者、社会大众等多元主体的作用,持续推进乡村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实现乡村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增长。     

乡村产业振兴的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选择——基于三个案例的研究

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心在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当下,我国乡村产业振兴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人才、信息以及技术等要素短缺;区域产业趋同;第三产业吸引力不强;乡村产业融合不足;产业化联合体机制不够成熟等。基于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理念指导,并通过对三个具体案例和其他一些实例的研究,可以得到关于乡村产业振兴的一般规律性认识,并提出如下优化路径：推动乡村经济多元化;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新业态创新,避免产业趋同;大力引导产业融合发展;提高乡村产业发展组织化程度。     

政府绩效考核何以推进乡村振兴：一个“治理赋能—问责嵌入”解释框架——基于湖南省W镇的经验分析

政府绩效考核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加强对其运行机制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湖南省W镇政府绩效考核推进乡村振兴的细节和全貌进行刻画,梳理出“多元主体参与—合作生产—治理网络维护”的运行路径(1),构建“治理赋能—问责嵌入”的解释性框架,即“治理赋能”是政府绩效考核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通过治理“赋能主体、赋能过程、赋能结果”增强多元主体的供给动力,整合赋能运作优势以及激发群众满意度的价值;“问责嵌入”是政府绩效考核推进乡村振兴的保障,通过“主体问责、过程问责、结果问责”实现主体再造、资源整合和绩效落地。这一解释性框架的应用需要解决主体差异性问题,提升乡镇政府民主化治理意识,增强多元主体合作生产意识,对阐释和验证政府绩效考核推进乡村振兴的运行机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有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高职院校服务乡村人才振兴战略的逻辑分析与实践途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作为乡村振兴人才支撑的重要培育主体,高职院校应该从育训结合、强化培训;分类培养、分型发展;校地合作、产教融合;产业搭台、文化唱戏;依托扩招、大力尝试"现代学徒制"等多个维度展开实践,充分发挥高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功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人才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的“成都样本”与思考

建立健全适应农业农村特点和发展需求的农村金融体系，充分发挥金融扶贫的杠杆作用，是促进乡村产业体系和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成都农村金融综合服务体系的改革创新，是以农业生产流通领域贷款为突破口，搭建起政府、市场主体和金融组织的互动合作平台，有效破解了金融服务供需双方“不想贷”“无可贷”“便捷贷”“不敢贷”等问题，为打通金融下乡“快车道”服务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推广的经验。针对目前依然存在的金融意识与能力不强、地方财政压力较大、改革登记赋码变更滞后等不足，本文提出以继续营造和完善市场化环境为重点，从意识培养、产品创新、信息共享、政策扶持等方面进行优化完善。     

乡村旅游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实施路径探析

乡村旅游发展具有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基础和比较优势,符合乡村全面振兴的系统要求。从产业来讲,发展乡村旅游可以引领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夯实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从人才来讲,发展乡村旅游可以为人才搭建创业创新平台,增强农村对人才的吸引力;从文化来讲,发展乡村旅游可以对优秀乡土文化进行保护、传承和利用;从生态来讲,发展乡村旅游可以有效改善和提升乡村生态环境;从组织来讲,乡村旅游发展涉及协调村民、基层党组织、农民合作社、社会资本提供者等多个群体,客观上可以完善各类乡村自治组织,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乡村产业振兴中创业型村干部的行为逻辑研究——基于东部S乡镇的调查

乡村产业振兴的基础是人才振兴。具有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能力的村干部,是乡村产业振兴的人才基础和关键保障。随着村庄治理事务转换、产业项目密集下乡和村干部结构优化需要,基层政府吸纳具备村庄内部人资格、创业经验丰富等优势特征的富人担任“一肩挑”村干部,创业型村干部不断涌现。在实践中,创业型村干部通过包干基层政府产业项目,以获取创业起步的生产资料;建立联农带农合作社,以承包和转包方式经营和管理乡村产业;创新营销方式,以保证乡村产业盈利和生产村庄权威,形塑乡村产业振兴新格局。创业型村干部在实践中容易滋生“私人化”运作风险,引发乡村产业经营管理扭曲和村庄负债,未来需要加强对创业型村干部的督察和考核力度。     

建设城乡一体的幸福美丽新村——构建乡村振兴乐山五通桥模式的思考

当前,乐山市五通桥区面临集镇缺乏规划、村落基础条件较差、农业产业不强、农村环境不优等问题,这些严重制约了全面小康的进程。因此,我们要构建新型城镇体系,打造乡村振兴的骨架脉络;打造新型产业体系,提供乡村振兴的持续动力;优化要素配置,夯实乡村振兴的支撑保障;美化生态环境,明确乡村振兴的绿色之路;创新基层治理,打牢乡村振兴的基层基础;培育乡村人才,引来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     

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耦合互动机制及其助推路径分析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乡村振兴的新篇章,标志着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农民工是乡村振兴的助推器,是解决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重要抓手。一方面我国乡村振兴面临着人才缺失、农民主体性缺失、乡村治理无序、资金短缺等多重困境;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项目和平台,其政策红利吸引着农民工进行返乡创业;同时,农民工返乡创业又能及时弥补乡村人才缺口,促进乡村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资金保障,并能够改善乡村社会治理。因此,可以通过实施差异化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引导策略,构建多维度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环境,开展针对性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支持等途径来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工作服务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前进的道路,国家也鼓励社会工作参与到这一时代的大潮之中.文中分析了社会工作何以可能参与到乡村振兴之中,并提出社会工作可以从推动农村产业发展、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推动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促进公益事业发展、充实农村工作人才队伍、助推农村社区共同体的重建等六条路径推动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产业生态化的实现路径——以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给农村产业的生态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农村产业生态化是推进“三农”工作、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长汀县通过将治理水土流失与发展绿色产业相结合、将改善生态与改善民生相结合，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进行了生态化改造，实现了从“治山”到“治穷”再到“绿富共赢”的重大转变，走出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共荣之路。通过对长汀县产业生态化路径的分析，总结其产业生态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以期为其他同类型地区提供有益借鉴，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     

生命共同体理念下乡村生态振兴的法治保障研究

乡村生态振兴就是要实现"天蓝、地绿、水清、土净"的新面貌,实现乡村振兴其实质就是要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保护不平衡、乡村内部以及城乡之间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平衡、乡村内生环境问题与城市环境问题转移之间的不平衡,最终实现环境、资源和经济发展的公平正义。乡村生态振兴面临多重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乡村环境保护立法缺乏、环境伦理观念缺失、污染治理机制缺位和环境执法机构缺少等。乡村生态振兴法治保障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建立以硬法和软法规范双重作用软硬兼施的混合法模式;提升环境伦理在乡村生态振兴中的法律化和民主化演进;实现乡村环境执法主体扩张与公众合理环境利益诉求机制的程序设计;推进乡村环境管理政策和法律规定的多向转变;推进法治保障下的绿色发展和绿色消费新格局。     

民营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机制和途径探索 ——以聊城市为例

推动民营经济助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聊城市紧密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以"项目扶贫"助推乡村产业振兴,以"扶志扶智"助推乡村人才振兴,以"公益服务"助推乡村文化振兴,以"绿色发展"助推乡村生态振兴,以"能人治村"助推乡村组织振兴,在民营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具体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和弱项:党政部门的政策宣传和引领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民营经济人士的理想信念需要强化,民营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方式需要进一步改进;乡村的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需要进一步改善。深入研究"聊城模式",总结"聊城经验",对于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乡村全面振兴下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体系建设的实施路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体系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保障,对推进共同富裕、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创新、支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体系仍然存在政府缺合力、数据归集难、评价不精准、风险防范弱、产品匹配难等问题。建议基于社会各界形成的政府主导型、金融主体主导型和市场机构主导型建设模式,围绕信用建设“常态化”、数据归集“规范化”、主体画像“精准化”、风险防控“高效化”、农村金融“均等化”五大方面,加快构建完善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体系,为金融活水注入乡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探析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工作不仅仅是简单的劳动力回流农村,更体现了城乡之间多元复杂关系对整个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与变革的影响。要实现乡村文明和生活富裕的总要求,需要从国家层面为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科学的宏观部署,需要各级地方政府具体实施,努力解决好乡村发展中的与农民收入、就业、医疗、住房、政治参与等切身利益相关的系列问题,尊重新生代农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不断完善乡村公共服务,引导新生代农民工为乡村振兴战略做出贡献。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大战略,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崭新命题。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运行逻辑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来促进“三农”的全面现代化。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把握好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内涵意蕴,构建适合于乡村社会发展的现代农村社区治理制度,形成多元参与和政社良好互动的农村社区治理结构,夯实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处理好技术化治理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关系。由此,使农村社区最终达到治理有效的目标。     

对乡村全面振兴中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在内的全面振兴,尤其在当下总体已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应该聚焦重点、弱项和短板,确保乡村振兴既平衡又充分,如实现产业兴旺与农村养老的有机融合、实现乡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持续激发村民群众投身乡村全面振兴的内生动力、让驻村干部更好担当作为等。立足“人”这一乡村全面振兴的主体做文章,便能更好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全面振兴新格局,稳步推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